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邓小平为何选择在1989年辞职？
大中小2013-09-17 22:37:11转发TwitterFacebook打印投稿电子报
【多维历史】经历了三落三起的邓小平在毛泽东去世后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他没有像毛泽东一样一生不放权，他主张“干部年轻化”。1989年他提出了退休申请，虽然那一年发生了令世界震惊的“六四”事件，但在事件结束之后，邓小平依旧践行年轻化的思想和原则，“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邓小平为何选择在这个时间点辞职呢？我们从香港记者吴小莉主持的节目《邓小平九二南巡始末》中看看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的解读。
以下为节目文字记录：
吴小莉：研究中国历史，不难发现中国以前的改革者很少有成功的，即使成功了也难以持久，如古代的商鞅、王安石和近代的“戊戌六君子”。究其原因是中国的封建文化影响深重，既得利益者竭力地维护旧秩序，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正式登上舞台的改革开放正是这样一种最困难最危险，也最少成功把握的事业，尽管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历史已经证明邓小平领航的这场改革取得了成功，但却并非左右逢源一帆风顺。
二十年前就曾有过那么样一个历史节点，让曾经三起三落历经了大风大浪的邓小平都备受考验，因为那时改革派被打入了谷底，慢慢长夜持续了三年。
新闻资料：我现在把银行的存款全取出来了，我抢购了一个床，本来我不想买这个床，说实在的我家里有木床，完全可以够用，挺新的我这木床。
觉得这么一买菜，这有数的这钱往出一掏，掏心似的。
解说：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十个年头，却在一次突如其来的经济大失控中留下了特殊的周年纪念。
就在许海峰为中国击落第一面奥运金牌的这一年，一场前所未有的全民经商潮悄然涌动，改革的步伐从农村踏入城市，经济列车瞬间提速，几近狂热，而在喧嚣的马达声背后，本就紧缺的企业生产资料越发捉襟见肘，为了保护国有企业利益，“价格双轨制”政策在1985年初正式启动。允许同一种产品在计划内与计划外合法的拥有两种不同的定价，但出人意料的是这场旨在推动市场发育的价格改革很快演变成了一场疯狂的游戏。
杨继绳（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我在一个地方采访，在天津一个招待所，当时没有宾馆住招待所，招待所有个人拿了个钢材条子，1000吨的条子，是800块钱一吨，他马上卖给另外一个人，1000块钱一吨，他没出房门就一千吨就赚了多少钱了，一吨赚了两百块钱。这个人没卖钢材，又1200卖给另外一个，所以老百姓传得很多叫“倒爷”，他们叫“倒爷”。
解说：“倒爷”是中国改革进程中一个特有的名词，这一群人的出现，曾令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流通体系彻底崩塌，今天“倒爷”这个词似乎已经渐渐褪去了贬义的色彩，不过“倒爷”中有一部分特殊的人被称为“官倒”，他们背靠权力，掌握资源，通过“走后门”“批条子”按照官价拿到商品，再按高出其两三倍，甚至更多的市场价出售，赚取差价。
徐景安（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你凭关系，你根本不需要钢材，但是你认识这个钢铁厂的老板，钢铁厂的供销人员，给我一部分指标，谁要我就卖给谁，那这叫投机倒把，这个现象当然是违法现象，这和双轨制是两码事，但这个是必然由双轨制带来的副产品，带来的问题，因为有权力了，我拿了指标就可以赚钱，那就必然带来这个腐败，这是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
杨继绳：当然老百姓很不满意，跟现在腐败那当然没法比，但那时候就很不满意，老百姓对腐败的承受能力比现在要差得多啦。
解说：为了遏制局面，1987年的北戴河会议决定实行“价格闯关”全面取消价格管制。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前院长）：我看到一个报道就是，在1988年重开全国人大的时候，李鹏总理去向邓小平先生汇报这个人大会的情况，然后邓小平就说代表反映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然后李鹏说价格问题，然后邓小平说看来价格问题不解决不行了。
然后后来他在好像接见朝鲜一个代表团的时候讲到价格改革就说，中国有个关公，过五关，闯六将，我们价格改革，我们可能闯的关比他还要多，斩的将比他还要多，这就是出现了1988年“价格闯关”。
解说：“闯关行动”从上海开始，1988年3月，上海调整280种商品的零售价，这些商品大多属于小商品或日常生活必需品，价格涨幅在20%到30%之间，各地物价很快出现失控局面，一场抢购风潮席卷了全国。
杨继绳：抢购、全国各地都抢购，抢购了不得，我们当时经历了抢购，你比如说一个商店不让开门，开个门缝这边钱进去，那个塞东西拿出来。
陈锦华（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这个老百姓都拿着这个拿着这个脸盆去排队买油嘛，那都开除党籍嘛，那个时候都弄得很厉害，拦不住的。
杨继绳：抢购闹得人心慌慌，抢购同时在那里挤兑，钱放在银行里赶紧提出来，有的县银行的柜台都被推翻了。
解说：当时的报纸这样记载，物价如同脱缰的野马撒蹄乱窜，而人们就像昏了头一样，见东西就买，“电视机有图像就抱，电风扇能转就拿，电冰箱有冷气就要”。
张维迎：这时候中央害怕了，赶快刹车，所以大体是过了不到十天，国务院就出台文件开始整顿价格秩序，控制价格，然后再说我们“价格改革闯关”不是说一年而是说五年，更长的时间，最后中央又决定“治理整顿”就是价格改革“闯关”就失败了。
解说：1988年7月，政府叫停“物价闯关”对经济实行全面“治理整顿”大幅提高银行存款利率，削减基本建设投资，这些政策固然让物价上涨幅度从18.8%降到了1990年的3.1%，可是经济增长率也从11.3%跌到了3.8%，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路上探索的改革遭遇了一次巨大的波动。
杨继绳：平息下来以后，中国改革也没方向，没有方向所以感到茫然，当时我记得1989年春天，中国经济研究杂志开了个会，我去参加了当时的改革者年轻的都是我们在哪里，不知道我们现在在，我们在哪里，我们向何处去。
解说：现任《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的杨继绳，自1968年进入新华社后一直到退休，干了四十多年经济口的记者，也和北京高层政治圈有过密切的交往，他根据接触到的大量第一手资料，采写了不少颇有影响力的著作，在他看来，扑朔迷离的政治风雷一直伴随经济改革滚滚向前，左冲右突，波澜起伏，而在八十年代末的经济困境中，曲折前行的改革派也正面临着1978年以来的最大危机。
杨继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是邓、胡、赵“铁三角”“邓、胡、赵”体制嘛，说这个体制是比较稳定的体制，对中国推进改革是有好处的，的确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6年比较稳固地向前推进。
解说：但是到了1986年和摇滚、朦胧诗，一起风靡大江南北的，还有日渐活跃的政治能量，邓小平在这一年6月重提政治体制改革，舆论高调响应，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也都热情高涨，一场未曾预知的风暴悄然降临。
杨继绳：1986年，自由化，所谓自由化比较严重，后来危及共产党的领导，所以最高层包括一些老同志他们就很反感，说胡耀邦因为胡耀邦对知识分子比较手软，对知识分子比较好，对自由化镇压不力，所以1986年12月份开他的生活会，就批评他嘛，就1987年1月15号开生活会，胡耀邦宣布辞职嘛。
解说：中共中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2005年11月20日，胡耀邦诞辰90周年，这是继胡耀邦1989年去世之后，中共中央第一次高调纪念这位前中共高层领导人。
杨继绳：胡一直是从改革开放以来，他干了两件大事，一个是真理标准讨论，对思想解放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二个事就是解放干部，平反冤假错案。
胡德华（胡耀邦之子）：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是一个过程，而并不是像有些人理解的这么简单，好像发了一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就思想解放了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过程。那么它为什么呢，就是说在平凡大量冤假错案的时候都是碰到很多都是毛主席，就是毛主席同意的，比如说“打倒彭罗陆杨”，比如说“打倒刘邓”，比如说“61人叛徒集团”，比如说这个什么陶铸、彭德怀，你凡是碰到这些事的时候，都最后归结到，最后跟毛主席那边有关。
那么在这个时候究竟是以，我们是以事实，以我们是用实事求是的观点来解决这些案子问题吧，还是以谁批过来解决问题，其实在我爸在没参加工作的时候，他就帮助人弄这些玩意儿，就是说所有的东西，就是凡是弄弄弄就卡在这儿了，弄弄弄就卡在这儿了，所以就说我们到底应该以什么来衡量。
他很早就跟我讲了，他说你忠于毛主席你忠于他什么，他说你终于他个人，还是忠于他说的话，他说我认为还是应该忠于他的学说，而不是哪一句话哪一个人，他说要忠于他的学说。
解说：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胡耀邦一直被认为是披坚执锐，冲锋在前，从支持包产到户到关切特区建设，再推动党内民主，反对终身制反特权，他用自己坦荡的胸怀和火一样的热情彰显了改革者的无私和无畏。
杨继绳：胡耀邦、胡耀邦他比较开明有关系，胡耀邦总想不能老这么管着，总得改革开放慢慢放，当然胡耀邦也有点民主思想，有一点可能是，但是上面不喜欢他这样的，赵紫阳不一样，他在最早就提出来就是政治上反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喊得比较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经济上反左，就是搞商品经济，他是这个思想。
解说：一年前“价格闯关”失败的阴影和经济“治理整顿”的强硬力度，让1989年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到了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银根紧缩，消费降温，工厂开工不足，乡镇企业大面积倒闭，失业人员增加，资金流通不畅，而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动荡，更让12年改革积累出来的变革形象和成长锐气遭到空前的挫折。
杨继绳：1989年7月份，我到天津开发区采访，天津开发区塘沽嘛，一个宾馆，整个宾馆就我们两个人，我带着一个年轻记者去，整个宾馆就我们两个人住，吃饭就我们两个人吃饭，全部外商都走了，加上外国制裁等各种因素，内外交困，经济上遇到很大的困难，改革开放面临夭折的危险，这时邓小平来说，他应该是心里应该是比较不太舒服的。他必须挽回他这个形象，必须把改革开放重新推进，而且他什么也不是，就是个普通党员。
解说：1989年秋天邓小平提出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
邓小平：一句话，感谢同志们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退休的请求，衷心地感谢全会，衷心地感谢同志们。
吴小莉：1989年的这个秋天，还有一件大事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那就是作为东西两大阵营交锋的最前沿的柏林墙一夜之间轰然倒塌，更产生了一连串“骨牌”效应。导致了苏联和东欧地区的政局持续“恶化”使得意识形态的争论在当时的中国变得非常敏感。
不少人担心私营企业的膨胀发展，最终造成社会主义中国的“变色”，那些针对改革政策的质疑指责从四面八方射来，《人民日报》原评论部主任编辑马立诚和资深记者凌志军，在《交锋》一书当中记录说，“那些密集的连珠炮似的批评文章满天飞，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十分罕见的现象”，而事实上，这样的争论和交锋正是从那个时候起就埋了伏笔。
杨继绳：当时中国面临几个有几股，有四股政治力量，第一股力量就是毛泽东，还是坚持毛泽东晚年的一些思想路线，就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文革那套路线，后来“两个凡事”作为一种比较好的表达，这个力量随着粉碎“四人帮”以后就大大地削弱了。
第二个力量就是政治上还是保持原来的状态，经济上松动一点，计划经济作为一种体制它不变，但是加上了一些市场的调节手段。第三种力量就是政治上还是不变，经济上更放开一些，不一定要坚持计划经济，可以搞商品经济，甚至市场经济，这个力量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
第四股政治力量就是，政治上搞民主化，经济上搞市场化，这当时在当时来说没有合法地位，没有话语权，真正势力比较强的就两个，一个是坚持政治上他们，政治上一致的都是不变，一个是搞计划经济，一个是搞市场经济，政治上高度一致的情况下，在经济上走什么路，完成了一系列的博弈。
解说：在不同观念的交锋碰撞中，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安定因素不断地集聚发酵，改革的风险日渐加剧，在对未来走向的探索中，激进的思路渐渐退潮，一种渐变式的改革理念成为新的主流。1989年邓小平提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此后“稳定”成为一个频繁出现的名词，《人民日报》在1990年的元旦社论中写道，“只要保持稳定，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解说：当时红极一时的《亚洲雄风》成为了不少人在那个沉闷压抑年代里的激情回忆，当时低迷的中国经济亟待唤醒，而人们对于现实的不满与彷徨却又似乎在民间掀起的“红太阳歌曲热”“红像章热”和“红宝书热”中找到了慰藉，在熟悉的语录和旋律四处弥漫的同时，一股反“和平演变”的浪潮也正悄然兴起。
杨继绳：反“和平演变”就是针对邓小平改革开放带来的和平演变，当时邓小平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一个中心，反“和平演变”后来把反“和平演变”也变成搞两个中心，一个中心反“和平演变”第二个经济建设，就是要推翻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决定呐，这当然很危险，邓小平不干。
解说：在2011年6月出版的《李先念年谱》从书中，公开披露了从1989年7月到1992年3月间，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先念，与江泽民的九次通信，其中有六次提到了反“和平演变”。
1991年1月底，邓小平按惯例乘专列从北京到上海过春节，当时同在上海的还有时任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杨尚昆，邓小平和他进行了多次会谈，同时邓小平还视察了上海的航空、汽车等工业公司和南浦大桥建设工地，发表了不少讲话。
当时作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每年上缴财政占全国的六分之一，但在改革开放的各个领域却都已经落后于广东，若没有“非常”手段，上海振兴将无从谈起，直到1990年2月，专程南下到上海过春节的邓小平提出要开发浦东，两过月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于4月18日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邓小平的这些讲话，无疑是送给上海人的一个个“大红包”，刚刚蹒跚起步的浦东开发开始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杨继绳：上海《解放日报》就是1991年3月2号、22号和4月22号，发了三篇评论，就是“皇甫平”的名义发三篇评论，就是转述了他这些看法。
解说：“皇甫平”的署名普遍被认为是“黄浦江评论”的谐音，而据当时组织撰写评论的时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后来回忆其实还有“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的含义。
杨继绳：看法了这些看法之后北京转载，北京不转载而是批评，发了文章批评，批评皇甫平评论，北京报纸当然知道皇甫平的文章是来源于邓小平的讲话，还批判，有人追查，为什么评论来头说是邓小平讲的，邓小平讲的也不能这么发啊。
解说：北京接连打出的“喷嚏”不光触动了上海的“神经”全中国都“感冒”了。
杨继绳：我说“姓资姓社”的大批判”实际上是“批邓”，这次“批邓”不是出现在毛泽东晚年，而是出现在改革开放12年之后，邓小平1991年春节上海之行及发表的讲话，不但没有起作用，两种改革观和反“和平演变”的调子还越来越高，改革开放继续倒退。
解说：1991年8月19日，苏共党内的强硬派发动政变，企图废除时任总统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并取得对苏联的控制。
杨继绳：苏联“八一九事件”就是苏联的左派，传统势力把戈尔巴乔夫赶下台了，我们中国新华社第一个发消息，中国还准备派代表团去支持他们。当时报道没有表示，第一个报道嘛，当然我们要有倾向性，要倾向政变那一方嘛，左派，但是我们也不要喜形于色，不要露出来，结果左派没站住，几天就垮下来了。
解说：尽管戈尔巴乔夫很快便控制了局势，但苏联内部的权力平衡已被打破，之后短短数天内，不少前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四个月后苏联解体，这个庞大的红色帝国正式走入历史。
杨继绳：苏联巨变以后，中国共产党有危机感，危机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就是苏联没有改革，才出现这种危机，另一种认为苏联没有反“和平演变”才出现这种危机，加强反“和平演变”主张再重新强调帝国主义的威胁，外面的威胁。
陈开枝（原广东省委副秘书长）：就是因为苏东的巨变给左派提供个所谓理由嘛，说你们搞吧，那个时候在广东的人到外省，听说是广东那边来的都回避，你来自资本主义复辟的地方来的人，北京出差的人到广东都要两三个人来，不然回去说不清楚，那臭得很呐，当时的广东。
解说：年近八旬的陈开枝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人，自言对南粤大地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当时身为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的他，经历了八十年代特区跌宕起伏的风起云涌，他曾带有戏虐地总结说，这里是“香三年臭三年，香香臭臭又三年”一直到1992年，背负着沉重压力，自认“臭到不行”的广东人终于盼来了一位久违的老人。
陈开枝：1991年上海谈话没成功，这是最后一步，我邓小平到改革开放的前前沿阵地上去，我把我的思想告诉老百姓，起码将来历史上证明邓小平是怎么样一个想法，也可能可以即使封锁了，还可以透过“出口转内销”他就是从这个角度决定，非要最后一步，真的最后一步了，88岁了。
吴小莉：陈开枝后来成为了唯一自始至终全程陪同邓小平视察广东的地方领导，他回忆说自己是在1992年的元旦这一天接到了省委书记谢非的电话，当时他正在佛山南海检查工作，收到消息之后就马上往回赶，当地同志问他为何如此着急，他回答说，你们可能很快就会知道答案，但也可能永远都没法告诉你们。
陈开枝坦言，当时身为广东人的那种压抑着的深沉感觉就要爆发了，其实整个八十年代，珠三角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鲜花和荣誉自是纷至沓来，但也是身处非议责难的漩涡，在风口浪尖上踯躅前行。而随着大环境的风云突变，原来意气风发的特区走到了失意，甚至绝望的边缘，本该温暖的南方陷入了严冬，邓小平在冷眼观察了多年之后，终于坐不住了，决定要走出“紫禁城”一路向南。
（本文根据2012年2月13日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播出的《春雷：邓小平九二南巡始末山雨欲来》节目整理）
(甄嫣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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