达 理
人 为 何 许 人 也
1599年3月15日，“生于中国广东”的埃斯特板.德.卡布雷拉（Esteban de Cabrera，受过洗礼的华人改用其教父名字）在塞维利亚立了遗嘱。 1605年，佩德罗.费尔南德斯.德.基罗斯的舰队离开卡亚俄（Callao），船员中有两名中国水手，......
《马尼拉的华人-十六七世纪》中文版序言
请我向中国读者讲讲出版本书的原因。在乎情理之中，故欣然命笔。预先提示一下：为避免无谓的重复，在这个简短序言里，当必须对一些事件进行阐述时，我尽力使用一些新颖的例子。
对于中国，很多世纪以来，在西方流行着非常含混的认知；曾以为是一个硕大地区，那里居住着sinas或seres(‘制丝人’)，一个常年生活幸福与和平的人民（“躲避跟其他人的交往，但是希望跟他们做生意”， 这是公元一世纪，老普利尼奥的判断）；那种云遮雾障的想法就是希腊罗马传递给新生欧洲的传统概念。尽管如此，十三世纪始，由于马可波罗和传教士们（一般是方济可会徒）的旅行，忽必烈的中国变得立体和更加清晰。1375年，一份世界地图在加泰罗尼亚面世，一个半真实半虚拟的世界，已经在其中得到反应，那图后来饮誉全球；图上绘制的城市人（Chambalech, Zayton），以及对大汗（Magni Canis）的提及，向我们还原的是一个停滞在时空里，还在蒙古人统治之下的中国。
尽管如此，这种与事实有着巨大差异的落伍观念继续维持了上百年。1492年，西班牙欲与葡萄牙竞争远东的航路；葡萄牙走的是好望角，西班牙寻找从西方到达东方的线路。天主教费尔南多国王，故此下令准备一些国书交由克里斯多瓦尔.哥伦布带给早已不复存在的大汗， 因为在很久之前，元朝已经在历史上消失了；更有甚者，当时在整个欧洲通行拉丁语，这些信件都是用拉丁文写的，就好像在北京帝国朝廷上也必须使用这种语言似的。
哥伦布就是这样相信，1492年他在中国海一带航行过并且感到已经接近契丹（Catay），尽管在他的道路上横亘着一个莫名的新大陆---阿美利加---，从而致使他的梦想落空。葡萄牙，要更加幸运，在此之前到达了热望的目的地：印度（1498年），马六甲（1511年）随后中国（1513）。尽管如此，对西班牙人来讲，意想不到的大陆阻隔并非无法逾越的障碍。其古老的愿望终于在1519年，如愿以偿，那一年，一支舰队从塞维利亚启航，目的地就是香料群岛（摩鹿加），1521年最终奇迹般地登临该岛。在这相同的1519年，科尔特斯( Hernán Cortés)踏上了韦拉克鲁斯(Veracruz)的土地，到1526年，已经从墨西哥的西海岸，派出了一支小舰队，去救援驻扎在蒂多雷（Tidori, 在今印尼马鲁古群岛） 的西班牙人：刚拿下该国就开始行政管理, 这是一支前奏曲。
争夺对香料丁香的垄断，致使伊比利亚的两个强国之间斗智斗勇，陷入战事，结局是1529年西班牙，将所有的香料权利都让渡给葡萄牙。但并未因此而丧失在亚细亚扩张的热望。几经失败之后，1564年西班牙人最终踏上了宿务，不久后在吕宋建起永久定居点：终于得以进入东南亚，故此，为感恩费利佩亲王（未来的费利佩二世国王），将这些岛屿命名为菲律宾。但是葡萄牙人，尽管已经占先，继续构成[西班牙]同中国贸易的劲敌，虽说从1581年到1640年，葡萄牙和西班牙（也就是澳门和马尼拉）属于同一个王室（费利佩二世和他的继任者）；在本书中能够见到这种竞争残酷性的明显证据。
从在菲律宾群岛定居伊始，西班牙人就经常遇到中国商人的船只。双方全都发现了这个不期而遇所带来的黄金机缘。尽管如此，最终结局却是云泥之别。西班牙人打算仿效葡萄牙人建立的澳门，虽说为之做了好几次努力，终未能在天朝帝国土地上扎下营盘。相反，1572年起，“桑格利”纷纷来到马尼拉经商，数年之后，他们所建立的生意[在各门类]都占了相当大份额，无论是外贸还是内贸，令土著人和西班牙人都无法与之竞争。1596年，航海家佩德罗.费尔南德斯.德.基罗斯（Pedro Fernández de Quirós），抵达菲律宾首府，在那里生活的中国手工艺人和商人数量和种类令其震惊，为庆贺新总督（Francisco Tello）的到来，心灵手巧的手工匠人准备着烟花，对此他为我们留下了精彩绝伦的描述。1600年11月7日，荷兰海盗奥利维多.范.诺尔特（Olivier van Noort）靠近马尼拉附近时，首先看到的就是一条中国船；接着他在日志上奋笔疾书：“这些(菲律宾)岛屿什么财富也没有，但最值得一提的则是华人来此进行的贸易，那是些最精明的商人”。
即刻开始，从马尼拉，华人扩散到西班牙帝国的全部边境。举两个早期的例子足矣。1599年3月15日，“生于中国广东”的埃斯特板.德.卡布雷拉（Esteban de Cabrera，受过洗礼的华人改用其教父名字）在塞维利亚立了遗嘱。 1605年，佩德罗.费尔南德斯.德.基罗斯的舰队离开卡亚俄（Callao），船员中有两名中国水手，航行中他们辨认出美拉尼西亚(Melanesia)的一种水果，与他们家乡的是相同的。故此，塞万提斯，1615年诙谐地想像“中国皇帝”要将《堂吉诃德》当成该国的一本必读书，而极有可能的则是，在现实生活中，他见到过原籍天朝帝国的某个人，漫步在马德里或是塞维利亚的街道上（顺便请注意，对远东的认知是如何提升的：大汗的形象已然逐渐消散，如今谈论的仅仅都是皇帝）；这种场景---一个中国人在西班牙定居---过去曾经异乎寻常，而如今由于全球化，在伊比利亚半岛最幽深的地方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而在当地，“华人”（“日用品”店主，就是说，那些售卖生活必需品的零售店商）已经几乎成了必备的和不可或缺的形象。不过，咱们还是回到菲律宾题目上来吧。
由于人口增长毫无节制，桑格利的人潮在马尼拉持续不断地涌动，那里成了欧洲的第一条唐人街（Chinatown）。1596年，基罗斯估计，定居在菲律宾首都的华人数有20000人，而西班牙居民仅有千人。在这个失衡上，还叠加了另外的一些冲突，从而恶化了两个社群的关系：如果说西班牙人可以极其强硬和高傲地发号施令，而华人，表面上如此恭顺，并不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轻易地听命服从。本可以在两方面之间担任中间人的修士们，却愿意按照自己的形象教育那些新入教者，从没想到他们自己应该化为中国人（耶稣教会曾经试验过的方法，在传教实践中，相较于重大的结果，取得了更多社会成就）。很清楚，存在着一个极其强大的理由，让宗教人士们怀有这种压倒性的紧迫感，要去传播福音：在他们看来，未受洗礼的死者将直接下地狱，永远遭受烈火烧灼，除了基督信念，没有其它拯救方法。转变这些所谓非教徒的急迫性由此而来。
但是中国人，特别是跟日本人相比，是些叛逆的新入教者，作为深思熟虑而非一时冲动的一类人，极小可能轻易皈依，而又忠贞不渝。传教士们的失望是巨大的：一般的规律，中国人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社群，几乎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其它的移民社会也遇到相同的围墙。
[双方]关系开始恶化。第一次撞击声在1593年隆隆响起。戈麦斯.佩雷斯.达斯.马里尼亚斯总督在公海为中国桨手所杀，这在西班牙人当中引发深深的不安。如此多次被引用的基罗斯遗嘱向我们指出，两年后，在马尼拉采取措施，预防可能的桑格利暴动。预料之中的造反在1603年爆发。中国人应该是陷入到深深的失望之中，遂投入到一场殊死战争，西班牙人惊恐万状，肆无忌惮地进行镇压。恐怖的暴动，其结局便是血流成河，满目疮痍。
但悲剧之后，再度面临严酷现实。在日常生活中，殖民社会不能舍弃华人的高效率和勤劳。因而，为了避免经济破产，必须要紧急召回昔日之敌。这是千百例子之一。1607年，由于缺少高质量的劳力，方阵长埃斯基维尔（Esquivel）不得不中止在特尔纳特(Ternate)的城防工程；在这些灾难的重压之下，他向国王上书恳求：“殿下，请颁旨提供更大数量的桑格利，尽可能多的各种行业都要”。 这是工程竣工之所需，跟经济总体良性运行紧密相连，而这不仅仅是特尔纳特的，也是吕宋的局势。马尼拉再度充满华人，惨剧亦再度重演。
尽管对进入甲米地的船只，海关手续要求繁多，马尼拉的当权者不知道或是不愿意限制这股人潮，所以，西班牙人一贯就是非常积极地立规矩，然后并不遵守。另一方面，有利可图便会不可避免地滋生从事地下移民的黑帮，几个华人的头面人物应当是卷入其中的。已经证实，有几位桑格利头面人物残酷无情地压榨自己的同胞，并贿赂殖民当局，以便得以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从另方面，西班牙人也从未放弃牺牲他人利益而致富的机会: 华人的税收是菲律宾财政的主要来源，而他们私底下的支付收买着全部管理阶层的皇家官员。为了撑起群岛的经济，有些总督采用极不正当的加税措施，意味着对桑格利真实的强取豪夺：亦是暴动的丰富营养液。
不过对抗并非全部历史。所幸，还有长长的和平时期，其间，中国的手工艺人在马尼拉百花齐放，通常他们都没有留下名姓。正是他们办起印刷所，出版了大量拉丁文和西班牙文的精致图书；正是他们担任着诸如Boxer codex, 如此精美手稿的书写员和画师；正是他们用象牙或是木料雕刻出珍贵的塑像；正是他们发挥聪明才智用牡蛎贝壳代替玻璃创造出了半透明的窗扇；正是他们建起了诸如汤都和岷伦洛教堂那样的基督教堂。他们强劲创造力的最高表现形式则是八连（parián），市场，那里可以买到一切：从奢侈至极的丝绸到最珍贵的香料；可是这宏伟的建筑，集万千财富于一体，却同时也是一个聚居点（ghetto）：华人住在一侧，西班牙人住在另一侧，中间竖起一道墙。
不能说这是最好的相互理解方式。但是面对这股密集而封闭的人潮，如此必要而在数量上又如此难以管控，这堵墙---可同如今美国或是欧盟在其边境上竖起的，或是中国在其古代建起的墙相提并论---，殖民社会把它当作唯一的措施；他们结伙蜂拥而至，故此，更加难以吸收。其责任不仅仅是由于西班牙人的固执。菲律宾所遇到的问题，随后也发生在荷兰人的巴塔维亚（Batavia）；而在世界上的一些城市里，至今存有一个华人专属区域，Chinatown的事实, 归纳起来，表明在融合一场失控的移民时，遇到了相同的失败。
尽管如此，华人留下的烙印却是难以磨灭。经马尼拉出口的各种奢侈品，洪水般涌入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Los Austrias）全境的各处市场，其中有一件物品，刚一运抵阿卡布尔科和随后的塞维利亚，就令女性喜出望外：所说的就是“马尼拉大披巾（Mantón de Manila）”或“中国大披巾(Mantón de China)”， 西班牙女人学会了使用这些大围巾。在一部光彩夺目的小说，《福尔图娜塔和哈辛塔》中，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Benito Pérez Galdós)向我们提供了那些大披巾贸易涨跌的信息，非常有意思，十九世纪中叶和末期，是从上海直接运送到西班牙；作家以一种优美的语句总结承认对源头的欠债：“这件物品，这个民族级的艺术品，如此是我们的，就如同铃鼓和斗牛一般，实际上除了用法，那不是我们的；我们亏欠着出生在世界另一侧的一位艺术家，一位阿雍（Ayún），他用自己的全部生命和其作坊令我们典雅”。 对加尔多斯来讲，阿雍是那个从上海开始向西班牙出口货物的中国人；但是在他之前，从十六世纪起，已有很多其他手工艺人，将他们的刺绣品运送到伊比利亚半岛，甚至将大披巾转化为西班牙的独特符号。扇子是另一项立刻融入到伊比利亚文化和魂灵的创造。
如同五百年前的西班牙人一样，我刚一开始学习西班牙在太平洋的扩张史，就对中国人和他们的行迹产生了浓厚兴趣。这种兴趣，加上先天的好奇心，导引着我怀抱一个也许过于雄心勃勃的规划：这曾是一场如此迥然不同的两大文明的独特相遇，写一部有关的著作，殚精竭虑，将那些消逝于淡忘之中的主角们发掘出来。多年之后，这个意图化为读者您手中的这部书。我对这本著作的众多缺陷非常有自知之明。最大的一个便是我对中文的无知，这阻碍我将书里的西班牙文描述的名字还原出来，也妨碍我参阅未译成欧洲语言的书籍和文献。聊以自慰的就是，为了克服这个缺陷，呕心沥血，我集中了所有与此题目有关的文档，它们通常反映的也是西班牙人的观点； 如今期盼有人将中国人的源头资料和观点收集全，并作出一个总体分析。 在任何时候，我都力争不使自己的判断陷于片面，尽管不确定是否一直都做到了这点。总之，一件事善始而数度未得善终，无须为之惋惜，实非易事。
几年前，我的好友钱江教授就建议我将这本书译成中文。即刻欣然从命。随后，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院长叶农教授立项支持，借此表达深深敬意。最后情理之中，深深感谢译者安大力先生付出的巨大努力，将如此宽泛，复杂和晦涩的书籍译成汉字。真心非常感谢所有这些人。
胡安.希尔
2020年10月17日，于圣卢卡尔.德.巴拉梅达（麦哲伦船队始发港，属加迪斯Cádiz）。
（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