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风的家乡是一个偏远、贫困的小村庄。从我记事儿起,老辈儿的人到过县城的不多。奶奶、姥姥都是裹脚的。村里不到二百口人,一律按辈份排着。谁也不知道,究竟这样排了多少代;但谁都知道,过日子就是干农活、吃粗饭、娶媳妇、生娃娃;“面朝黄土被朝天,老婆孩子热炕头”,周而复始,代代相传。
儿时的我,听到村头传来小贩儿的吆喝,就会一遛小跑出去看热闹——听那拉长了腔、拧转着调儿的叫卖声,就是一种蛮有味道的歌谣了。有时看到卖鸡仔、鸭仔、鹅仔的,就伸长了脖子,往那筐里瞧:看那鹅黄色的绒毛,红红的嘴头,挤在一起,发出嫩嫩的叫声;这心里美滋滋的,比城里的孩子逛动物园还开心。如果运气好,也能看到骑“洋车”驮着简单机械的人来,或磨刀,或车纺车的机轴。每逢这时,不等人家支开摊子,孩子们就已经围了一圈,议论着那些洋玩意到底是怎么转起来的,居然把个机轴弄得那么圆,还有槽儿!
长大一点儿,日子开始没有那么好过了,娘要帮着干家务,爹也开始赶着下田。我比别的孩子幸运一点:爹是村里唯一念到高小(就是小学五年级)的“文化人”,不太逼我下田,却紧紧逼着我读书。仔细想来,我从来就不是个好学生,只是因为逃避又苦又累的农活,装模作样呆在学校里,直到吃饭才回家。三四年级的时候,爹发现我学习一塌糊涂,就狠狠揍了我一顿,并且搁下重话儿:“再不好好学,就回家干活!”我害怕了。
曾怯怯地问过爹:“上学咋恁要紧哩?”爹只是说:“在咱这里活一辈子,没意思!”后来,还是娘跟我说:“爹是要你读书考大学,然后进城,好娶个城里人作媳妇。”我有点茫然了:“不是人人都说娘是村里最好看的媳妇吗?这城里的女人到底长的啥样儿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理解爹,这活着有没有“意思”可是件大事。
长话短说,父亲在我这个又懒又馋的儿子身上遂了愿。我上了大学、娶了城里人作媳妇、甚至后来还成了美国人的爹。但是,那个“意思”却一直没找到。上大学的头一年,还有些新鲜;但很快就有了危机。假期我甚至不敢回家见爹娘,城里没有他们要找的“意思”。我照旧不是个好学生,在大学校园里,常常一个人躺在草地上,望着蓝天白云发呆(好在那时的天还很蓝,晶莹剔透的)。我选择的专业是那时还髦的物理,不是怨教授讲的差,里面除了冷冰冰的公式和机械的定义、定律,什么意思都没有;于是,我到图书馆翻遍各种书籍、报刊,到处寻觅人活着的“意思”。
好不容易,我对文学、自然哲学有了一点兴趣,甚至也慢慢喜欢上自己的专业;但最终我发现,父亲说的那个“意思”实仍然难以找到。文学作品偶尔能激动、调整一下心情,但不能满足我的心灵。我依旧躺在校园的草地上发呆,想起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內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刚刚品出那么一点味道[1]——“‘兮’字显得多有诗意啊!”转念就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幼稚!这“兮”不就是一语助词吗?和家乡土话里面的“哩”“啦”有什么不同?“大风起”又怎么样?“云飞扬”又怎么样?你把它们换成“镪剪子”“磨菜刀”不也一样吗?就这样,在我耳畔,“大风起兮云飞扬”和“时不利兮骓不逝”都被“翻译”成儿时听到的“歌谣”:
镪剪子嘞磨菜刀——
小鸡来嘞买小鸡——
小鸭来嘞买小鸭——
小鹅来嘞买小鹅——
……
我的大学,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么度过的,是在城里。
圣经《传道书》1:1-18
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
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
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
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
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
万事令人厌烦(或作万物满有困乏),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那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
已过的世代,无人记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记念。
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作过以色列的王。
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作的一切事,乃知神叫世人所经练的,是极重的劳苦。
我见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
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
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
我又专心察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这也是捕风。
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