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人以及后代 17年大移民（转载）——3

         

         尾声 

 

　　永远留在海石湾 

 

　　候星宇，候天鹏的儿子，今年18岁。在兰州广播电视局开办的一所中专学校学平面设计专业。暑期实习，他选择了到父亲开的饭馆打工。对于未来，他的计划是接手父亲的饭馆，学到的平面设计知识可以用来设计店招、菜单。来自四川梁平的妈妈并没有改变儿子满嘴的“大茬子味儿”，可一口东北话的候星宇却坚定地认为自己是海石湾人，并且想永远地留在海石湾。 

 

　　与他一起在饭馆打杂的马海龙，是他初中同学，不过比他大一岁，目前还在兰州省财政学校学会计专业。父母都是海石湾当地人的马海龙对自己的故乡反而没有候星宇那样深的感情，他正在计划利用学校的安排，在毕业后先去外地实习三个月抓住机会站稳脚根。“等我在深圳发展好了，我就不是海石湾人了，到时候我再把我爹妈接到深圳去，我们一家人都变成了深圳人。” 

 

　　但是在候星宇看来，哪里都不如家里好，至少目前拿着209元低保的父亲还有个饭馆开，凭着父亲年轻时闯荡江湖积攒下来的庞大的朋友圈，虽然工人收入越来越低，但小饭馆的收入也算不错。有了这份家底，候星宇得以时不时去海石湾道北新开的酒吧里喝上几瓶啤酒，到网吧里上网或者在路边打会儿台球。这样的日子似乎也很好过。 

 

　　候星宇与马海龙结伴向道北的网吧走去，路边一个戴着满头塑料花的疯女人端正地坐着。疯女人从随身的旅行包里掏出一个学生用的作业本，认真地翻开，面对着夕阳，用混和着东北与西北的普通话朗诵着一首诗：幸福开了花，结满了又红又大的甜桃。 

 

　　两个年轻人大声地笑着朝着另一个方向跑去。 

 

　　第二篇 重庆：搬出深山之后 

 

　　背景： 

 

　　1984年，原重庆双溪机械厂、四川庆岩机械厂、红泉仪表厂、重庆渝州齿轮厂、重庆庆江机器厂、重庆平山机械厂、四川红山机械厂、重庆铸钢厂、重庆青江机械厂分别纳入了国家“七五”、“八五”三线调整计划。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决定将“七五”项目中的红山、红泉、渝齿；“八五”项目中的庆江、铸钢、青江、再加上靠迁在大江工业园区内的重庆平山机械厂的资产全部划归大江，统一实施资产一体化经营管理。1999年12月26日，大江完成了对七家工厂注销企业法人，取消代号等工作。加上原兼并的重庆双溪机械厂、四川庆岩机械厂两厂，在大江工业园区，实现了“九九归一”。 

 

　　7年后的今天，重庆大江工业集团与股份公司已经成功申请了政策性破产，在债转股并未见到奇效之后，大江人开始了对政策性破产后的未来的设计与期望。据说破产后的新公司都已经注册好了新的名字，就等着大批未满50岁的工人全部退休，就像把大批债务统统以破产的方式推向社会一样，以获求轻装上阵，再展拳脚。 

 

　　不管是正在办理政策性破产的兰炭集团的工作人员，还是处理资产清算的信托投资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谈到三线现状时，都表示出对四川重庆地区三线军工企业转型成功的羡慕。在他们眼里，四川与重庆的三线企业原本就不是重工业，当地又有资源又有新观念，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不是迈步跑而是在展翅飞。 

 

　　只不过，这样的羡慕在重庆三线人眼里，多少显得有点儿哭笑不得。 

 

　　解放前就曾被国民党当作大后方的重庆，似乎有着得天独厚的兵器工业生产基地的优势。今年是重庆市直辖十周年纪念，而在40年前，这座处处透着魔幻主义色彩的城市上空，盘旋过不少探测飞机。三线选址专家们无一例外都被这里的自然条件吸引，从来没有哪个地方像重庆这样隐蔽，无数座深山被劈开，被钻开，无数个庞大的却生产着单一产品的兵器生产基地，就在这潮湿闷热的山林里悄悄扎下了根。只是，谁到没有料到，十多年后他们得亲手把自己的根拨出来，移到别的地方。这一移，免不了磕了碰了折了断了，只留下山沟里一片片数百亩荒废的厂园，与当年被开肠破肚的山脊。 

 

　　重庆巴南区区府所在地有一个好听的名字——鱼洞。据说这个名字来自于一个传说，那时候长江边的一个山洞里，每年会在一个时节涌出许多鲜鱼，当地老百姓只需要把网结好，就可以让家人吃上好吃的鱼，“打个牙祭”，过上好日子。 

 

　　对于这样的传说，拥有“九九归一”称号的大江工业集团的职工多半都没有听说过，因为他们大多都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才开始从重庆市辖边远的各个深山中搬迁而来的。 

 

　　“重庆铸钢厂”，或者叫“重庆晋江机械厂”，再或者也可以叫“中国兵器工业部100毫米高射炮生产基地5057厂”，是鱼洞大江厂区最后一个搬来的工厂，虽然它是这个全国最大的“三线合并搬迁企业”中，距离重庆市最近的一家工厂。自2003年将厂房、职工及家属全部搬到鱼洞后，留在重庆江津夏坝山坳里的，就只有杂草遍野了。 

 

　　残酷的和温暖的(一) 

 

　　怀旧时让我们回去看看 

 

　　海军(化名)要过30周岁的生日了。已经在重庆某房地产公司当上销售经理的他，每天工作都很忙。周末，他终于在7点准时下了班。与每个周末一样，坐在同事的车里，他先给在河北一家工厂“打工”的父亲打个电话，也问候一下当“随军家属”的母亲。赶到重庆南坪的西餐厅时，他突然接到哥哥的电话。哥哥长海军4岁，以前在铸钢厂的一个车间当一线工人，由于工作专业性很强，离开重庆后找工作并不太容易，之后在镇江找到了一家工厂打工。海军说，哥哥生活依然很艰辛，“找钱黑(注：黑，重庆土话，意为“很”)难哈！” 

 

　　海军的普通话说得不错，不过他说得最地道的是重庆话，偶尔还可以说几句听着很土气的江津话。惟独家乡上海话对海军来说是个难题，“晚上到我们家里去玩”是海军说得最拿手的上海话。“从小我父母就没让我说上海话，就这句也是学了很久才学会的。”1991年海军最后一次回上海探亲，那时候他听父母与姑妈谈得最多的是“回到上海”的话题。“不过我现在对上海的认识，差不多就是房地产了，啥时候重庆的地价可以像上海那么高就好了，我也算挣满了。”海军把自己大学毕业后留在重庆的原因归结于自己是个重感情的人，在他看来，在哪里都是挣钱吃饭过日子，重庆的坡坡坎坎显然比上海的里弄石窟门更宜于他的生存。 

 

　　前几天海军所在的房地产公司为了开拓业务，招聘了不少新员工，海军负责进行招聘面试。“重庆这边三线军工厂可能是太多了，我居然还遇到几个从三线山区里走出来的人。”海军自己也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会对这几名应聘人员多些亲切，“其实我自己很难得跟别人介绍自己是从三线厂里出来的，可一听别人这样说，心里就会有点儿不一样。” 

 

　　坐在海军身边的是他的同事，直到今天他才知道原来同事也来自“三线”。只不过比他大四岁的同事父亲老家在北京，是从辽宁的一家科研所到了重庆永川。胖胖的同事对三线的概念似乎没有海军那样深的感触，因为他从来到重庆几乎就一直生活在重庆市南坪区。“我对三线没什么感情没什么回忆，我甚至都没想过三线人这个概念。”海军听到同事这样的话之后，显得颇为不屑：“你不要开腔了！” 

 

　　晚餐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可一边吃快餐，海军一边不时接到公司领导及客户的电话，大多都是在谈新盘的销售以及与推广商的活动计划，还有人问海军可不可以给出一个更好的价格。“幸好是搞房地产了，还能在南坪给父母买套房子，要不他们在晋江干了30年，连鱼洞500块钱一平米的房子都嫌贵。”其实海军的父母并不像他自己描述的那样惨，此前曾经担任过晋江厂厂长的海军父亲并非无力承担鱼洞的房价，只不过海军劝说父母，既然已经“下山”了，就再没必要住在鱼洞，“在山里生活一辈子了，总该过过城市生活吧？” 

 

　　海军从外貌上看，是个典型的上海男人，精瘦白皙，架着黑边眼镜的他会注意观察餐桌上其他人有何需要，并随时帮着召唤服务员来添水换盘之类的。8岁的海军第一次跟随父母回上海，那时候晋江厂已经拥有了自建的奶牛场，他和他的伙伴们不但可以喝鲜牛奶，还可以吃到工厂自制的牛奶冰棍。不过在上海，海军第一次吃到了冰砖，这给了他不小的震撼：“很‘行事’(注：行事——重庆方言，大意为出色、高人一等。)哦，用勺子舀着吃的冰砖哦！”不过，因为冰砖不能带回晋江厂，年纪小小的海军在返回重庆的火车上流了很多眼泪，那些眼泪被父母理解为海军对故乡的眷恋。 

 

　　不过海军依然认为他在晋江厂的童年远比现在任何一个城市里的孩子幸福快乐：“每天都可以爬山、爬楼、打仗……哪里像现在的孩子，除了打打电脑游戏还能玩儿什么？”30岁的海军一直回避着自己失败的婚姻，更不愿意提及父母对抱孙子的渴望，“大城市里每个人都很累，不像过去谁家都住一样的小房子，喝一样的水，从同一个食堂里买饭，每天都在一样的时间吃饭，每天早上都排在同一个半山腰的茅房外等着上厕所，谁家有好吃的全厂的人都知道……那时候的我们体会不到父母的生活压力，我们不用管工厂效益好不好，我们的任务就是玩儿，就是满山遍野地玩儿。”海军一说到这些，满脸都是向往。他忍不住拿出手机给同学们发短信：找时间我们租车回趟老厂吧！ 

 

　　残酷的和温暖的(二) 

 

　　回不去的老厂 

 

　　吴远洋在收到海军的这条短信前，其实已经在自己的博客里写过自己对老厂的怀念了。“从出生、无忧无虑的童年、灰涩的青春期，到离开，一方面是对山野里放风筝野营探险的怀念，另一方面又是对那个封闭环境下生活的厌倦和逃离。现在的老厂已卖给养殖场。回去过的同学说，家属区的门窗以及街心花园的铁栅栏已被当地人撬来卖掉。可是我的脑子里闪来闪去的，总是一个扎了羊角辫的小女孩，穿着鲜艳的新衣服，站在街心花园的铁栅栏外，笑得很甜。”8月的重庆就像永远浸在汗水里，吴远洋终于从家里十几本相册里翻到那张“站在街心花园”的照片给记者看，只不过从这张有点儿模糊的黑白照片上根本看不出所谓的“鲜艳”的衣服来。 

 

　　从小喜欢跳舞的吴远洋是在读高中的时候按照父母的要求变成“乖乖女”的，专心读书认真考试后，吴远洋考上重庆建筑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重庆上班。而后工厂搬迁，父母退休，把家安在了永川，她与夏坝老厂和鱼洞新厂区之间似乎就断了关系。她在重庆城建集团工作已经很多年了，按部就班的生活让她很厌烦，除了每年数个长假选择当头“驴”四处旅游之外，她目前正天天计划着辞职，与男友一起到成都开始新生活。 

 

　　吴远洋与海军同岁，从小一起长大，但直到大学毕业很多年之后才重新建立联系。两个人已经参加过几次高中同学的聚会，看过不少回过老厂的同学拍回来的照片，知道了自己原来的教室已经成了养猪厂。不过，海军总是积极地看待发生的一切：“这些厂房能利用起来就是好事，总不能什么都荒掉嘛。”而吴远洋对此却总是持着女人特有的敏感与伤感。 

 

　　这个夏天她决定去一趟老厂。在忙碌了一整天之后，她向领导请了一天的假，却因为父亲的计划临时变化而把目的地放在了鱼洞。“这居然是我第一次来鱼洞！”吴远洋必须借助父亲的帮助才不会在庞大的107厂区里迷路。“不过我觉得还是没有我们老厂大，这里没山，没有雾，没有真正的花花草草，唉。” 

 

　　那些看着吴远洋长大的父辈的老人，目前都已经退休了，吴远洋觉得，他们互相都对对方的面容不太能够确认，这种在烈日之下寒喧的场面，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亲切自然。对于这种几乎有点儿虚幻的感觉，吴远洋在今年春节随男友回老家拜见家长时曾经有过体验。这让走在107的厂区大路上的她，一直在和男友短信聊天，他们聊的话题也是大三线。她的男友来自甘肃白银，与她的家庭情况几乎一模一样，父亲都是在大三线企业第一次面向当地社会召工时进的厂，成了“三献”人“献了终身献子孙”的见证人。 

 

　　吴远洋在厂区内的行进时不时被打断，因为她的父亲曾经是晋江厂的“名人”，总会有人与父亲打招呼聊天，而退休多年的父亲也总会向别人打听关于集团破产进展以及退休政策的相关情况。吴远洋在这里几乎没有遇到过童年时的伙伴，她说像她一样出生在70年代末的二代人，就没有真正愿意留在工厂的。“考上大学离开老厂，是我们那时候从父母处得到的教育。就像现在每一个农村学生一样，只有考大学是惟一的出路。”吴远洋说她与海军一样，都在参加高考的时候享受过“三线考生加分10分”的待遇，只不过她的被优待感不像海军那样强烈。 

 

　　因为回老厂的计划没能成行，吴远洋已经开始计划与男友一起等到秋天再回去：“那时候山里太漂亮了，我们正好回去拍点儿照片。”男友对吴远洋的计划表示了相当的热情，他们甚至希望能够在那里拍一组结婚照，“一定挺有意思的。”吴远洋希望能拍下她记忆里浓浓的雾气，能拍下她记忆里绚烂的花朵，还能拍下她活泼的往昔。 

 

　　残酷的和温暖的(三) 

 

　　这一次搬迁与他紧密相关 

 

　　在吴远洋为自己的夏坝老厂行计划搁浅而在家里懊恼不已的时候，她的父亲吴学辉刚喝下一斤江津白酒的最后一杯。 

 

　　52岁的吴学辉已经在好几个网站的论坛小有名气了，拥有自己QQ号的他一直对自己驾驭文字的能力颇为自信。他评价自己以及与他一批的三线人的人生为“长身体时吃糠，该读书时打枪，该工作时下乡，精壮年时下岗”。这位曾经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加入过重庆最大的造反派819兵团的“红小兵”，在1972年时成为了一名工人：“而且不是一般的工人，军工企业难道是根不红苗不正的人可以随随便便进去的么？” 

 

　　2007年的8月，吴学辉开始准备自己的退休事宜了，对历史与文学的热爱使他至今还可以轻易地翻出自己第一次作为工厂青工代表，在成都锦江饭店参加的那个“抓革命、促生产”会的笔记本。这个于1972年9月召开的会议，在中国军工企业的历史上有着相当的地位。因为西南地区的军工企业自建成投产以来几乎一直都陷于文革动乱之中，军工任务只完成不到60%，而大多数的三线企业甚至还没有完成基建，当年8月，四川省委与成都军区党委向中央打了关于企业生产的报告，中央当即召集会议并形成“31号文件”——迅速召开国防工业系统“抓革命捉生产”会议。“729”会议后，四川的军工企业就比全国其它军工矿企业提前四年结束了文革动乱。 

 

　　其实吴学辉找这次会议的纪录已经很久了，他一直希望当年进厂即以青工代表出席这次意义非凡的会议的经历，会成为他“四川省劳模”的证明，并以此享有他应该有的退休政策。“不过，没什么用。”吴学辉看起来很遗憾。对他而言，已经搬迁到重庆渔洞，并入大江工业集团的晋江厂并没有消失，何况这一次的搬迁与他紧密相关。 

 

　　虽然早在1982年就开始打报告提搬出深山，但是等当时的“国务院三线调整搬迁办公室”批准报告已经是数年之后。吴学辉与厂领导一起，对周边几个地方进行过考察，最终确定了与其它几家工厂一起搬迁到现重庆巴南区的鱼洞镇。“确定搬迁的消息正式在工厂传达的那一晚，全厂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没睡着觉，都笑了一晚上。”吴学辉用他激昂的态度向我表示，他的记忆力非常可靠，“我后来被工厂派往北京，是因为之前驻京办的同志一年时间只贷了800万元钱，这些钱连搬个车间都不够。我到北京后工作开展得很快，1999年成功贷到了3700多万贷款回来。”顺理成章，吴学辉也成了厂搬迁办主任，并任新厂工程部部长。吴学辉并没有真正在工厂新址上过班，有意思的是，他甚至选择了“留”在夏坝老厂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