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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与毛泽东窑洞相会
——选自《傅斯年与陈寅恪》
1945年7月1日，褚辅成、黄培炎、左舜生、章伯钧、傅斯年、冷遹一行六人，乘专机到达延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
7月2日下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在延安杨家岭会见六位参政员，共商国共合作事宜。晚上，毛泽东专门设宴款待。
此次重组访问的六人中，黄、章、左、冷皆属于民主同盟或与之有密切关系的成员，褚辅成是老国民党党员，素以老实的读书人著称，傅斯年属于无党派人士，学界重量大腕。很明显，褚辅成与傅斯年加入这个班子，是受到黄培炎等人极力鼓动和拉拢方加入的，主要目的是给外界造成一种多党派、多团体的民主气氛和色彩。对此罗家伦暗地里曾略带讽刺地劝说过傅斯年，让其“不要和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来”。意思是不要跟着黄培炎、章伯钧等一班人闹腾，天下事不是靠黄、章等几名策士就可以捭阖得了的。
就当时的情形论，在六位参政员中，当属左舜生和傅斯年心境最为复杂。
左舜生，湖南长沙人，与毛泽东同庚。早年与毛泽东同系“少年中国学会”会员，20世纪20年代赴法国留学。后来提倡国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1925年，左舜生成为中国青年党领袖之一。1930年与陈启天在上海创办《铲共》半月刊，以铲除消灭共产党为宗旨。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他出任秘书长，积极倡导反共。7月3日上午，左舜生与毛泽东交谈时说道：“我认为，一个国家的政党可以有多个，军队却不能各个政党都有。否则，就要发生内乱，国家就不太平。”
毛泽东听罢没有作声，左舜生见对方没有接话，继续说道：“我们青年党就主张走议会道路，不办武装，成为国家真正的参政党，对国民政府没有任何威胁。”
话音刚落，毛泽东忍不住问道：“你的意思是要我们向你们学习？”
左舜生答：“谈不上学习，我认为我们青年党的这种做法是对的。”
“怎么对呢？”毛泽东颇不以为然地问道。
“和平议政，对政府没有威胁，也有利于各党派的团结嘛！”
毛泽东听出左舜生的弦外之音，说道：“我也主张一个国家只有一支军队，但要看军队掌握在谁的手里，为谁服务。要知道，一个没有武装的政党是没有力量的，被蒋介石视为土匪乱党的人，若没有一点自己的武力，根本无法生存，更不用说有发言权了。老庚呀，你这个青年党的‘军事爷’，怎么连这点道理也不懂呀！”
时年52岁的左舜生又提出一个令毛泽东颇为尴尬的问题，他要与毛泽东的新任夫人、原上海著名影星蓝萍见上一面。毛当即沉下脸来，以“我不认识蓝萍”，后又改为“她生病了”为由予以拒绝，至此再也不肯理睬左舜生。
相对左舜生，傅斯年不愧是胡适所说的“世间稀有的一个天才”和学界大鳄。同为毛泽东的旧识，却没有像左舜生一样稀里糊涂地要人家放下手中的枪杆子，傅斯年深知相互之间的关系与面前各自的地位与往昔大不相同，所谓此一时彼一时。
毛泽东是1918年从湖南乡村走进北大校园的，就在这期间，他和大名鼎鼎的胡适以及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遭遇了。许多年后，毛在延安向美国记者埃德加8226;斯诺回忆了这段使他刻骨铭心的经历：“我自己在配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对于我，北平好像花费太大了，我是从朋友们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马上就必须寻找职业。杨昌济——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寻了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他不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后来被张作霖枪杀了。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一笔不算少的数目——八块钱。”又说：“我的地位这样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名字。象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们没有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
而傅斯年这边，对后来跑到偏远山林河谷与黄土高原拉杆子闹革命，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人物，在很长一段时间并未放在眼里。1932年9月18日，傅斯年在《独立评论》发表的《“九一八”一年了》的政论文章中，谈到中国出路问题，他认为国民党自身已腐化堕落，弄得天怒人怨，国势濒危。尽管如此，中国还没有任何其他的政治力量可取而代之。傅斯年打比方说，这就好比明朝灭亡的时候，南京北京的姓朱的都不高明一样。对有人提出共产党是否可取而代之的疑问，傅斯年的回答是：“共产党自身的力量也正有限，以我前者同共产党共事的经验论，不能不觉得他们也是感情的发泄，并无建国之能力，所做的东西很多还是洋八股。”
傅斯年毕竟是傅斯年，尽管此时与他对座者在整治气势上今非昔比，但他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人格，神态举止不卑不亢又不失大体。
因了北大的这段因缘，毛泽东单独拿出一个晚上与傅斯年进行交谈，其中最著名的一个细节是，毛没有忘记北大时代令他百感交集的情结。当毛谈及傅曾在五四运动大出风头，并为反封建与新文化运动作出过贡献时，傅斯年狡猾而又识趣地回应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与左舜生的“糊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泽东听罢如此得体又使双方皆不失面子的话，心中大为舒畅。
傅斯年在返回重庆之前，请毛泽东题字留念，对方慨然允之。有关这方面的真实资料，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95年为纪念傅斯年百岁诞辰而出版的一部《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中有所收录。这部大书所收资料全部为影印，书中第115页收录了毛泽东给傅斯年的一封短笺和所写条幅，另有给王世英的一个便条。便笺曰：
孟真先生：
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做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
敬颂旅安
毛泽东 七月五日
毛的条幅这样写道：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唐人咏史一首 书呈孟真先生 毛泽东
在6位参政员与中共领导人的相互会见中，黄炎培谈了对国际、国内局势的看法，认为国内各党各派的团结有绝对的必要，并指出国共两党都有恢复谈判的表示。黄炎培还谈了所谓一人、一家、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也”等所谓“兴亡周期律”，颇得毛的好感，表示可以找到一个好方法来摆脱这个周期律云云。
与黄、左二人大不同的是，傅斯年的延安之行，却有自己独特的观感和政治洞见。据罗家伦说：“他（傅斯年）在重庆被国民党参政会推举为访问延安的代表团的五（6）代表之一，他回来以后，和我谈过几次。他认为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民主的作风。他和毛泽东因为旧曾相识的关系，单独聊了一夜。上天入地的谈开了，他到中国的小说，他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的各种小说，连低级趣味的小说在内，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民众心理，去利用民众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一流。毛泽东和他漫步到礼堂里，看见密密层层的锦旗，各处向毛献的。孟真讽刺地赞道：‘堂哉皇哉！’毛泽东有点感觉到。他痛恨同去的人没有出息8226;8226;8226;8226;8226;8226;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御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引自《傅斯年转》（人民出版社，2002年）】
傅斯年对中共与苏联皆无好感，并公开表示反对。他在1932年发表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开宣称共产党“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不过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产党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国民经济之整个崩溃而已”。除了反共，傅同样反苏，并宣称“因为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所以反共反苏”。在傅斯年眼里，中共与苏共是连带的，不可分割的。按他的说法，中共紧随苏共之后，学斯大林那一套，搞的不是民主而是专制，有一套不讲事理不重人性的办法，所以一旦共产党掌权，社会秩序就将大乱，甚至人民的自由也会被剥夺，文化会变成荒漠，等等。
正是因了这样的政治观念，傅斯年与毛泽东的关系，和后来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极其相似。各自的性格与政治倾向不同，是傅斯年不可能对毛泽东产生崇拜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他回到重庆后，口出此言的一个不难理解的缘由。后来，当傅斯年看到很多青年人逐渐演变成为激烈的左派份子时，如芒在背，一次闲聊时他对李济说：“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接着又说：“但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简短几言透出了他对左派青年的不满与对共产党决绝的态度，这一态度直到他退守孤岛都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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