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傅斯年与毛泽东窑洞相会
——选自《傅斯年与陈寅恪》
1945年7月1日，褚辅成、黄培炎、左舜生、章伯钧、傅斯年、冷遹一行六人，乘专机到达延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
7月2日下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在延安杨家岭会见六位参政员，共商国共合作事宜。晚上，毛泽东专门设宴款待。
此次重组访问的六人中，黄、章、左、冷皆属于民主同盟或与之有密切关系的成员，褚辅成是老国民党党员，素以老实的读书人著称，傅斯年属于无党派人士，学界重量大腕。很明显，褚辅成与傅斯年加入这个班子，是受到黄培炎等人极力鼓动和拉拢方加入的，主要目的是给外界造成一种多党派、多团体的民主气氛和色彩。对此罗家伦暗地里曾略带讽刺地劝说过傅斯年，让其“不要和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来”。意思是不要跟着黄培炎、章伯钧等一班人闹腾，天下事不是靠黄、章等几名策士就可以捭阖得了的。
就当时的情形论，在六位参政员中，当属左舜生和傅斯年心境最为复杂。
左舜生，湖南长沙人，与毛泽东同庚。早年与毛泽东同系“少年中国学会”会员，20世纪20年代赴法国留学。后来提倡国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1925年，左舜生成为中国青年党领袖之一。1930年与陈启天在上海创办《铲共》半月刊，以铲除消灭共产党为宗旨。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他出任秘书长，积极倡导反共。7月3日上午，左舜生与毛泽东交谈时说道：“我认为，一个国家的政党可以有多个，军队却不能各个政党都有。否则，就要发生内乱，国家就不太平。”
毛泽东听罢没有作声，左舜生见对方没有接话，继续说道：“我们青年党就主张走议会道路，不办武装，成为国家真正的参政党，对国民政府没有任何威胁。”
话音刚落，毛泽东忍不住问道：“你的意思是要我们向你们学习？”
左舜生答：“谈不上学习，我认为我们青年党的这种做法是对的。”
“怎么对呢？”毛泽东颇不以为然地问道。
“和平议政，对政府没有威胁，也有利于各党派的团结嘛！”
毛泽东听出左舜生的弦外之音，说道：“我也主张一个国家只有一支军队，但要看军队掌握在谁的手里，为谁服务。要知道，一个没有武装的政党是没有力量的，被蒋介石视为土匪乱党的人，若没有一点自己的武力，根本无法生存，更不用说有发言权了。老庚呀，你这个青年党的‘军事爷’，怎么连这点道理也不懂呀！”
时年52岁的左舜生又提出一个令毛泽东颇为尴尬的问题，他要与毛泽东的新任夫人、原上海著名影星蓝萍见上一面。毛当即沉下脸来，以“我不认识蓝萍”，后又改为“她生病了”为由予以拒绝，至此再也不肯理睬左舜生。
相对左舜生，傅斯年不愧是胡适所说的“世间稀有的一个天才”和学界大鳄。同为毛泽东的旧识，却没有像左舜生一样稀里糊涂地要人家放下手中的枪杆子，傅斯年深知相互之间的关系与面前各自的地位与往昔大不相同，所谓此一时彼一时。
毛泽东是1918年从湖南乡村走进北大校园的，就在这期间，他和大名鼎鼎的胡适以及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遭遇了。许多年后，毛在延安向美国记者埃德加8226;斯诺回忆了这段使他刻骨铭心的经历：“我自己在配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对于我，北平好像花费太大了，我是从朋友们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马上就必须寻找职业。杨昌济——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寻了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他不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后来被张作霖枪杀了。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一笔不算少的数目——八块钱。”又说：“我的地位这样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名字。象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们没有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
而傅斯年这边，对后来跑到偏远山林河谷与黄土高原拉杆子闹革命，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人物，在很长一段时间并未放在眼里。1932年9月18日，傅斯年在《独立评论》发表的《“九一八”一年了》的政论文章中，谈到中国出路问题，他认为国民党自身已腐化堕落，弄得天怒人怨，国势濒危。尽管如此，中国还没有任何其他的政治力量可取而代之。傅斯年打比方说，这就好比明朝灭亡的时候，南京北京的姓朱的都不高明一样。对有人提出共产党是否可取而代之的疑问，傅斯年的回答是：“共产党自身的力量也正有限，以我前者同共产党共事的经验论，不能不觉得他们也是感情的发泄，并无建国之能力，所做的东西很多还是洋八股。”
傅斯年毕竟是傅斯年，尽管此时与他对座者在整治气势上今非昔比，但他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人格，神态举止不卑不亢又不失大体。
因了北大的这段因缘，毛泽东单独拿出一个晚上与傅斯年进行交谈，其中最著名的一个细节是，毛没有忘记北大时代令他百感交集的情结。当毛谈及傅曾在五四运动大出风头，并为反封建与新文化运动作出过贡献时，傅斯年狡猾而又识趣地回应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与左舜生的“糊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泽东听罢如此得体又使双方皆不失面子的话，心中大为舒畅。
傅斯年在返回重庆之前，请毛泽东题字留念，对方慨然允之。有关这方面的真实资料，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95年为纪念傅斯年百岁诞辰而出版的一部《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中有所收录。这部大书所收资料全部为影印，书中第115页收录了毛泽东给傅斯年的一封短笺和所写条幅，另有给王世英的一个便条。便笺曰：
孟真先生：
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做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
敬颂旅安
毛泽东 七月五日
毛的条幅这样写道：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唐人咏史一首 书呈孟真先生 毛泽东
在6位参政员与中共领导人的相互会见中，黄炎培谈了对国际、国内局势的看法，认为国内各党各派的团结有绝对的必要，并指出国共两党都有恢复谈判的表示。黄炎培还谈了所谓一人、一家、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也”等所谓“兴亡周期律”，颇得毛的好感，表示可以找到一个好方法来摆脱这个周期律云云。
与黄、左二人大不同的是，傅斯年的延安之行，却有自己独特的观感和政治洞见。据罗家伦说：“他（傅斯年）在重庆被国民党参政会推举为访问延安的代表团的五（6）代表之一，他回来以后，和我谈过几次。他认为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民主的作风。他和毛泽东因为旧曾相识的关系，单独聊了一夜。上天入地的谈开了，他到中国的小说，他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的各种小说，连低级趣味的小说在内，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民众心理，去利用民众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一流。毛泽东和他漫步到礼堂里，看见密密层层的锦旗，各处向毛献的。孟真讽刺地赞道：‘堂哉皇哉！’毛泽东有点感觉到。他痛恨同去的人没有出息8226;8226;8226;8226;8226;8226;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御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引自《傅斯年转》（人民出版社，2002年）】
傅斯年对中共与苏联皆无好感，并公开表示反对。他在1932年发表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开宣称共产党“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不过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产党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国民经济之整个崩溃而已”。除了反共，傅同样反苏，并宣称“因为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所以反共反苏”。在傅斯年眼里，中共与苏共是连带的，不可分割的。按他的说法，中共紧随苏共之后，学斯大林那一套，搞的不是民主而是专制，有一套不讲事理不重人性的办法，所以一旦共产党掌权，社会秩序就将大乱，甚至人民的自由也会被剥夺，文化会变成荒漠，等等。
正是因了这样的政治观念，傅斯年与毛泽东的关系，和后来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极其相似。各自的性格与政治倾向不同，是傅斯年不可能对毛泽东产生崇拜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他回到重庆后，口出此言的一个不难理解的缘由。后来，当傅斯年看到很多青年人逐渐演变成为激烈的左派份子时，如芒在背，一次闲聊时他对李济说：“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接着又说：“但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简短几言透出了他对左派青年的不满与对共产党决绝的态度，这一态度直到他退守孤岛都没有改变。
——选自《傅斯年与陈寅恪》
1945年7月1日，褚辅成、黄培炎、左舜生、章伯钧、傅斯年、冷遹一行六人，乘专机到达延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
7月2日下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在延安杨家岭会见六位参政员，共商国共合作事宜。晚上，毛泽东专门设宴款待。
此次重组访问的六人中，黄、章、左、冷皆属于民主同盟或与之有密切关系的成员，褚辅成是老国民党党员，素以老实的读书人著称，傅斯年属于无党派人士，学界重量大腕。很明显，褚辅成与傅斯年加入这个班子，是受到黄培炎等人极力鼓动和拉拢方加入的，主要目的是给外界造成一种多党派、多团体的民主气氛和色彩。对此罗家伦暗地里曾略带讽刺地劝说过傅斯年，让其“不要和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来”。意思是不要跟着黄培炎、章伯钧等一班人闹腾，天下事不是靠黄、章等几名策士就可以捭阖得了的。
就当时的情形论，在六位参政员中，当属左舜生和傅斯年心境最为复杂。
左舜生，湖南长沙人，与毛泽东同庚。早年与毛泽东同系“少年中国学会”会员，20世纪20年代赴法国留学。后来提倡国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1925年，左舜生成为中国青年党领袖之一。1930年与陈启天在上海创办《铲共》半月刊，以铲除消灭共产党为宗旨。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他出任秘书长，积极倡导反共。7月3日上午，左舜生与毛泽东交谈时说道：“我认为，一个国家的政党可以有多个，军队却不能各个政党都有。否则，就要发生内乱，国家就不太平。”
毛泽东听罢没有作声，左舜生见对方没有接话，继续说道：“我们青年党就主张走议会道路，不办武装，成为国家真正的参政党，对国民政府没有任何威胁。”
话音刚落，毛泽东忍不住问道：“你的意思是要我们向你们学习？”
左舜生答：“谈不上学习，我认为我们青年党的这种做法是对的。”
“怎么对呢？”毛泽东颇不以为然地问道。
“和平议政，对政府没有威胁，也有利于各党派的团结嘛！”
毛泽东听出左舜生的弦外之音，说道：“我也主张一个国家只有一支军队，但要看军队掌握在谁的手里，为谁服务。要知道，一个没有武装的政党是没有力量的，被蒋介石视为土匪乱党的人，若没有一点自己的武力，根本无法生存，更不用说有发言权了。老庚呀，你这个青年党的‘军事爷’，怎么连这点道理也不懂呀！”
时年52岁的左舜生又提出一个令毛泽东颇为尴尬的问题，他要与毛泽东的新任夫人、原上海著名影星蓝萍见上一面。毛当即沉下脸来，以“我不认识蓝萍”，后又改为“她生病了”为由予以拒绝，至此再也不肯理睬左舜生。
相对左舜生，傅斯年不愧是胡适所说的“世间稀有的一个天才”和学界大鳄。同为毛泽东的旧识，却没有像左舜生一样稀里糊涂地要人家放下手中的枪杆子，傅斯年深知相互之间的关系与面前各自的地位与往昔大不相同，所谓此一时彼一时。
毛泽东是1918年从湖南乡村走进北大校园的，就在这期间，他和大名鼎鼎的胡适以及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遭遇了。许多年后，毛在延安向美国记者埃德加8226;斯诺回忆了这段使他刻骨铭心的经历：“我自己在配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对于我，北平好像花费太大了，我是从朋友们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马上就必须寻找职业。杨昌济——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寻了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他不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后来被张作霖枪杀了。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一笔不算少的数目——八块钱。”又说：“我的地位这样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名字。象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们没有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
而傅斯年这边，对后来跑到偏远山林河谷与黄土高原拉杆子闹革命，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人物，在很长一段时间并未放在眼里。1932年9月18日，傅斯年在《独立评论》发表的《“九一八”一年了》的政论文章中，谈到中国出路问题，他认为国民党自身已腐化堕落，弄得天怒人怨，国势濒危。尽管如此，中国还没有任何其他的政治力量可取而代之。傅斯年打比方说，这就好比明朝灭亡的时候，南京北京的姓朱的都不高明一样。对有人提出共产党是否可取而代之的疑问，傅斯年的回答是：“共产党自身的力量也正有限，以我前者同共产党共事的经验论，不能不觉得他们也是感情的发泄，并无建国之能力，所做的东西很多还是洋八股。”
傅斯年毕竟是傅斯年，尽管此时与他对座者在整治气势上今非昔比，但他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人格，神态举止不卑不亢又不失大体。
因了北大的这段因缘，毛泽东单独拿出一个晚上与傅斯年进行交谈，其中最著名的一个细节是，毛没有忘记北大时代令他百感交集的情结。当毛谈及傅曾在五四运动大出风头，并为反封建与新文化运动作出过贡献时，傅斯年狡猾而又识趣地回应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与左舜生的“糊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泽东听罢如此得体又使双方皆不失面子的话，心中大为舒畅。
傅斯年在返回重庆之前，请毛泽东题字留念，对方慨然允之。有关这方面的真实资料，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95年为纪念傅斯年百岁诞辰而出版的一部《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中有所收录。这部大书所收资料全部为影印，书中第115页收录了毛泽东给傅斯年的一封短笺和所写条幅，另有给王世英的一个便条。便笺曰：
孟真先生：
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做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
敬颂旅安
毛泽东 七月五日
毛的条幅这样写道：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唐人咏史一首 书呈孟真先生 毛泽东
在6位参政员与中共领导人的相互会见中，黄炎培谈了对国际、国内局势的看法，认为国内各党各派的团结有绝对的必要，并指出国共两党都有恢复谈判的表示。黄炎培还谈了所谓一人、一家、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也”等所谓“兴亡周期律”，颇得毛的好感，表示可以找到一个好方法来摆脱这个周期律云云。
与黄、左二人大不同的是，傅斯年的延安之行，却有自己独特的观感和政治洞见。据罗家伦说：“他（傅斯年）在重庆被国民党参政会推举为访问延安的代表团的五（6）代表之一，他回来以后，和我谈过几次。他认为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民主的作风。他和毛泽东因为旧曾相识的关系，单独聊了一夜。上天入地的谈开了，他到中国的小说，他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的各种小说，连低级趣味的小说在内，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民众心理，去利用民众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一流。毛泽东和他漫步到礼堂里，看见密密层层的锦旗，各处向毛献的。孟真讽刺地赞道：‘堂哉皇哉！’毛泽东有点感觉到。他痛恨同去的人没有出息8226;8226;8226;8226;8226;8226;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御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引自《傅斯年转》（人民出版社，2002年）】
傅斯年对中共与苏联皆无好感，并公开表示反对。他在1932年发表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开宣称共产党“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不过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产党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国民经济之整个崩溃而已”。除了反共，傅同样反苏，并宣称“因为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所以反共反苏”。在傅斯年眼里，中共与苏共是连带的，不可分割的。按他的说法，中共紧随苏共之后，学斯大林那一套，搞的不是民主而是专制，有一套不讲事理不重人性的办法，所以一旦共产党掌权，社会秩序就将大乱，甚至人民的自由也会被剥夺，文化会变成荒漠，等等。
正是因了这样的政治观念，傅斯年与毛泽东的关系，和后来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极其相似。各自的性格与政治倾向不同，是傅斯年不可能对毛泽东产生崇拜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他回到重庆后，口出此言的一个不难理解的缘由。后来，当傅斯年看到很多青年人逐渐演变成为激烈的左派份子时，如芒在背，一次闲聊时他对李济说：“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接着又说：“但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简短几言透出了他对左派青年的不满与对共产党决绝的态度，这一态度直到他退守孤岛都没有改变。
自称 “不信鬼神” 的毛泽东，晚年极度怕死。 据其身边多人回忆， 毛临死 前最 后一年， 终日啼哭， 以泪洗面。 每一念及死神将至，就如临地狱， 神情极为恐惧。
Facts are realities. Objective facts do not vanish no matter how strongly denied by how many people, and for how long. Heaven and Hell are realities in Spirit World.
毛泽东未为他害死的八千万中国人民流泪, 他为自己罪恶面对地狱报应而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