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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彭德怀、邓小平等整粟裕内幕zt

(2009-11-21 19:57:23) 下一个
1958年彭德怀、邓小平等整粟裕内幕

核心提要:1958年5月,有近20年时间走着顺路、风光无限的粟裕,运道截然而斩,忽然遭遇人生的“滑铁卢”,受到彭德怀、聂荣臻、陈毅等人的批判,罪名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者”。

先小会再大会,定调子再扩大,这是一个整人的“潜规则”。几次小范围的中南海居仁堂批判会议,参加者有邓小平、彭德怀、聂荣臻、陈毅、贺龙、罗荣桓、叶剑英、林彪、黄克诚、谭政、萧华(10位元帅中朱德、刘伯承、徐向前未参加),主持人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注1)。发言最激烈的是陈毅、彭德怀、聂荣臻、邓小平、黄克诚5个人。

准备功夫做足后,批判小会转为有1400人规模的大会,参加人员也扩大到全军各大单位的负责人。原华东野战军的高级干部自然有不少人奉命与会。

粟裕是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实际的最高指挥员,三野将领过长期在他的指挥下浴血沙场,早将粟裕看作是三野的一面旗帜和自己的光荣。他们对突如其来的批粟很不理解,言行上就有抵触。

三野将领不过关,批粟行动就卡壳,搞不下去了。

办法总比困难多。彭德怀于是开始组织有力人物做三野干部的思想工作,施加巨大压力。他们轮番上阵,个别谈话,要求人人过关,与粟裕划清界限。

陈毅过去是三野名义最高负责人,现居外交部长,以口才著称,又有领衔批华东局最高领导人饶漱石的经验,自然成了出面做工作的首选。他除了找人个别耐心谈话外,还在千人大会上做了长篇专题发言。

彭德怀很满意陈毅的讲话,高兴地说:“陈毅同志的发言对我们有很大教育意义,对我们反个人主义有很大作用。”(注2)刘伯承、粟裕、肖克是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批判对象,而只有粟裕的罪名是“个人主义”,刘萧是另外的“教条主义”。陈毅大批个人主义,无疑针对的是粟裕。

同时,如果陈毅只是一般隔靴搔痒地发言或者如有人所说的“明批暗保”,那么绝不会获得指责粟裕“阴”的彭德怀如此兴奋不已的评价。

但令彭德怀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一年后的8月21日,又一个军委扩大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时,陈毅因留守北京没上庐山,这时候赶紧继刘少奇之后,重炮出击,第二个表态说:“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代表,在庐山公开跳出来反对毛主席,应当彻底批判。”(注3)

因为陈毅出面和彭德怀等人的巨大压力,绝大多数三野将领不敢为粟裕说话,有人甚至跟风批起粟裕来。

原南京军区政委傅奎清回忆说:“那时批判粟裕,我们华东局的同志不发言,还批评我们,说我们的态度不端正,因为华东局的同志都知道,粟裕二让司令,什么个人主义、野心家?根本不符合事实。”

原华东海军司令员张爱萍回忆说:“那次会议,说到粟裕同志的个人主义,我就不同意,我找过黄老(黄克诚),说粟裕同志不是那种人,我就不发言了吧,黄老点头说,也好。可后来军委领导还是指定我表态,我没办法,只好说粟裕同志过去在华东胜仗打的多,是有些骄傲的,总参千头万绪,总长不好当,算是表了态,但领导还是不满意,说我软弱,还点了我的名,后面发言的几个同志看到我被批评,说得都很重。”

后来有些戴着有色眼镜的浅薄者认为,批粟时三野将领不敢出面给粟裕说话,说明粟裕威望不够或者本身就该批。

按此高论,1959年批判彭德怀,彭德怀的“威望”更是小得可怜。全军不但没有人站出来帮这位昔日的解放军副总司令说话(钟伟是偶然的例外),他最亲信的副手、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曾被人称为“反对张宗逊就是反彭总”的张宗逊还当了急先锋,反戈一击,在庐山会议批彭最积极(因此保住了副总参谋长一职)。

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甚至将彭德怀一拳打倒,说“彭德怀!你也有今天呐!”。北京军区副政委王紫峰也动了粗,把便纸篓当高帽子扣到了他头上。其他野战军将领落井下石,譬如萧华之类更是不胜枚举。

彭德怀如此,林彪亦然。

1971年“九一三”后,当年唱着“林总的命令往下传”的四野将领们,除了沦为阶下囚,失去发言资格的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无一人敢挺身而出给林彪说话,几乎都是闻风而动,赶快揭发,与林彪撇开干系。
吴法宪其实早在得知林彪上了飞机后,就积极主动协助周恩来采取全国紧急措施,多次请示周恩来是否打下自己多年追随的“林总”的飞机。只是最后被毛泽东“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话否决,否则,堂堂威望无比的林总,真有可能直接死在嫡系老部下的手中。

此前此后,批刘(少奇)批邓(小平)无不如此。

因此,以组织高压下的形势逆推被批判的对象威望不够,甚至揣测被批对象本身一定有问题的结论是相当荒谬的。

但实际上,相比之下,批粟的情形还要略好些,除了其他野战军的萧劲光、陈赓帮着说公道话外,毕竟还有几个三野的高级将领敢当面抵触,以示不满批粟。

批粟裕的时候,他的嫡系老部下叶飞、王必成、陶勇成为重点“攻关”对象。

但无论怎样威逼利诱,叶飞是死活不开口,神仙难下手。

陶勇则说:“首长,你是知道的,我家境贫寒,八代祖宗不识字。我自己呢,当了团长还不认识自己的名字。这样吧,就请你的秘书写一篇揭发材料,我来念吧。”


果然,陶勇发言前就郑重其事申明:“我文化低,识字不多,这篇稿子是首长的秘书写的。但这里笔划多的字实在太多了,怕念不好,错的地方,请x秘书补充……”


结果,陶勇的发言被取消了。

王必成则另有办法。他不拿讲稿,即兴“揭发”粟裕:“我,王必成,奉命揭发大阴谋家粟裕。粟裕的大阴谋,有两点我体会深刻,那就是‘大’和‘谋’”。

接着,他讲了济南战役未结束,粟裕就向中央建议打淮海大战,一役基本解决歼灭蒋军的主力问题。“中央采纳了粟裕的意见,我们取得了决战淮海的胜利,提前两年解放全国。这个谋有多大,我是小人物,不敢评论,也没资格评论,但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最清楚……”

王必成最后说:“粟裕阴的一面,我没有体会,请知情者揭发出来,让我们受教育!”

他的话一出,四座皆惊。与会的贺龙早年行走江湖,佩服的是这种肝胆相照的仗义,他很是赞赏王必成,说:“王必成可信、可交,可深信、可深交!”(注4)

王必成“又臭又硬”的不合作态度,也就成为1979年在昆明军区任上,被重掌大权的邓小平临阵换将,改为武汉军区司令员(不久调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闲职),不能参与指挥对越作战的由头之一。他最后只得让儿子、怀孕的媳妇和女儿上前线,悲壮地说:“我不能参战,但我们家有三个半人参战,此愿可遂,此志可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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