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通内脉，深入堂奥：关于黄宾虹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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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是学社会科学和西方哲学出身的，怎么会对黄宾虹的绘画着迷？有什么契机？当初是什么打动了您？ 

 

答：不少人注意到我的学科背景，也就是从社会科学出身，又对西方哲学感兴趣。年轻时我还算得上一个“文艺青年”，举凡文学、艺术、电影、音乐，都痴迷过多年。这种驳杂的背景也许是那个时代的年轻学子和学者的一种时代特征。就我而言，虽然我专业学习的主要是法律、哲学美学和文艺学，但是中国书法和绘画一直是我的业余爱好。对书法下过一定功夫，二十岁出头就写下不少书法评论文章，引起书坛注意。对于绘画，也深为喜爱，好戏弄笔翰，放言高谈，于20世纪各家颇有微词，独于宾翁无间言。记得做学生时，我购买的第一本大型画册就是上海美术出版社的《黄宾虹画集》，潘天寿先生在此册序言中说“五百年，其间必有名世者，我与先生之画学有焉”之句，至今记忆犹新。还有一个契机，就是我读书时颇高自标许，平庸之辈多不入眼角，独独服膺傅雷先生之眼力，对他论20世纪诸家画深为叹服。而其对宾翁画格之评骘，尤警策中肯，不免惊为天人，膜拜无已。

 

 

 

 

研究生毕业后，我回杭州老家工作，便隔三岔五骑车去栖霞岭和孤山，拜谒先生故居，仰观先生墨迹。身为理论工作者，常以无暇顾及笔墨为恨。但对宾翁之书画，及其画理画学，常得亲炙，以慰渴慕。至今犹记2004年浙江展览馆“画之大者：五十年后识真画”展，拜观整整四天，心慕手追，顿足号叹！其时每天都是一早到达，下午闭馆时方离开，中间只啃面包，喝矿泉水充肌。那次集中展示的五百余件巨作，可谓有史以来最全面的黄宾虹展事。恭逢其盛，不觉大呼过瘾。

 

 

 

 

 

问：国内对黄宾虹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杭州。感觉黄学在杭州是显学。您对黄宾虹的兴趣也出于地缘关系吗？

 

答：可能有关吧。杭州钟灵毓秀，誉美天堂，宋元以来更是人文荟萃之地，文化中心之所。我老家位于杭州西郊仓前镇（现与西溪湿地国家公园毗邻），向有江南粮仓之名。此地河流纵横，植被华茂，天然一片画境。兼以民风淳朴，小富即安，晴耕雨织，诗书传家，因此名家辈出，代不乏人。著名戏剧家洪升、国学大师章太炎等皆从此出。

 

风物对人的影响甚大。别的不说，单就儿时师长们言传身教而言，便多是“好好读书，将来做太炎先生那样的人材”之类，可谓耳濡目染，深入潜意识。加上从小在天然图画中长大，看到平淡天真，一派江南的水墨山水，即从心底涌出亲和之情。因此，宾翁之画，我从少年时代起就喜欢非常。这也许就是西人所说神经元被周围环境塑造的缘故罢（参见奥尼恩斯：《神经元艺术史》，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5）。

 

 

 

 

问：黄宾虹是书法家，不仅强调书画同源，更强调书在画先，将绘画的脉络溯源到书法，又将书法溯源到金石（从这方面说，他是用哲学的方式在做学术）。在实践上，他以书入画，讲究笔法，把笔法看做绘画的最基本元素。提出五笔七墨，这也是一种现代的、理性的治学方式。您也研习书法，师从洪丕谟先生，所以想请您也谈谈这方面的看法。

 

 

 

 

答：中国艺术，特别是书画，从来就主张志道游艺。志道据德依仁游艺，是有严格的序列的。不然，矜矜于字画末艺，虽精勿贵。而在这样的传统里，画格取决于书格，书格则取决于人格，也就成了自然之理。抓住了笔墨，也就抓住了中国画的根本。而笔墨的根本又在于用笔，用笔的基础，则在于书法。以书法入画法，为中国画之正脉。否则，横涂竖抹，纵然形象逼真，终究画格不高。

 

不过，强调以书法入画法，并不始自宾翁。那黄宾虹如何取得如此高的成就？这当与中国书法的一次范式革命相关。那就是肇始于清代中叶的碑学中兴。大抵中国绘画，凡书法兴则画法兴，书法衰则画法衰。明清以降，帖学书风已渐入柔靡，书学难于自振；画格同样也处于衰退之中。而自从阮元、包世臣创为碑学，邓完白、康南海高举尊碑旗帜，黄钟大吕，始为正音。对此，黄宾虹有极其深刻的自觉意识。因此他强调以书法入画法，复又倡导以碑学书风入画风，乃得先机，画起五百年之衰，长驱直入宋元山水堂奥，吐纳之深，后世小子叹为观止。

 

 

 

 

问：目前关于黄宾虹的研究，大部分还停留在中国文化的框架里。西方也有人研究黄宾虹，比如德国的尤莉从画作入手做文化研究。我有个想法，不知是否可以用西方哲学、当代文艺批评的方式去解读黄宾虹。眼下好像有两种言路：一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二是从符号学的的角度。3月25号在浙博开的研讨会上，主题之一为“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黄宾虹”。知识分子本来就是一个现代的概念 ，不同于文人、士大夫。而此前一直将黄宾虹限定于文人画，胸怀天下的士大夫（搞革命）的框架内。其实，无论是当时的环境，还是黄所谋之事，都有现代知识分子，甚至公共知识分子的痕迹。或者说，他身处一个新旧时代交替的时空，他身上有着传统文人士大夫的影响和底子，而又兼顾现代知识分子的气质。您认为这样说得通吗？

 

答：这些年关于黄宾虹的老生常谈！近来已让人渐感厌烦。倒不是说它们都说不通，而是说得太顺溜，太容易，以至没有任何创格可言。对理解黄宾虹的画来说，也称不上什么高明或深刻的见解。将黄宾虹刻画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他有过搞革命的经历，这些与他的画有什么具体关系呢？真正想要在黄宾虹所处的社会情境，及其画风之间做出“艺术社会史”的研究，这里面还有太大的鸿沟需要弥补。而到现在为止，我只听到或看到大量泛泛之谈，却根本看不到西方学者类似研究的那种精确度和严格性，譬如夏皮罗之研究印象派绘画的社会主题（参见夏皮罗：《论抽象画的性质》，收入《现代艺术：19与20世纪》，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5年），巴克桑德尔之研究意大利或德国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时代之眼”（参见巴克桑德尔《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椴木雕刻家》，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5年即将出版），T. J. 克拉克之研究库尔贝、马奈的绘画的社会属性（参见克拉克《现代生活的画像》，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

 

当然，我并不反对黄宾虹艺术的社会史研究。但是，我们的社会史研究总是太笼统，太粗陋，甚至难于自圆其说。像眼下，我认为还不如回到黄宾虹研究的一个基本共识，即他倡导士夫画，反对文人画的事实。可以进一步研究的是他所谓的士夫画所指为何，他所反对的文人画所指又为何。

 

我认为，在这一点上，黄宾虹的指向相当明确。所谓士夫画，就是作为志道游艺的画，是为中国绘画之正脉。志道游艺，其艺才有了厚重的担当。而所谓文人画，或下笔无由，理法不通的江湖画；或指徒以艳丽欺人耳目的市井画。文人无行，缺少了担当，终归落入笔墨游戏的窠臼，纸上云烟，游淡无根。剑锋所指，黄宾虹心中当然清清楚楚，只不过，他遵循古训，不愿意指名道姓罢了。

 

 

 

 

问：有可能从符号学角度解读黄宾虹的绘画体系吗？刚才所言，笔法是书、画的最基本元素。用最基础的分子（笔法）打通了书画。笔法也是线条，黄宾虹看到西方的野兽派印象派后说，他们是在学我们的线条。笔法（或现代线条）即是一种符号。

 

答：这是一个很有希望的研究思路。2010年，我在杭州南山路衡庐画廊关于《黄宾虹与塞尚》的讲座，就意图从这个角度，为黄宾虹研究开一新路。在那个讲座上，我着重论证了两个问题：一是黄宾虹以碑学书风入画的范式转换意义；二是黄宾虹隐退物象（不是消除物象）、离披点画的创格，开启了中国画的现代之路。而后面一点，与塞尚开创的西方现代绘画道路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也与罗杰·弗莱等人指出形式（例如笔触的表现价值）而非内容（例如绘画的主题）乃是绘画的最主要表达因素的现代画学思想，不谋而合。

 

我们都知道，傅雷先生曾经数次询问宾翁其画是否受了西方印象派影响，无奈宾翁每次都含笑不语。因此，这个为现代研究者津津乐道的问题，已然成为一段公案。我的意见是，不管黄宾虹是否看过印象派画作（他有可能看过画册，但精度不可能太高），他都是独立走到了中国画的现代之路。与印象派的暗合，乃是一种机缘巧合，或者说，殊途同归。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塞尚的开创意义，在于他洞察到绘画的双重性——即绘画既是一个平面，又要塑造立体感和深度透视——而强调笔触和色彩的表现力（参见罗杰·弗莱《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在于他放弃了正确的透视而对画面重新予以组织（参见格林伯格《塞尚》，收入《艺术与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格林伯格《现代主义绘画》，收入《艺术学经典文献导读书系·美术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在于他抛开了学院派陈陈相因的程式而欲画出眼睛之所见（参见梅洛-庞蒂：《塞尚的疑惑》，载《眼与心：梅洛-庞蒂现象学美学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在于他执着于实现自己的感觉，从而将19世纪末西人的视觉机制和盘托出（参见乔纳森·克拉里《知觉的悬置：注意力、景观与现代文化》，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7年，即将出版）。而黄宾虹的开创意义，则在于他比明清两代画家更深刻地理解了物我关系，以及笔墨的相对独立价值；在于他摆落物像的清晰性，在物我两忘中一任化机呈露；在于他比先前的任何画家都更为系统地总结了画法画理，却能做到忘怀理法，一任天机；在于他抓住了两个历史机遇并充分领会其历史意义，从而在自信中将传统绘画导向现代。

 

 

 

 

19世纪中叶，随着照相机的发明，绘画的写实功能旁落，西方绘画某种意义上被迫渐次走向表现和抽象。这距离黄宾虹形成自己画学思想的年代，其实已经相当遥远了，但是，似乎只有黄宾虹深刻独到地领会其范式转换的意义，提出了西方现代画正在向中国画看齐的观点。这一点，与西方学者罗杰·弗莱（通过汉学家劳伦斯·宾雍）利用中国画学思想（重画面质感和书写性）来为塞尚等现代画家进行辩护，可谓取道互逆，相反相成（参见弗莱《弗莱艺术批评文选》，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0、2013）。第二个机遇，就是黄宾虹抓住了帖学书法衰微，碑学书风大盛这一书法史上的范式转换，并深刻领会其对于绘画新变的意义。这可谓打通内脉，深入堂奥之法。以西画没落的学院派来改造国画等皮相之论，或单纯强调拉开中西绘画距离等“文化民族主义”之说，与黄宾虹画学思想的高度和气象，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2015/4/13于川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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