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友凯文：高中

在4年级时我从盲校转到普通学校，从那以后，就很少有盲文教材了，记得只有生物和几何的教科书是盲文的。好在许多教材有为盲人准备的录音带，我可以听录音来学习。即使是这样，在有些科学和数学课程里，我必须发明盲文记号来代表一些符号和概念，这使得我的盲人朋友都读不懂我的笔记。有趣的是，许多录音带是由在麻萨诸塞州监狱中服刑的犯人录制的，不知谁想出来这么个好主意来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那些录音的犯人显然是受过良好教育、极聪明的人，他们详细地解释书中的插图和表格等等，但又不啰嗦。这是很不容易的。在这些图表里，总有重要的和不重要的东西，必须懂得课程的内容才能决定那些需要解释并录在磁带上，那些可以省略。现在有了扫描仪和计算机语音系统的帮助，盲人阅读资料容易多了。但是我相信有些图表还是需要解释的。

在高中选课时，许多课的老师开始时不想要我在他们班里，认为盲人学生是额外的负担。一旦我证明我能做得好，他们就喜欢我了。在高中最后两年，我已经有了很好的口碑，所有的老师都会高兴地让我上他们的课。高中第二年时，我很想修俄文，因为听同学说在俄文课上不能嚼口香糖，不能传条子，我想这正是我想要的严格的老师。开始时辅导员不同意，说俄文是一门很难的语言。我说，我会去旁听，学期结束时参加考试，你们没法阻挡我。很快我认识到俄文老师的英语很糟糕(他是从拉脱维亚来的），但他不好意思让人知道。我逐渐摸出一套办法与他交流，与他相处得很好。比如说，如果我想说“请给我下学期的教科书”（我需要提前拿到书，好请奶奶把书转成盲文），我就说“我需要下学期在课堂上使用的教科书，所以下学期在课堂上我会有书用，下学期在课堂上”。把一句话用各种办法重复若干遍，他才能听懂。其他老师有时也请我带口信，比如说请他某时某地开会。我就会对他说“明天3点半在16号房间开会，在16号房间3点半开会，3点半在16号房间”。如果我有问题，我不能说我不懂为什么是这样的？他不能用英语解释给我听。我基本上要靠举例子来提问题，我会用俄文表达一个意思，然后问，这样说对吗。如果不对，他会把正确的说法讲给我听。至于为什么，他常常没有足够的英语来回答。从我上俄文课的第二个星期开始，他经常用浓重的俄国口音说，凯文，明白？我说是。他说，解释！从那以后，我做完俄文作业后，就自学下一课的内容，再去请教老师没弄懂的地方。这样我总是先学一步，能够帮助老师解释给同学听，就好像我教那门课似的。在高中，我修了3年俄文（第一年是旁听），但是因为成绩好，得到了4年的学分。

在高中4年我的平均成绩是A，只有物理是B。我修这门课时非常努力，常常在放学后问老师各种问题。这门课的老师有时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但他会和我一起坐下来把问题搞清楚，然后在下一堂课告诉学生：这个概念我讲得不对，凯文和我一起搞清楚了，应该是这样... 在这门课中，光学对我是最难的。我怎么也不能理解眼睛怎么能看到比它大的区域。对我来说，一切都靠触觉，我的手指不能摸到比它更大的区域，对吧。如果我要看到（摸到）更大的范围，比如说一面墙，我就必须移动手指。可是眼睛怎么就能一下子看到整面墙呢？记得我可怜的老爸把玻璃球当眼珠，铅笔当光线，帮我理解这个对普通人如此自然的概念，可我花了几个月才搞明白。这门课第一次小考我在35个题中做对了17个，我感到自己考砸了，都不好意思告诉父母，没想到母亲听了之后只是淡淡地说，物理不是你的强项嘛。我松了一口气，真感谢父母能理解我！这门课中我的总分只比划进A范围的最低分少1分，但被划进B！有了这次痛苦的经历，后来我自己给学生划分数线时，就会小心地不要把只差一两分的学生划进低一档的成绩。

回想起来自己的学生时代，我感到我并不是非常聪明，但是非常用功。是的，我有足够的天资，但是如果大家都像我那么用功，那我的成绩就就不会显得那么突出了。现在我教的学校是专为天资高的孩子办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小学不费力气就能学得很好，但到了初中后课程难了，有些孩子就丧失信心了。其实他们的资质还是在那里的，只是要努一点力，吃一点苦，但有些孩子就不懂得要坚持。

在高中，父亲的发明创造又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只要我有问题，父亲就有解决办法。普通人难以想象一个盲人在计算机普及以前所需要的设备，我需要盲文打字机做笔记，需要英文打字机做作业和答考卷。在高中，有人称过我每天携带的东西，竟然有75磅之多，比我当时我的体重轻不了多少。那时还没有带轮子的箱子卖，父亲就做了一个装有轮子的箱子，里面装着我的英文打字机，盲文打字机和盲文书籍，这样我就可以拖着箱子在学校里从一堂课赶到下一堂课。后来在斯坦福上大学时，冬天老下雨，我一只手要拖着箱子，一只手要拿盲杖，无法打伞。父亲又在那个有轮子的箱子上加出一根空心的杆子，使我能把雨伞把套在杆子里，这样我的滚动的箱子上又长出一把雨伞。

在高三时，我选修了一门分量很重的英文文学课，在一个学期内要读35部小说。好在这些书都是名著，因此每部书都录有唱片，即现在的有声读物。我从图书馆预借了这些书的唱片。有一天从学校回家，母亲说图书馆将唱片送来了，摞在那有半人高，我去一看，母亲果然没有虚言。我计算了一下要听完这么多书所需的时间，就是把吃饭的时间都用上也不够。父亲知道了我的问题，建议我试试用更快的转速来听。当时唱片有几种不同的格式，每种格式需要留声机用不同的转速放出，如每分钟33，45和78转。我借的唱片是33转的，父亲让我试着用45转来听。转速提高后放出来的声音很快并且吱吱作响，但我还是能听懂。这样听的速度就提高了许多 (精确地说是提高了36%）。我感到速度再高一些我也能听得懂，这样可以进一步节省时间。可是留声机的更高一档的转速是78转，那样就太快了。父亲照着《大众科学》杂志中的一篇文章改装了我们的留声机，使得转速能自由调节，这样我就能把转速调到我所能听懂的最高速度。用父亲的发明，我按时读完了那么一大堆书。就像我弟弟说的那样，父亲如果有一点经济头脑的话，就能把他的发明创造变成巨大的经济效益。可他想到的只是帮助他的女儿和周围的人。在成功地改装了我家的留声机后，父亲又帮我们那一带的盲人改装了他们所用的留声机。我们还把这个发明写信告诉了美国盲人协会，可惜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个发明的重要性，没有致力在盲人中推广。在父亲的可调速留声机发明了六七年之后，市场上才开始有可调速的放音设备出售。现在，为盲人做的放音设备全都带有调速提速功能，可见父亲的手巧和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