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思泉 - 香谷先生

先生号香谷,人称香谷先生。诗书画印,未一日闲。或云香谷风,西邑翁尹,皆吾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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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仲先生艺术生平

(2019-10-12 18:19:39) 下一个

 

书风世厮守

 

决定我毕生从事于书画一道,并非偶然,这与我的家世有关。在追述我的墨海生涯时,我就从我的家庭谈起。

 

我家世居鲁南平原乡间,远邻孤山,近傍漷水。当我还未出生时,我的名字早已可在曾祖父墓前碑面的左下角。我所处的一代以“学”字为班辈,我在堂兄弟中排行“老九”,正轮上一个“仲”字,因此以“学仲”为名。“仲”即指孔仲尼。有师法孔圣人之意。待我出生后,父亲履安公,又从《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中“黾勉从事,不敢告劳”中取其“黾”字做了我的“字”。

 

这个字却成了我入世的先兆,即我生来无才,全靠勤勉努力,勤以补拙的。我自童稚之年所领受的书画教育,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也是很有代表性的。

 

 

据《滕阳王氏宗谱》所载,我家是西晋琅琊王氏望祖之后,作为地名,“琅琊”有多处,我的祖先则籍山东临沂的琅琊。王羲之一支渡江南迁之后,另一支则散居山东、山西。我家先祖自元代迁至滕县漷河店后,一仍琅琊王氏注重书道的遗风,以书法作验证是否琅琊真传的一大标志。如果子弟不擅写字,会觉得有辱先祖的风范,而面无光彩。滕县紧靠着孔孟之邑的邹县,尊崇儒风。二、三十年代的王氏青年人尽管都入了新学堂,但不少家长还是对子弟辅以五经之教。

 

我的曾祖父启方公,是个秀才,一生专攻虞世南的《夫子庙堂碑》,当地留存其书写的碑刻甚多。祖父王振歧经营酒坊,没有多少时间修习书法,把精力用在培养我父亲的成才上。我父王长祥,字履安,受过塾学和师范学校的双重教育,能诗,善书。康有为在政治上的变法失败,其变法思想在书法上倒取得一些成功。以我们王氏家族来说,在书法上一向是尊王、虞二家为正传,康氏“尊魏卑唐”说影响所及,连曲阜孔氏后代也望风披靡,都由馆阁书体改习六朝碑版,我们王家学书的人也重视起北碑来了。这种书法上的复古运动,实际上是书法史上卑薄八股试帖字体的一股新学风潮。

 

 

父亲自师范学校毕业后,也改习魏碑墓志。他为地方人士所写的碑石,主要也是用魏体。邹、滕一带,为祖先立碑的风气很盛,有功名的人物在碑石前列题名,在碑阴刻传记;一般处士平民但题记姓名淑配。幼时,我在节假日中,父亲常携带我骑上毛驴到深山坳谷石料场中,让我帮他磨墨界格,然后看他书丹上石。这真是我的节目,因为我既可以看父亲如何写字,又可受主人之邀,享受一顿上好的宴席。

 

 

少年习画沙

 

我五岁开始习字,习字与识字差不多是同时进行。父亲对我的启蒙教育不是让我临摹碑帖,而是为我写下二十五个楷体字的范本:“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四,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人,可知礼也。”大小如胡桃,应该说是中楷,我学得很起劲。说起来,我萌生写字的欲望还是在戴肚兜的时候,光着屁股蛋子坐在打谷场上,用柴棍在地上自由地画沙,是我的一大乐趣。那些幼稚的字,有时也画到了墙上。有一次邻居的墙壁新刷了石灰,这刺激了我的表现欲,遂拿起一块有尖角的瓦片便在粉墙上就自己身高所及,涂写了个满满荡荡。事情被祖叔发现,遭到一顿斥骂。

 

还有一次,我拿了小刀在父亲坐的太师椅的椅背上刻了字,同样遭到训斥。两次受辱,对自己的童心刺激很大,所以至今还深有记忆。村里要修关帝庙了,请来工匠塑神像画壁画,这也忙坏了作为有童的我,吃过饭便去关帝冒看工匠们如何塑像,如何着彩,如何在粉壁上描绘、写字。大概父亲看我对涂涂画画有兴趣,“上大人”写得有所进步,便让我写笔划烦琐的范本:“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子十枝花。”所用的纸是较粗的仿稿纸,比则按照大人的要求用羊毫软笔,说这样才能练出笔力。

 

 

父亲为考验我将来能否成为书家,曾仿效王羲之考验少年王献之的办法,在我潜心临池的时候从背后抽冷子抽拔我手中的笔。笔未曾掣飞,但我却受惊而离开坐位。父亲开始向我传授实指的要领,渐次我学会了拔镫法执笔,运笔方面则学习李阳冰的运笔二十四法,李溥光的变化三十二势。开头用米字格,后来用空白方格。

 

六岁入小学后,则正式专攻小楷。教师、家长对学生的小楷字都很重视,一来学生做笔记、答试卷、写作业都用小楷,只有写信才可以用行书。小楷字写得好,将来到社会上谋职,也有极大的方便。二来,通过写端严的小字,可以培养儿童从小养成姿势端正、平心静气,不潦草从事的好习惯,进而得到品格上的修养。另外,清代那位拥护阮元书论的学者——钱泳,曾说过一段话,这常为我的书法老师包括我的父亲所津津乐道,这就是“工书者,不精小楷不能称书家”。

 

 

中国书史一向重视小楷,历代推崇钟元常、王羲之的小楷书。影响所及,日本天平年间的光明皇后也临得一手王羲之《乐毅论》娟雅的小楷书。清代书法理论家王澍认为,习小楷应以《乐毅论》为正宗,提出“正书以《乐毅》为主,《黄庭》、《内景》、《洛神》佐之”的主张。我幼时在家长、老师的督导下,苦练《乐毅》、《黄庭》、《洛神》三帖,从而打下了我攻书的根基。我所用的《黄庭经》字帖因系辗转摹刻,並不精,如何得到一本精拓、传神的《黄庭经》,成为我念兹在兹、朝思暮想的大事。八岁那年,因摘食庭院中的一枚石榴而突患恶性肠炎,辗转匝月,几度昏迷。

 

一天,父亲拿来一本精拓的《黄庭经》给我看,说是偶然在城里发现,而为我购得的。我在病榻上翻阅着这本梦中冀求的好字帖,是被它的美感所传导吧,精神为之一爽,病恹恹的我竟然像脱蜕的蝉一样,立即恢复了健康。事后老人们说:“这是我家小黾儿虔敬黄庭,感化了神仙天尊所致。”在我来说,父亲给我的这本《黄庭经》简直成了我的命根子,临习、展玩,整个身心几乎都溶化在了里边。

 

父亲看我的小楷写得有所长进,便让我抄录他的诗文,抄录古籍。他说,抄书也是练字,苏东坡就是通过抄书练成一笔好字的。这种训练可谓一石二鸟,既练了字,又学了古诗文辞,二十岁以前这种抄书活动,是我每日的常课。溽暑挥汗,冰冻呵砚,乐此不疲,月积年累,数量可观。可惜人事沧桑,那青少年时代的手抄物早被岁月沉默了。

 

 

我到滕县县城读高小、初中时,书法由美术教师兼任,所学的东西不多,美术老师看我的字写得可以,对我的教育也就放松。有时我为其它课业牵扯,书法作业上便想出偷懒之法:把老师上次在大仿上用铅笔签署的月日擦掉,重新上交充数,老师并不见责。但我的父亲并不因我进城读书而放松了对我的书法进修的严格督教,每逢星期日回家,总得先向老人家交验临池或抄书的劳作成果,没有达到预定好的数量、质量,他是不放我过门的。

 

滕县著名书法家黄以元先生,是我的校长,他曾教我们班同学书法,讲授询结字三十六法,黄自元间架结构三十二法,李淳的十大字结构八十四法。我的习字作业常被他“留成绩”,张挂在教室内以向同学们示范,这愈发增长了我习字的兴趣。校园内堆积了很多新出土的画像石,我在课余常拿了纸、墨去拓画像石上的车马人物,也拓一些碑刻文字。自己赏玩之外,还检了印得好的拓片送给黄以元先生。

 

 

1937年日寇侵入山东,我们一家逃难迁至峄县山区。此间无处买纸习字,技痒无聊便到村外闲步。村边有一大河,绕村而下,无意间发现河滩上的淤沙所结成的板块,靠河岸处则裂成片状,因系层层淤积,异常容易地就可以揭下来。我突发奇想,在上面是否可以写字呢?我捧了好多片沙板回到住处,溶墨书写,手感很好。于是我在逃难时也找到上好的书写材料了。

 

以后,我经常到河滩挖取沙板练字,顺便拿了竹捧在河滩上找那成片的泥沙龙飞凤舞地书写一通,以体会古人画沙练字的意趣。父亲对我的发现与发明颇为赞赏,帮我削制竹笔到河滩上划沙,他自己也饱蘸浓墨在沙板上题写。于是,在我们暂时避难的农家房舍内,窗台上层层迭迭地展示起“沙板书”。父亲对画沙、写“泥板字”也有了体会,在言谈中常启发我对画沙、写“泥板字”妙理的体会。

 

 

颜真卿在他的书法理论中主张点针行笔法,这一行笔法要求在运笔时将笔锋点点入纸,力透纸背而后行。在农村中,妇女做布鞋都是先纳鞋底,尖锥、针线运作,在“千层底”上留下用点纳成的线。我想,颜真卿当年是否由此而受到启发,而创造了他的点针行笔理论呢?当我第一次看到了缝纫机的运作,这一呆想又活了起来。于是在行笔中,有异地摹仿缝纫机点针运行,使意念与笔力都透过纸背。离乱中,便在随身带的书籍的天地空白做了笔墨运行的疆场;碑帖上片断载录的晋唐人写经,也使我饶有兴趣。

 

我的表兄苗君实长我二十来岁,擅画兰竹,书法专学黄山谷。黄山谷的书法自古以来就评价不一。姜白石认为“山谷胸次高,故遒健而不俗”。清代书论家钱泳则认为“山谷之诗与书,皆不可沾染一点”,否则“一入笔端,便九牛拔不出”。

 

我父亲也认为黄庭坚的字并非书法正传,可看而不可习。君实表兄是画家,认为黄书与其画法天然一致,习山谷体者沈石田、文征明、郑板桥,在书画两方面都有大成就,这就是因为黄书有枯藤槎枒之势,妙关画理,与画法暗合。在他的影响之下,我也学着画兰竹。

 

我的另一位老表兄长寄庵,擅诗词文赋,在县里设帐教馆,我一边在学校读“洋学”,一边跑到学馆听他讲国学、古典诗词。我少时性格内向,在诗词习作中除了写愁苦就是写哀伤,寄庵表兄劝诫我说:“愁苦之词伤身,像李贺、王勃一些大家,很快死去,李贺只活了二十七岁。”以后就有意识地多写雄扬欢快的诗词。对于改变我少年多愁善感的秉性来说,他是影响最大的一位。

 

 

中学时代同学们的课业爱好有了分野,与我同样爱好书法、绘画、诗词的,还有陈礼堂和刘合峰,我们三人相处十分融洽,论述、谈艺,笑傲田野,也仿佛起李白、孔巢父等的竹林六逸来。刘合峰当时曾建议我主习《张猛龙》,说此碑为唐楷中的欧阳询,可以校正体格之失。父亲为我立的阶段性的课题是:行书学《兰亭序》,大字攻《龙门二十品》。对以上要求,我都照单全收,照办不误。

 

一年寒假,我和父亲在屋后掘一地窖,可容三人读书、写字。它可避严寒,可抗干扰,我,间或还有哥哥们便在地窖里背诗文、诗韵,临池染翰,不分昼夜。父亲有时下到地窖来巡视,今日出个上联,明日就得交给他下联。大概老人家对我将来有多方面的考虑,还要求我学好珠算。在我看来习《兰亭序》同打算盘是不搭界的两回事,因此,在晚间写了两通《兰亭序》后便困乏欲睡,遇到姐姐来地窖送热水,便请她在父亲面前讲情,放松对我珠算的要求。暑假里,地窖是攻读、临写的好地方,但讨厌的蚊蚋却无孔不入,我只好用被单裹身,在抵御中攻习书画诗词。

 

 

汉隶书家边秋水先生在山东很有名气,那时他在滕县城里富商黄旭斋家作幕宾,通过长辈人的介绍,我常去向他请益。他的隶书,规模邓石如,是阮元“北碑南帖”论者,强调古阙贞石、丰碑大碣都是用隶体书写,因此隶书在诸种书体中至为重要。他根据阮元见解,认为书家不管长于何种书体,而以能否在隶书上有真功夫为衡量书家水平之正则。

 

他曾教导我说:“唯有习隶书才可以上通下达。上通即打开掌握金文、甲骨、秦篆的通道,下达则指对正书、行草的熟稔。一个书家不管兼长多少书体,隶书永远是正工。”根据他的要求,我在中学后期主攻《张迁碑》、《礼器碑》、《华山庙碑》。通过对这些碑版的临习掌握,以确立自己书体的形质。他不准我随意挥笔—他说这是对我“敲冷鞭”;“阅之在多,临之在专”,他允许我旁观博览,但不许尽临。一种碑帖选定,他要求我至少临习百通以上

 

他严苛约束我先求形质,后求萧散,再求雄肆。这对年轻人的我好高骛远、急于事功,实在是一副对症的良药。我在隶书上能下过一定功夫,并终身受用,实在应该归功于这位严师的苛教。

 

 

在那动乱的年月中,我已经习惯于橐笔簪墨的生活,行囊中裹着笔墨、装着碑帖,行则心识默写,住则心摹手追。逢到春节或村里有红白喜事,街坊、邻里、亲戚、故旧便携来大批的红白纸张、幛幔,求我父亲题写。

 

父亲感到压力太大时,也会烦怨地说:“智者劳,愚者忧,无所为者无所求。”有时还赘上一句:“巧者为拙者之奴隶。”为帮助父亲偿还“书债”,我有时为他老人家代笔。父亲看我笔力不弱,并不阻止。每当求字者拿了我代笔的字而称扬父亲的“好笔墨”时,我私下的欢愉是难以形容的。

 

 

回顾少年时间的墨海生涯,主要是通过了三个方面的基础练习,一是小楷,二是魏碑,一是汉隶。而这三方面实与康有为的“尊魏”说,钱泳的“重小楷”说,阮元的“善隶”说紧密关联。当年教导我的这些老师,有的名不出乡里,有的在国内没有多大声望,随着他们的相继谢世,时代的烟云已将他们的名字冲得渐为后人所淡漠。但这些书艺前辈对我来说,却时时浮现在眼前,那容颜、那謦咳仍然在督导我在艺术的征途上不断进取、探求。我永远感念着他们。

 

 

家乡古善国

 

滕县这氤氲着儒雅古风的家乡,每每回忆起来都给我温馨的慰藉。春秋时代的滕国,是周文王的儿子叔绣的封地,据《左传》记载:“郜、雍、曹、滕、毕、原、丰、郇—文之昭也。”《春秋》鲁隐公七年始见于经,至到战国时代,才为宋所灭。我记得幼时城墙的四门门额上。各嵌以二字刻石,东门为“宗鲁”,南门为“迎薰”,西门为“怀古”,北门为“望阙”。字体近乎颜体与柳体之间,不落款识。从由北门而“望阙”来看,写字者为明代人。现在城墙已平,刻石已佚,也难以考索书者为何人了。但在当年我每看到这几个字,便产生一种中正平和之感。

 

 

滕国国君的驻地并不在现在的滕州市垣,而是距滕州城西南七公里的地方,距我的老家很近。相传滕文公是战国时代的贤君,他接受孟子的建议,打算在滕国实行古代井田制。孟子有一句称赞滕文公施行善政的话:滕国虽小,“可以为善国。”家乡的父老对此津津乐道,我幼时还看到过保留在城门上的“善国门”三个石刻大字,也瞻仰过建在荆河边上的滕文公祠。那时,祠堂的建筑和碑碣都还十分完整,我在这里拓过不少明代人写的碑文。城东龙泉塔下的碑文,相传为滕县才子郭印瑚的手笔,文章词彩瑰丽,我也曾把它捶拓下来,揣摹他的书法和文采。

 

孟子所在的邹国是滕国的近邻,他多次到滕国游说,滕文公延为上宾,特为他建了一所宾馆—上宫。后人为纪念孟子,在其遗址上扩建为“上宫新馆”,但这个古迹早已无存。墨子——我认定他是与文圣孔子、武圣孙子、书圣王羲之并列的科学圣人,也是滕国人。而成语“毛遂自荐”中的毛遂,也出在滕地,听说家乡人民如今已修好了他的墓。

 

家乡的漷河,初见于《左传》哀公十九年。漷河之南的薛城,是孟尝君田文的封邑,田文的食客冯谖收债于薛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我的老家漷河店村附近,当年是田文经营“三窟”的地方。西汉初年功臣夏侯婴封为滕公。距滕州城40公里的平邑汉石阙,至今还完整地保存着,它和河南嵩山下的汉石阙一样,是中国罕见的石建筑之宝。北关的黄氏铁铸大牌坊,西门里横跨街道的两座大石牌坊,都附丽着那么多纹饰和文字,读中小学时到西门内周荣魁毛笔店购买笔墨,每经过这里,我都要驻足仰头观赏。

 

 

在南门大街和西门大街的交接处,有一个“易石园”。这里原是徐家祠堂的庭院,老辈子闹灾荒,徐氏以粮易石,灾民从山区运来石头,按照形状,质量,换取一份粮食,易石园内假山起伏雄伟,池塘水波潋滟,花木扶疏,是县城里的文化人游憩之所,常有名人字画在此展示。清代曲阜学者桂馥的隶书字,我就是第一次在这里看到的。大舅父与表兄苗君实父子开设的中药店离此不远,他们两人坐堂行医,我来看他们时,如果店务不忙,老兄苗君实便带了我到易石园去观花品景,欣赏字画。

 

而表兄精心布置的书斋“静雅堂”,在中药店的药香之中又散发着翰墨之香:堂内居中悬有他的老师鲁景奚先生的大幅墨竹,两旁配着他的书法老师唐旭谷先生的对联。那对联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是:芭蕉听夜雨,修竹引熏风。为了跟这位老表兄学画习字,我常住进他的书斋。每日作业:临兰竹五张,习字三长,老表兄总是热心,严格地帮我批改。后院就是他营置的竹园。他栽竹与众不同,并不求竹篂成林成片,而是一石之旁,傍竹三、五竿,自成一组动人的小品,移上纸素,竟是一幅完美画面。他常常引导我仔细观察研究竹子的生态,风晴雨雪给竹竿、竹叶、竹笋带来的变化他店门、房门不贴春联,而是他对称地画了兰竹的丹朱纸斗方。这颇引逗过往行人停足观赏。

 

 

滕县县城也和当时的名城一样,也有八景,龙泉塔影、荆河逝波、莲池四面……都是上了滕城八景的。所谓“莲池四面”系指沿城四围的护城河里的茂密荷花。我幼时,因屡经兵燹,城壕淤塞,早已看不到这一景了。古代李长蘅曾为它留下“谷城山好青如黛,滕县花开白似银”的诗句,很为清代大诗人王渔洋赞赏。但是待到王渔洋到滕县时,未能看到荷花,极为扫兴,曾作诗一首以表遗憾:

薛北城南屡问津,远看山色黛痕新。

惟余一事堪惆怅,不见花开白似银。

 

那时滕县护城河里的水应该还是充盈的,大概他没有赶上荷花开放的季节。

 

 

滕县作为古善国的故地,传统文化的气息很浓,地方名士的雅集或诗酒聚会,父亲有时也带上我参加。看到长辈人吟诗唱和,韵斗丫叉,我私下也暗暗打成腹稿,事后交给父亲评正。他对我的要求很严,在那种场合,只许我耳濡目染,虚心领悟,不许我逞能使性。

 

父亲青年时代曾一度从戎,随军驻过北京的南口,登过赵武灵王的丛台,访问过邯郸的回车巷,吕祖祠的“黄梁梦”旧地,屐痕留在北半个中国的他,耳热酒酣之时常引经据典,为我讲述他半生的游踪,这对我这个未见过外面世界的娃娃来说,无疑是种诱惑。他刻有一方闲章—“照影王郎忆旧容”,另有一颗竹根印是李白的诗句—“一生好入名山游”。作为先人的手泽,我至今还保存着,有时钤在我的画品上。

 

在对我的书画启蒙教育中,先父屡安公和老表兄苗君实给我的恩惠最多,最难忘怀,因此我在《师承自述》中是这样写的:

少年书画学苗家,亲炙表兄九畹花。

濡染丹青师外祖,抚临碑版步阿耶。

初从东海习鞍马,复事退翁赋怀沙。

身世播迁昔望祖,亭兰磨破愧琅琊。

 

 

曲阜岱宗行

 

十五、六岁时为我的古文字学打基础的是中学校长黄支田先生。他年轻时是济南齐鲁大学的高材生,曾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学过“小学”。他要求学生自幼年就得打好文字学基础,因此他教学极其认真。同学们年纪小,对写字还有些兴趣,但对声韵、训诂、通假都感到枯燥。考虑到我们好动的特点,在上课中间他又穿插教我们一段健身操——“八段锦”。学校的校训和学生守则,也是由他亲笔书写,他为我们编的课外讲义《字说》,可看出他的古文字学渊源有自,可惜当时我理解、接受得太少。

 

我是拓碑的热心家,曾帮他拓下滕县不少新出土的汉画像石。老校长托滕县膏药店的主人,带到天津请著名古文字学家王襄先生鉴定,受到他的重视。为此王襄先生写成一篇《滕县汉画像石记》,发表在燕京大学的学报上。这位第一代甲骨文专家当时并不知道这批拓片的捶拓者,是个十五、六岁的孩子。1954年我在天津认识了他的儿子王巨儒,继而拜识了王襄老前辈,谈起这件事,不胜今昔之感。滕县的汉画像石之古拙趣味,对我以后的书法和绘画,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滕县传世的石碑很多。滕文公祠、龙泉塔且不说,东门荆河岸上的“皇恩浩荡”四字大石碑,县衙谯楼上嵌的四块刻石,分别刻着“气吞山河”四个大字,这都是极耐人品位的好字。还有一通传为李白手迹的石碑,因不见于文献著录,远不如河北蓟县“观音之阁”、山东济宁的“北观”刻石著名,可能是伪托之作,但读其笔意,仍能引逗我的遐思。我家村口新建了一座高氏节孝碑,我幼时曾亲眼看石工镌刻字迹,碑阴是黎元洪写的“节劲松筠”四个大字,颇有气势。我的历史课本上印有岳飞的草字“还我河山”,当时感到比《兰亭序》上的字更美。

 

滕县富商秦旭斋那年新建了一所园林,我的隶书老师边秋水先生既为他府上的幕宾,自然少不得要题写楹联榜额,并征集名人字画。初生牛犊小辈的我,也送上一副对联,内含戏谑:

不爱钱原非易事,太要好亦是私心。

 

两句话正反进退都可解,心胸偏狭的人很可能认为是对他的大不敬。想不到秦旭斋老先生——他是我三伯父的朋友,自是我的父执一辈——很开明,居然允许边秋水把它装裱后挂

了出来。三伯父看到这副字联,认为我太调皮、孟浪,把我狠狠训斥了一通。

 

 

清代“扬川八怪”之一的李复堂,曾在滕县作过先令,因此自号“滕薛大夫”。他同黄校长的先祖是莫逆之交,黄家藏有他的书画精品极多,因为黄校长对我特别垂爱,所以有幸能看到李复堂的许多精品。三伯父的客厅里,挂有李复堂的《九老图》——一株老树上画有八只老乌鸦。题有长诗,风神隽逸。李复堂的字颜筋柳骨,不拘绳墨,我多次摹仿,但父亲说,这是画家随意戏墨,练这种字不是书家的正途。清末最后一任滕县先令名叫姚诗志,我的外祖父为他做过幕宾,姚善行书,也有些李复堂体的意味,其字在滕县流传很多。我对这一路书体很喜欢,所以当时自己题画做跋,常带出些李复堂的影响。姚诗志的名字与作品都未见于著录,这是令人遗憾的。

 

十四岁那年,父亲开始正式让我练习草书。他教我的方法是先识记草字,临《右军将军王羲之草诀百韵歌》。临过之后,还得让我把草字的笔意默写出来。这一课题完成后,才是临孙过庭《书谱》。他认为《书谱》没有狂怪习气,并且文长字多,字字有法度可守,是草书的好范本。历史上也有人反对孙过庭,说他的草字“千人一面,万字雷同”。我临了几遍,受益匪浅。此后,换写《十七帖》,草书的步序才逐渐分明起来。明清以降,画家与书家的字有了一些区别,吴昌硕的海派,也影响到我们这个小小的县城。我和挚友陈礼堂又学习他的题画用笔,但我们没有吴昌硕石鼓文的篆字功夫,只学些皮毛,自己也很不满意。

 

我三伯父厅堂中悬有“名能寿世,道不阿时”大对联,却是鲁南一带的摩崖经体,初初看起来既丑且怪,看得久了,总觉得里面有些难以言传的古拙趣味,很值得学习。父亲知道我的感受后,说黄小松、邓石如这些大书家都有访碑、考碑、学碑的功夫,有些法书,不能光看字帖,而是要看实物,要到碑碣摩崖现场去体味。我家收藏有黄小松的著作,其中一本就是《岱岩访碑记》,我读了以后,联想起师长们所津津乐道的《曲阜碣考》、《济宁金石志》、《济南金石志》等等,觉得黄小松能千里访碑、万里寻章,我家乡附近有那么多碑崖名刻,岂能置之不理!同我做着寻碑、访碑梦的,还有我的同学陈礼堂。

 

 

1940年初秋,我和陈礼堂备好了铺盖、干粮,精神抖擞地踏上了征程。田野上豆花夹道,高粱摇红,踏着蝈蝈的此起彼伏的名教声,一跑北行。第二天,我们寻到邹县城东的小铁山,找到了安道一所写的摩崖《匡哲刻经颂》,我们坐在草地上,站在山石上仔细领略刻石的气韵,从行囊里取出纸张与捶拓工具,便操作起来。事后,到邹县县城乘火车到兖州以北的一个小站上车,步行二十里才到达曲阜。

 

孔庙,如此雄伟、开阔的古建筑群,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我们沿中轴线进入棂星门、圣时门,再跨过泮池石桥进入同文门,就可以看到木栏杆所环护的众多石碑了,我们所熟悉的汉碑十三种,就竖立在里面。我们想拓一些汉碑塌片,但被管理人员所阻,只好在院子里找些明清时代碑刻拓了一些。孔庙里的汉碑拓片,在孔庙外的地摊上都有,但拓工不精,只好有选择地买了几种。孔林是孔子以来七、八十代孔氏的墓葬地,在新造的墓地石坊上,镌有孔子七十七世孙孔德成的楹联,凭吊了孔子墓后,我们特意寻找到孔尚任的墓。孔尚任是大文学家,我们朝着他的墓碑行了参拜之礼。在曲阜,我们兴奋地观览了好几天,晚上就借宿在师范学校的教室中。当时秋氛蒸人,我们只怕逢上秋雨,旅资又有限,便仓促地带着下次再来的余兴返回滕县。

 

 

1941年春,学校有春假,允许学生远足。我和陈礼堂再次相约,到泰山和济宁访碑。我的姐夫彭德言资助我一些旅费,因此这次出发可以免除携带铺盖之劳,而拓碑用的工具、材料倒是带了不少。日本侵略者对泰安火车站的弹压很严厉,当我们跳下火车之后,在铁路警察盘查我们的行李时,认为可疑,便把我们拘留起来。

 

他们对我们十六岁的人,带了奇奇怪怪的工具、材料远行几百里来“拓碑”很不理解,好不容易才得放行。为免除一些人的猜疑,我们买了一些香烛纸铂,随着朝山进香的老太太,走进了设有关卡的岱宗坊。登山的蹬道两边的石壁上刻满了名人的摩崖题刻,与景物配合起来看,非常动人。走到斗姆宫,我们踅过溪流,攀了一里路程,终於找到经石峪的《金刚经》巨型摩崖刻石。

 

其实这片摩崖是一有斜坡的大石坪,字逾斗大,我们在石坪上跑着、跳着、欢叫着,兴奋欲狂,对书法艺术的伟大杰作,远观、近觑,赏玩半日,可惜因为字型过大,我们根本无法捶拓。唐玄宗的《记泰山铭》刻在山顶碧霞宫后的山壁上。它可称是中国最大的石碑,也无法捶拓,我们只得仰着脖子久久地观赏。

 

我们知道泰山西麓,泰山的后山也有许多名刻,但考虑到日伪的便衣很可能像在泰安火车站那样把我们抓起来,便只好选择泰山主要干道附近的、未被黄小松注意到的小石刻拓印了一些。在山上山下的小店里、地摊上,也出售碑帖,多是岳飞的行书、乾隆的御笔、成亲王的大字等等,刻印都有些粗糙,不堪入目。

 

来泰山一趟,如不见李斯的秦代泰山刻石,岂不是一件憾事?几经询问,经过一位道士的指引,我们在山下的岱庙中终于看到了它。经过两千多年的风风雨雨,当时可辨清的字迹已寥寥无几。我们本来还想到泰山东北的徂徕山访碑,怕家里担心我们的安全才作罢论。

 

 

我的中学时代,是处在战乱时期,学校经常关闭,我忽而当学生,忽又回乡做农民,有时又去机关做誊录生,以换取购买纸墨的费用。在偃蹇的生活中,父亲和我哥哥同我三人,苦中作乐,仿效宋代王氏先人“三槐堂”的故实,在家庭院内各植槐树一株。我的小书斋取名“苦歌斋”,窗棂上就印着槐树树叶的影子。“苦歌斋”的木匾,由我自书自刻。斗室之内挂满了自拓的以及他拓的名碑拓片,另外又拉着几根绳子,挂上许多书画观赏——有自己画的,也有高手画的,古人画的。我吟哦于此,傲啸于此,挥染于此,不以清贫的物质生活为苦,而以饱览欣赏名迹为乐。

 

张洪明、黄明远在我的墨海生涯中是不能遗忘的人物,虽然他们都不是书画家。张洪明在滕县开了一家“洪明碑帖社”,与我姐夫开设的全盛百货店正是对门。他经常往返于西安、河南、北京等地,购进或交换碑帖,因此他店里碑帖的品种最多最全。我经常到他店里翻看碑帖,自然就成了朋友。由他的介绍,我认识了善国门外的黄明远,县商会会长,是碑帖收藏极富的人。

 

他是“在理”的人。所谓“在理”就是在一位同是“在理”的“师父”的严格监督之下,禁绝烟酒、赌博等恶习。这一风俗也是鲁南一奇。我那时下过决心,严戒恶习的沾染,便拜黄明远为师父,并由此到他家里翻看市面上见不到的古碑古帖。这位黄明远也是洪明碑帖社的常客。我常把自己所爱而买不起的碑帖提出,让黄明远师父购买,然后借回家中,双钩一遍。他送我的碑帖很多,我最喜欢的是去北平考大学赠别给我的一本明拓《云麾将军碑》。

 

 

我当时临摹古碑帖几达痴迷程度,像《张迁碑》、《礼器碑》,不知已临了多少遍。自己未有好的碑帖,便借回家中,用小红毛笔铺上薄绵纸勾勒,用完之后再物归原主。这样的红线双钩,在我的苦歌斋中积累了很多。

 

我的鲁南故乡,可称得汉碑之乡。除了曲阜孔庙碑林之外,济宁也有著名的小碑林。《张迁碑》的出土处即在鲁南的东平县,四大摩崖奇书的徂徕山、经石峪、小铁山、尖山摩崖,都分布在鲁南的山峦之上。学书法的人,固然应该感谢口传身授的老师们,但我又怎会忘记我抚摸过、临摹过的碑碣和拓片,它们是不开口的良师。

 

 

卧碑在阙里

 

青少年时期在家乡,我有两次到曲阜访碑,现在将孔庙、苍郁的古柏、森严而重叠的府第,让人惊叹。历代帝王到这里来巡礼致祭的有汉高祖、汉明帝、汉安帝、魏文帝、唐高宗、唐玄宗、周太祖、宋真宗、清圣祖、清高宗等11人,瞻拜达19次。孔庙建于公元前478年,孔府则建于宋仁宗景佑5年即公元1038年。

 

孔庙占地二百多亩,厅、堂、殿、庑有466间。沿中轴线循序而进,计有9进院落,其中包括三大主殿,一阁一坛三祠,两堂、两庑、两斋,54个门坊和17个亭子。而穿过棂星门进入第一进院落时,有两个相对的门坊,分别刻着“道冠古今”、“德侔天地”。正对着圣时门,也有两个石坊,上写“太和元气”、“至圣庙”,都是为尊崇孔子的道德而建。在圣时门内,有孔子手植的桧树,已有两千多岁,那时还呈现着苍郁的生姿。

 

 

进入圣时门、跨过玉带桥,便可以看到两个石翁仲,右边为“汉故乐安太守鹿君亭长”,右为“府门之卒”,显示了汉代圆雕技艺之高妙。穿过弘道门、大中门,便可见到奇伟的奎文阁。阁内庋藏有历代帝王所赐之珍贵文物、墨迹,还有一些记录孔子事迹的专书等等,是我国著名的十大藏书楼之一。出奎文阁,又有一个东西贯穿的横道与中轴线十字交叉。道旁林立着13个碑亭,藏护着唐代至清代13通巨碑,每个石碑都有一个石雕赑屃驮负着。

 

过大成门,即见孔庙的主体:奉祀孔子的大成殿。殿前有一金瓦雕甍的“杏坛”,是在孔子当年讲学旧址上建立起来的。这里有金代书法家党怀英的篆书和乾隆《杏林赞》刻石。大成殿的气势、规模与故宫的太和殿相似,三面环绕玉石栏杆,双层飞檐下有10根蟠龙柱,纠结着的两楼之上,有一颗灵珠,为镂空雕刻,乍一看,群龙似欲腾空而起。殿堂的中央有雕木髹金大神龛,中祀孔子塑像,龛前排列有古代祭祀乐器。总体看来,其层次、布局有如故宫,只是缺少个御花园。这要比滕县的孔庙、邹县的孟庙不知要大多少倍,因而在我少年的心目中留下永远难以消磨的印象。

 

在孔庙的寝殿内,像佛教寺院的壁画一样,装饰着根据孔子的生前故事所绘的《圣迹图》,约两百来幅,似为宋人所绘,由明代章草增线刻于石上,如“宋人伐木”“苛政猛于虎”等等,这是我平生所看到的第一件大型壁画。我所留意、用心的是同文门里两侧寮房里用木栅栏围起的珍贵名刻。计有汉碑13种,魏碑1种,北魏碑1种,隋碑1种,唐碑1种,宋碑3种,年代不明碑1种,共计25种,其中有《豫州从事孔褒碑》、《熹平残碑》、《孔庙礼器碑》、《白石卒史碑》、《孔谦碑》、《祝其卿坟坛刻石》、《上谷府卿坟坛刻石》、《孔宙碑》、《史晨前碑》、《史晨后碑》、《孔彪碑》、《鲁相谒孔庙残碑》、《五凤二年刻石》14种最为重要。它们同其它碑碣两千多块,构成中国书法刻石最集中的宝库。

 

 

在这些碑碣名品面前,我的眼睛看得都花了,只恨自己没有照相机,只得在笔记本上录下一些碑刻的题目,和个人读碑的印象摘要。想要欧阳询因读一碑而卧在碑前三天,我真想卧在同文门的木栅栏之下,将名碑的笔意都吞食到自己的肚子里,化成自己的东西。

 

孔府里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孔德成所写的一副对联:铁肩担道脉,辣手著文章。笔法师承宋代陈抟的“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是他中年时期的作品,用笔怪诞纵逸,有似颓法。其姊孔德懋,也有相当的修养。他们的父亲孔令贻,书法颜真卿,但缺少个人特色。

曲阜访碑的最大收获是看到了从篆书初转到隶意的《五凤二年刻石》,印证了边秋水先生对我的“重隶”的教导,使我更加沉醉于隶书。

 

负笈向京华

 

1942年,我的书画好友陈礼堂在济南爱美中学毕业,他约我同去投考北京的京华美术学院,便把京华美术学院的招生简章寄给了我。简章上列有任课教师的姓名,如花鸟画教师齐白石、汪慎生、邱石冥、赵孟朱,山水画教师吴镜汀、黄宾虹、胡蔚乔,人物画教师吴光宇,金石文字学教师有容庚……皆一时艺坛巨子,于是心生仰摹向往之情,决心束装北上。行前,我把书画作品预先寄给院长邱石冥先生审阅,他让教务处的一位姓马的先生答复我,希望我去应试,这使我的决心之外又增加了信心。

 

 

正是暮春时节,我背着书籍、行李和心爱的字帖、画谱,作人生第一次的远行。路过省会济南,我向同我作伴的陈礼堂提出要在这里观光,因为我读过刘鹗所写的《老残游记》,我陶醉过书中所写的城风光人物。陈礼堂领我同住在他的爱美中学学生宿舍,吃自己随身携带的煎饼和红辣椒炒豆腐丝,以尽量节约有限的川资。那时我们家还没有暖水瓶,离家时随身带的瓷壶,在火车上被日伪铁路警察打得粉碎。

 

爱美中学是山东全省唯一的一所美术专门学校。校长周爱周是山水画家,书画都有些吴昌硕的影子,经陈礼堂引荐,我拜访了他。周校长送我一本画集和一幅山水画作品,他在画上题两句唐诗:“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晚上,陈礼堂陪我逛济南的旧书店、碑帖店、文具店和字画店。字画店中有汪亚尘、黑伯龙等画家的作品陈列出售。文具店中有本省出产的鲁砚。鲁砚在唐宋时期已十分出名,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都曾品评过。后因端砚和歙砚为一般文人所提倡,鲁砚反不被人注意了。文具店所出售的“鲁砚”砚材计有红丝石、紫金石、淄石、砣矶石、温石、田横石、尼山石、金星石等。我买了一块秋叶形的金星石砚。

 

 

济南素有“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盛誉。城里一带的街头巷尾的石板路下,就传出汩汩的泉水之声。陈礼堂领我到趵突泉观景访碑,远处就听到突突的水声。走近泉池只看见三股水头喷薄而涌。泉池正北面是一座吕祖殿,附近都是为人算命的卦摊。这里有很多刻石和古碑,但与曲阜和济宁相比,自是逊色。附近还有金线泉、卧牛泉、皇华泉等等。距趵突泉北半里又是一片泉群,最著名的叫五龙潭,由陈礼堂作向导,我在众泉之间流连,并畅谈被这泉水滋养过的历史上著名的诗人词客辛弃疾、李清照、王渔洋、张养浩。

 

我们来到大明湖,正是绿柳初舒、泥藕未芽的时候。在铁公祠,我们寻到了那副脍炙人口的著名楹联,清人铁保所书: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仔细观赏,这对联的书法并不精美。左近的联对、匾额都是名家笔墨,我都一一抄录。沿湖北岸徘徊,可登济南最古老的建筑——北极阁,据传为纪念一太子上山修道而建,这个传说与我后来在京都修学院所听到的一个日本故事颇相似。

 

 

从北岸乘船渡到湖中的一个岛子上,上有著名的历下亭,为唐代礼拜、杜甫两大诗人与诗友雅集、遨游之所。亭柱上楹联,写的是杜甫诗句:“历下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为何绍基所书,稳重、平和、沉着。比立在近处的由乾隆皇帝题写的石碑,不知要好多少倍。乾隆所写的赵(子昂)体,万字雷同,到处滥写。以后,我游杭州苏堤又见到他的“御笔”,写的年代相距很长,笔迹竟完全一致。

 

与历下亭相配置,岛上还有几处亭榭,这里是写《老残游记》的刘鹗当年多次游览的地方。他曾与黄河治理,同王懿荣一道向学界介绍甲骨文,在济南留有他的一些手迹。亭榭内外挂有名人的题诗和楹联,我们一一评品讨论。我们早出晚归,寻访名人字画,又包揽了千佛山的石雕造象。

 

 

到北京后,我们在西城区刑部街的复兴公寓内合租了一间小房,与同住公寓的大学生们合用一个小煤球炉烧饭。这里邻近西单商场,逛旧书摊很方便,距我们报考的京华美院也不甚远。经过一番考试,我们都被国画系录取。

 

京华美院在宣武门外下斜街路东,对门是土地庙。要进美院得先通过一个上悬“畿辅先哲祠”匾额的门楼,这五个苏(东坡)体大字是光绪年间军机大臣、著名考古学家张之洞所书。祠堂只占中间的一个院落,其余几个院落则是美院所用。跨过巨石假山,有人工掘成的水池,上筑水榭,通过中院的院长室和教务处,有松林和花厅,北面一所古建筑,为两层楼房,楼上也悬一大匾,为张之洞的榜书大字“遥集楼”,我所投考的国画系就设在楼下。遥集楼的后面,木牌髹漆书书写姚华所题“京华美术学院”六个大字,字体为颜体,朴茂遒劲。

 

 

这所学校的创建人早年毕业于日本的法政大学,曾在故宫博物馆任职,是书画兼考古家。他效法外美术院校的体制,在“中南海”里创办了一所新型的美术专门学院,自任院长,聘请北京名流任教。后来几经迁徙,才移到了下斜街。第二任院长邱稚,自石冥,是姚华的同乡,向姚华学花卉、书法,是其得意弟子。邱石冥的花卉重写生。校园内有一个“寂园”,种有许多花草,这是他经常写生的题材。他同齐白石是好朋友,“寂园”的题额即为齐白石的手臂,差不多他的作品上都有齐氏的题诗或跋语。

 

这位院长性耽沉寂,独身不娶,由校工李昆为他烧饭、研墨,照顾生活。论起自己的书法,自诩不写晋人以下;临写晋人写经,古趣盎然。齐白石对此,有高度评价。他的眼睛高度近视,许多学生乘着向他请教的机会,把他的画品偷走。在沦陷的故都,他的名气很高。抗战胜利后弃画从文,专门于美术理论研究,辗转任教于西安、内蒙的艺术院校。直到临死,仍是孑然一身。后来,齐白石的艺术声望日隆,而这位院长,几乎被人以往。这是后话。

 

 

当时的艺术院校上课松驰,在课堂上学不到多少东西,我和陈礼堂经常结伴到容庚、吴镜汀、黄宾虹邓老师的寓所,登门求教。容庚先生住宣武门外广东东莞会馆内。他是金石学家,喜欢搜集丛帖。直到70年代末,他还让我帮他物色一部《傲徕山房丛帖》。他的室中,书架林立,缥缃卷帙重叠,真使我们惊叹不已。那时他正在编《雍睦堂法帖》,整理金石文字,我们也常助他抄录手稿,拓金器的铭文。容先生热情健谈,声音宏亮,那时他还兼任燕京大学教授。我每星期至少到容先生的“雍睦堂”来一次。否则,彼此间似乎睽隔了很长时间似的。

 

我的另一位恩师吴镜汀先生,山水画泛学各家,有当代“石谷子”之称。他擅小楷,专工王献之的《洛神赋》。他的小楷题在山水画上,跌荡生姿,秀而不媚。他还收藏着有旧拓本王羲之的《洛神赋》,可惜他没有看到现存于天津艺术博物馆的赵书《洛神赋》原迹,似比玉烟堂本更为精到。对此,我曾在《书法丛刊》上撰文评述。吴先生是个“小王”迷,他和书法家沈尹默一样,认为小王风神,光彩照人。沈尹默在《二王书法管窥》中的见解和吴先生的看法非常一致。

 

我和吴先生相交好,比别的同学又多了一层关系,这就是对小楷的爱好上情趣相投,共同语言很多。他住在西单花枝胡同,居住陈设雅洁,廊檐下养着一只鹦鹉,在老师的调教下,它会学人语。吴先生有阿芙蓉之好,常常是在过足了烟瘾之后才作画。他的山水画南宗北宗都能来得。书斋内张挂了许多吴印咸拍摄的黄山风景照,云烟缭绕。他的教学方法是:让学生们观摹他作画过程,每周发给学生一张山水画稿,临摹后连通习作上交以换取新的画稿。我同吴先生的师生情谊同容庚先生一样,维系得很久,一直到老人去世。

 

 

参与我们访师活动的还有一位山东同乡甘明庚,有“济南才子”之称。他的书画根底比我们两人都好,篆隶写赵之谦而富有变化,山水画学文征明、沈石田和蓝瑛,长于诗文题跋,许多老师都放不在他的眼下。经过他的活动、组织,我们山东同学在中山公园水榭办了一次“山东同学旅京展览会”,我的《睥睨》等三幅作品参展。当时的《北新日报》对这次展出作了报道。抗战胜利后,甘明庚还作过宣传画。五十年代,听说他划成了“右派分子”,消沉潦倒,至今音息杳然,不知他是否还活在世上。

 

邱石冥院长还为国画系聘请了原段祺瑞时期任湖南省省长的周养庵。他政途失意,涉足艺坛,担任起北京何学研究会的会长。他是书画家、鉴赏家、又善诗古文辞。他书学二王,但少独特面目;山水属文人画派,近乎李流芳,所作画跋很多。他和吴镜汀、徐燕蓀(擅长人物)三人自认为是北方画派的正统,而视上海的吴昌硕、任伯年等为“海派”。抗战前,他出版《艺林杂志》(旬刊)与金北楼的《湖社月刊》相对垒。

 

 

校外访名师

 

私立京华美院学生既有苦学青年,也有浮浪子弟。那些有钱人家的花花公子是为拿大学毕业文凭而来,平时不是去看电影、听京剧,就是跑舞场,追求明星演员。逢年过节,校工和职员拿着四折红纸请学生出节礼,他们出得多,自然得到许多照顾,比如上课点名吧,教务处的职员到课堂上随便走一趟,他们的缺课也就变成了到课。老师们见学生越来越少,上课的情绪自然越来越低。我和陈礼堂为真正学到知识与技巧,便动了校外访师之念。

 

那时齐白石先生已七八十岁了,在沦陷的北京,他隐居遁世,门上贴着“誓画不卖与官家”的字条,为了有些日常收入才出任了我们学校的教授,因为学生缺课太多,他来上课也就越来越少。他住在西单劈柴胡同,陈礼堂为拜访他带了山东的土特产,很快和齐白石的儿子齐良己交上了朋友;我是阮囊羞涩,没有什么东西送给齐老师。他住在北厅,临窗有个画案,案上的笔池内养着活虾,水经常更换,很清洁,笔筒内插着各式羊毫长锋笔,居室的入门处横着一个长柜台,似乎是防止闲人入内。他身上系着一串钥匙,走起路来叮叮作响。书画、印章、财务都由他亲自管理。

 

 

我有时也随同邱石冥一道去齐家。邱院长每次去都是为了请他给自己的画品作题跋。记得有一次老人在题跋中称赞邱先生的花卉能和山水环境结合。我注意到他治印的特点——擅用冲刀法,一刀下去,一侧较为平齐,另一侧则任其残缺。

 

他自述:印学赵之谦,字学金冬心、李北海,画学八大,而融汇贯通。我当时的体味:他早期的字全是模仿金冬心,而后来有了变化。行书实际上是受了樊增祥的影响。他同诗人樊增祥交往很久,樊认为齐的诗很象玉溪生,齐本人则承认诗学陆放翁。

 

我觉得,齐老师能就身边琐事入诗,写得真挚自然。他的诗集即由樊增祥(樊樊山)作序。那时,他的篆印已负有盛名,因此他常自称为“京华治印者”。他所刻的篆文,始终未脱“大三公”(《祀三公山碑》)的造型,书法又从治印手法脱出,健劲锋利。他虽精于治印,但于文字学并不十分执着,所以有时也把从“爪”的字误作从“火”。他的冲刀治印与吴昌硕的钝刀内含迥异其趣。

 

齐白石初到北京时,其画在画店标价是一、二元一幅。陈师曾以一百元买下他的画,並折节往访,成为知音与莫逆,遂后又把他的画介绍到日本。齐白石对此十分感念,赠诗中有“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之句。老人在西欧享有盛名,则是由于徐悲鸿的鼓吹和介绍,齐白石也有诗赠给徐悲鸿,其中两句是:“我法何辞万口骂,江南倾胆唯徐公。”

 

 

1950年我作为北平艺专的学生,随山水画家李可染老师和李芸生同学(现居香港)再去拜访老人时,李先生作为他的得意门生特意买了活虾作为礼物。九十高龄的齐老人这天特别高兴,单是送给我的就有两幅画,一幅是菊,一幅是虾。他说,为了画虾,直到现在我还在观察虾,“为万虫写照,惟鳞属之龙,未尝亲见,不敢大胆妄为也”。白石老人所画动物不是追忆少年时代所见,便是北上之后所见,不曾见到的东西是决不画的。他重独创,重实践的精神,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只因他年事已高,不便打扰,所以没向他学到更多的知识,追忆起来是深感遗憾的。

 

黄宾虹先生那时住在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的一个小巷里。庭院内养一白鹅,最让人难忘。据黄先生说,这只鹅有两大作用,一、生人进门,它哦哦而叫,可起到家犬作用;二、王羲之爱鹅,书法家从鹅颈的曲伸转动悟到运笔的神理。

 

 

黄宾虹的画作,并不被北方的画家、收藏家所理解。他很寂寞,只同西画系系主任郭柏川相交好。郭先生是台湾人,早年在日本上野美术学院攻读西洋美术,是日本著名油画家冈田三郎助的得意门生,名画家梅原龙三郎的好友。黄先生画山水,向郭学习西洋画的方法,特别是后期印象派的画风;郭先生也吸收黄老的许多用墨变化在他的风景画中。后来郭先生干脆用宣纸画油画风景。黄、郭两位前辈在艺术上互作中西交流的佳话,应该为我们所记取。

 

黄宾虹名质,字朴存,安徽歙县人。他既不从属于上海的“海派”,也不是北京的“京派”,两派圈内的画家都不怎么承认他。这位被我私称为“徽派”的艺术家以教书、著书自安。他在23岁时学习篆刻,多方搜集古印玺达两千多纽,编为《宾虹草堂集古印谱》。他的篆刻与篆书受古印玺的影响很大。他的篆字追求柔中有刚,反对剑拔弩张,因此指出齐白石的治印有刻露之处。他是位极勤奋的书画家,每到他的寓所,未进书斋先闻到腐墨的臭味,走进书斋则见画稿到处堆积。回想我同黄、郭二位先生的接触,对我启发最大的是怎样融合中西艺术,以后我也作了不少尝试,其—便是用漆墨调合的方法来作画。

 

 

我还和同学司宁春访问过当时有名而现在几乎被人遗忘的画家王青芳。他的书画都学齐白石,在北京的刊物上发表过大量的“三国”人物版画,画风独特,影响很大。他的住房很狭仄,和妻子孩子住在一室,没有作画的书斋。他待我们很热情,用很别致的篆书给司宁春写了一幅字“苦恨年年病相思”;给我的则是“天壤之间有王郎”。这位贫困艺术家的气质给我很深的印象。

 

张伯英在北京的书法知名度最高,银行、大商号的匾额大都是他的手笔,所写的墓碑刻石也很多。在段祺瑞执政时期,他曾任国务院秘书,后来黑龙江省的万福麟又请他修《黑龙江志稿》。四十年代,他在北京鬻字为生,润格最高而收件最多,我和陈礼堂拜访他,他说的一段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说,不管是看古人的字还是现代人的字,鉴别其好坏的方法,主要是用“清”或“浊”来判断。凡是笔墨“清”的,都是佳书,凡是“浊”的,都是劣书,“用这个办法去鉴别古代书,也就毫爽无所失”。他爱写擘窠大字,字愈大愈妙。北京一些帖学派老书家,认为他的书法太霸气,如周养庵就常常说他的字帖气和神韵不够。张伯英的外甥——书画家段无染(黄宾虹弟子),和我交往很久,直到他在天津去世。

 

 

当时与张伯英齐名者,还有一位清代皇室溥心畲,能书善画,名重一时。我只随别人看过他展示家藏的颜真卿《告身帖》,峻骨肉笔,是否真迹,当时就有持疑者。溥心畲正书学“小欧”(欧阳通)。乾嘉时期,北京书学界一直崇尚欧阳通的《道因法师碑》,溥尤为提倡。他的草书学孙过庭,加以“小王”的洒脱从容,有萧然出尘之概。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更多的接触机会,以向他请益。

 

黄宾虹先生常对我感叹说自己书法竞不过张伯英,山水竞不过溥心畲,在落寞之中才全力投入于理论探讨。他说,艺术上知音难遇,徽派邓石如如果不是在黄山脚下碰上金修撰,也不会从一个撂地摊的刻印人成为伟大的书法家,后来又遇到户部尚书曹文敏,才名声大振……言下不胜浩叹。黄宾虹先生的艺术,到了五十年代以后才逐步为人所了解。

 

主持画学研究会的周养庵名气不如溥心畲、张伯英,喜欢给我们青年人题画,我们的题画诗,常请他审改后再题上画面。他曾主持将日本南画画家渡边晨亩的花鸟画引到北京展出。

 

 

当时北京还有一位精于捶拓的大家张海若,用笔拓法拓下了散氏盘金文于一纸,为当时名流所激赏。他的书法学泰山经石峪大字。老翰林潘临皋,是活着的馆阁书体书家之一,所不同者,他不是写赵、董类的馆阁体,而是融汇了颜体和刘石庵的书法。据书画店介绍,他的字很受一般商业字号的欢迎。

 

蹀躞古燕京

 

上面我谈到院外访问过的名师,其实我还有一位最好的“老师”,这就是北京作为古老的文化名城的历史遗迹、文化氛围。

 

 

在容庚先生那里,常听到他和友人谈起国学大师王国维的轶事,关于他的昆明湖自沉,有的说是殉情,有的说是因为负债,有的则认为是多病,谁也说不清。出于好奇,我们到西郊颐和园的昆明湖凭吊了一番,湖很大,苇草丛生。也到陶然亭去过,去访赛金花的石碑,张恨水的吊女碑。这种短途的旅行观光,收获并不小,故宫博物院和琉璃厂书市,更是常到之所。那时,故宫文华殿和武英殿时有书画当代作品展出,我是每展必到。使我好奇的是,紫禁城的大小门匾的“门”字的最后一笔,都是无钩的。据说,明代松江的朱孔阳就这样写了。这种讲究肇自宋代,说带钩的笔画属于火笔,会引起火灾,视为宫门的禁忌。

 

故宫里的书画精品大都搬运到大后方,剩下一些明清作品。每逢这批真迹陈列展出,我必到场钩摹。张照的馆阁书体字,以及董邦达作的山水画,那时在宫中挂着很多。故宫门口出售《故宫周刊》、《故宫日历》,上面常刊有宫藏名画,我每周都要到故宫跑一次,顺便买一些回来观赏。一路来回还可以看沿街商店字号门头上由张裕钊、郑孝胥,陆润祥等人的榜书。

 

琉璃厂有旧书店、文玩店、字画店。除现在还保留着荣宝斋、庆云堂之外,当时还有,豹文斋、汲古阁等等。门上的匾额都是一代名手所书,如张伯英,溥心畲,冯恕、傅增湘、邵章、寿石工、张大千,还有吴佩孚等等。银行、钱庄的题写除张伯英之外,还有个做过大总统的徐世昌,不过他不落真名而署作“水竹村人”。其它象西单和东单商场,前门外的新罗天,也有不少字画店陈列着名人字画。我请容庚先生为我开列书目、帖目,到碑帖店买到过《淳化阁帖》、《绛贴》等丛贴。若想买到便宜的碑帖、字画,那得凌晨之前早早起来到“黑市”上去碰。“黑市”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跳蚤市场”,出售日用旧货杂品书画者,多为市民及小贩。琉璃厂的黑市、宣武门外的黑市,多有书画碑帖,我就在这里用可以掏出不多的钱买到过《戏鸿堂法帖》,明人的书法。

 

 

滕县沦陷,父亲志在爱国,不愿在日伪统治下搞奴化教育,便赋闲老家。我们的家庭本来清贫,我之求学北京,还是靠了姐夫彭德言的资助。当然这是很有限的。同学们举办画展,有点小收入,为了买书购帖我曾到前门外西湖营的字画店仿制名人字画,到西单商场帮助画像店主人作擦笔写真——大部分是老人遗像。山东同学为了互助,由滕县同学杨之洪、孔庆臻发起组织了山东旅京同学会,我和陈礼堂都参加了。

 

在复兴公寓居住开销大,我搬进学院后,先住在遥集楼下西侧,楼上正住着郭柏川先生,业余时间我向他学习写生,为画真实之物打下了基础。在交往中,他启发了我搞漆墨画的想法。他在北京组织了一个“新兴画会”,专门交流西画画艺。他的学生谭树桐也喜欢中国书法,正在兼攻孙过庭的《书谱》,我们互相切磋,取长补短,十分相得。我们两人一起外出写生,画遍了北京的风景名胜、街景人物,我的速写,由他的帮助得到不少提高。后来,他对中国的传统艺术产生了浓厚兴趣,竟然抛弃了油画画笔,专门从事中国绘画史的研究。现在他是文学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我们一直是志同道合的艺友。

 

 

在遥集楼下住了不久,便搬到校内东大院的水榭居住。那两年北京冬季奇寒,四面是明亮的玻璃窗,窗外便是环榭结了厚冰的池塘,室内没有火炉,冷气、寒光射人肌肤。砚台内滴水成冰,只能一边呵热气,一边写字。我同陈礼堂真是“相濡以沫”,晚上钻进一个被筒,以打对脚来御寒。两个冬季就这样挺过来没被冻死,也是个奇迹。校园里也有最热闹的时候,这就是每逢春秋大祀“畿辅先哲祠”的祭祀活动,许多遗老遗少、官场头面人物赶来参加大典,奉献牲肉果点,在礼赞声中进行繁琐的礼仪,我和同学们站在一边看着这严肃的民俗活动,感到很有趣。

 

临近1945年日寇投降前夕,北京的空袭警报更为频繁。人们走到街上,一听到警报,巡警便让行人就地卧倒。尤其王府井大街十字路口上竖着一个大炸弹的模型,更让人毛骨耸然。抗日战争就要胜利了,这是我们所企盼着的,但北京是否会变成战场呢?鉴于这种情势,同学们向院方请愿,要求提前毕业,先发给毕业证书以便我们谋职。邱石冥院长鉴于校董的投资亦难以筹措,便答应了我们的要求。我通过在徐州的表兄徐明德的介绍,在徐州鲁南第一临时中学谋到美术教员一职,便离开北京,赶赴已经光复了的徐州。

 

 

江南剔石藓

 

鲁南第一临时中学,在抗战时撤退到大后方,胜利后复员,校址在徐州三官庙。校长是马友三,初中部主任是曾代过滕县县长的孔远衢。徐州是兵家必争之弛,子房山是张良吹箫以乱楚军军心的地方,古迹有燕子楼、西楚故宫、云龙山放鹤亭。我开始有了工薪收入,课余登山访古,同北京求学又觉展开一新境界,当时我在登山临眺之后,写过一阕《调寄双声子》:

故河前路,九州之一,芒砀兵战千秋。房山箫管,悲歌垓下,徒费亚父奇谋,虞兮逝矣,违大势,非战亡休,云龙鹤,岭头句,无关时代风流。

自徐方,纷揭竿仆继,昂然烈士鸿猷。凤歌渔调,扬人心志,岂为觅爵封侯。动冬青夜合,香遍了峻垒高丘。谁成伟迹,沉埋姓名,著想悠悠。

 

 

在云龙山的崖际,我看到了苏东坡醉中过黄茅冈的题刻,向西有放鹤亭。沿东山顶下去,是大佛像,据苏子由诗,说这是拓拔魏时的遗物,另有苏东坡《黄楼赋》刻石,书风遒茂。云龙山关羽歇马台有传为关羽坐骑的蹄印。市内公园中存一块石碑,大书“九州之一”四字,骨格奇峻,不同凡俗。

 

李可染先生已离开徐州,当地书画家如徐州师范的张南冥、铜山中学的王钟秀,都是我很快就交上的朋友。王钟秀的夫人王容惠,还有一位郭辑光,都是古筝高手,在他们弹奏时,我们为之画像,是一大乐事。

 

另有两位山水画家,这便是培正中学的张之仁、大鹏中学的卓启俊,我们组织了一个书画会,取名“中原艺社”。艺社虽小,却十分活跃,除办展览会而外,在《徐州日报》和《中原日报》上开辟了《艺苑》和《艺潮》两个专栏,由我和张之仁主编。这期间,我开始整理自己搜集的资料,着手编写《碑帖书家史》和《书分三派论》。

 

我的表兄徐明德是徐州糟坊的经理,他老板的儿子聂福麟从我学习书画,加上文艺界的各种活动,使我在徐州的一段生活非常丰富而有诗意。在徐州不到一年,我所在的第一临时中学从徐州迁往南京,拟再迁常州,这倒也符合我江南访碑的私衷。

 

 

师生在南京借居在金陵中学。我游览了白鹭洲和莫愁湖。秦淮河更是我常去的地方,近旁就是夫子庙,庙内外的书画店里悬挂着张大干、傅抱石、王一亭等名流的画品,标价出售。这时,王钟秀王容惠夫妇,还有山水画家卓启俊也来到了南京,我们聚在一处不是去游玄武湖,就是登鸡鸣寺。在鸡鸣寺客堂中,我看到徐悲鸿先生题了“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雄鸡图》。燕子矾上有个小石亭,亭内石碑有大字题名,忘记何人所书。站在亭畔鸟瞰江水,逝波悠悠,风帆片片,波涛之下,不知被泥沙沉埋多少折戟断戈,思古之情,油然而生。南京的菱角比北方的肥大充实。有一天,我买了一大包菱角,雇了一辆马车奔东郊

 

在京杭国道北侧,旷荡的田野之上,我寻找到了南朝梁代贝义渊所写的萧儋碑。萧为梁代的贵胄,官侍中司徒,封始兴王。由于年代久远,无人保护,石碑上方的字已很难辨识,下部的文字被泥尘和苔藓封住。我用竹篾把下部的苔藓剔掉,用软铅笔擦拓了一部分字以作观碑的纪念。碑阴刻萧儋门生故吏的名子很多,阳面正文端书,完全模仿汉代碑刻的格式,笔势健挺,饶有北碑风韵,是北碑出现在江南的艺术珍品。康有为认为“信本(即欧阳询)专仿贝义渊书,结体出锋,毫发无异”,以此来贬低欧书的发展、创造,这未免失之偏狭。

 

我知道逗留南京的时间有限,我还抓紧时间造访了梁萧宏神道石柱额。离南京城,往东南行至江宁县城,萧宏的神道就坐落在朝阳门外十五公里名叫“花林”的田间。神道石柱坐北向南,耸然迄立,额如横匾,四周有缠枝花纹,高2尺,阔4尺,中间刻“梁故侍中,中抚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吴平忠侯萧公之神道”。共6行,23字,字径3寸。书风娟秀,不似一般北碑之雄肆。

 

 

于访碑剔藓以外,还拜访了几位南京的书法家。胡小石先生,中央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往访时,四壁图书,帧册盈几,壁上悬着清道人——李瑞清的对联一副,用笔极为坚挺。胡先生是清道人的弟子,书法仍保持乃师北魏二爨之书风。他说,自1920年其师病逝,他在每年的忌辰坚持吃斋茹素,以为悼念。胡先生授课之余,爱听苏州评弹,在碑帖书法方面深有研究。我问:有人主张学书先习隶,有的说先习楷,究以何者为宜?胡先生笑而答道:不管先学什么,应该先从用笔入手,会用笔,什么都可写好。

 

学校由南京迁至常州郊区农村。这是我首次领略到江南水乡的风景。拱桥乌篷,青稻绿野,处处饶有画境,但我的兴趣仍在于访碑。丹阳《十字碑》的名声,我是在童年就听到的,我在住处稍作安顿即去镇江转往丹阳。在丹阳郊野,我终于找到了斑驳于粗石上的十个篆字:

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

 

此十字亦载入《金石索》。春秋时代的吴国有一位让国不居的公子叫季札,他淡于权利,甘心让位于其弟。他作为吴国的使者到鲁国访问时,鲁国举行音乐会招待。每当一阕乐曲结束,季札都能做出中肯的评论。孔子对季札很推重,故此为其延陵题了这十个字。这件刻石如同衡山的岣嵝碑一样,争议很多。《困学纪闻》、《学古编》、《芦浦笔记》、《石墨镌华》等碑学著作都未遽下断语,而郑樵的《通志金石略》、董逌的《广川书跋》则认为是孔子手迹无疑。果如此,这倒是孔子所留下的唯一手迹了。

 

 

我还游历了苏州枫桥,领略了张继的诗境。在寒山寺门外的巨壁上看到陶浚宣所写大字的刻石。陶字文冲,又署心云,为清末魏碑书法一大家。苏州、无锡、常州一带的田野上,萧梁时代的古墓很多,再加历年访碑所得,曾辑成《荒石目击录》。只因生活动荡不定,文稿散失。 

 

师门无内外

 

我为自己立定的学艺方法,既要向自己的老师学,也要向师门外的各家学。虽说我是个学无专师的人,但在学习的道路上影响最大的还是有一位老师,这就是徐悲鸿先生。

 

还在我读高小的时候,老师通过住在南京的亲朋把我的书画涂鸦之作,拿给当时任中央大学艺术系系主任的徐悲鸿先生看,受到他的称赏。徐先生一生注意提掖扶持后进,许多人都知道他是一位大画家,而不知他的书法实为画名所掩,更不知他的碑学造诣也是很高的。

 

他的书法得到过康有为的亲炙。当年,犹太富翁哈同在上海静安寺东南营造了哈同花园,为办圣仓明智大学向艺术界征求仓颉画像。徐悲鸿所画的仓颉像入选,遂被哈同花园所聘用。哈同夫妇善接名流、贤达,康有为也是哈同花园的座上客,由此,徐悲鸿得识于康有为,并拜在康氏门下。

 

康为他传授碑版之学及运笔之法。徐悲鸿除临习《石门铭》、《瘗鹤铭》外,还吸收了康氏的笔法。试看他早期留欧的签名,康氏书体的痕迹尤其明显。后来经自己消化融会,成为独具一格的新体。经过康有为的介绍和支持,徐悲鸿到日本考察日本新兴的美术,特别是受西洋影响的洋画艺术,艺境益进。康有为又把他介绍给自己在北京的大弟子罗瘿公,遂使徐悲鸿很快被文化界所认识,被视作天纵神才。

 

 

徐悲鸿先生对书法、国画的改革,都有自己的看法和主张。在书法上,他提倡个性与创造。尊崇李北海、王觉斯和傅山,而反对学赵子昂和董其昌。他在鼓励我学书的一段题词上,就是这样说的:呼延生方在少年,其书得如是造诣,秉赋不凡,盖由天授,方之古人,在唐则近于北海,宋则山谷,明则倪文正、王觉斯,而非赵董世俗之姿可相并论也。

 

在中国画的改革方面,他主张:宜摈弃抄袭古人之恶习,一一按现世已发明之术,以规模真景物。他带着这样的见解,于抗战胜利之后,出任北平国立艺专的校长,延聘有改革见解的中国画教师,实行按专长分工教学。如蒋兆和先生授人物写生,李苦禅先生授画老鹰,李可染先生授画水牛,王青芳先生授画金鱼。徐先生对山水画,提倡“人物必具精神,山水必辨地域”,反对把人物一概画成宽袍大袖的古人。这触动了北京的一些持保守态度的老画家,于是在报纸上展开了论战。

 

当时,如徐燕荪,邱石冥,秦仲文等老先生,都是对维护按照传统作画的一派,反对徐悲鸿国画的不中不西。这时,我正去徐州,写了一些评论文章,大都冠以“画杂感”的标题刊发在当地报纸上。我把剪报寄给徐先生看,被他引为同调。

 

 

青少年时代,书与画在我的心目中是二而一的东西,不管是在读大学之前,还是毕业之后,我对绘画花的精力与时间远远超过了书法。从梅兰竹菊到山水人物,从工笔到写意,从宋元到晚清,从吴昌硕、任伯年到京派诸画师,我无不临拟挥洒。记得那时我在一幅《虎》的题句上是这样写的:

画虎两三年,画成虎一千。

谁传画虎术,不靠才与天。

 

在同徐悲鸿先生的通信中,我透露了自己想在绘画上继续求学的愿望,不想立即得到他的回信,让我到北平国立艺专深造。

 

1949年1月,我携了行囊和习作到北平国立艺专报到。我的作品被挂在一个房间里,一位浑身散发着一种高雅文化气息,眼皮略有浮肿的长者,带了几位师生来观看。这位先生就是我仰慕已久的徐悲鸿先生。我展示的作品,一张是虎,画一蹲坐的大虎,举起一爪在审视利钝,一张是猫,画猫与甲虫相遇在花阴之下的神态,一张是山水。另外则是字幅。徐先生对这些习作挺感兴趣,审阅完毕之后对大家说:“夜泊(这一別号我在读京华美院时就开始用了)的字画题诗,都有些怪,合该称‘三怪’如何?”众人连声称好。我当时有些发窘,他含蓄地对我说:“学仲,‘怪’字的涵义有贬也有褒,‘扬州八怪’不也是‘怪’吗!你的画有一些文人画的趣味,但还需下深功夫。”

 

 

就这样,我成了艺专国画系的学生,得聆徐悲鸿等先生的教诲。他的一些论见,如“文人画在产生时很有创造性,但时间久了,有的人就不去创造,而是抄袭”,“尽精微,致广大”,“仅知取《芥于园画谱》,取道方便法门,然后摹抚四王吴恽,便谓能事已毕,天地之大,造化之奇,人民生活,胥无所见,漠不关心……是八股山水之害,中人深矣”……我至今仍能清楚地记得。繁重的课业,使我病学中辍学,甚至产生了悲观消极的思想,又是徐先生指示工作人员连续给我汇寄助学金,还亲笔写信道: “病症静养可愈,颐具信心。多食葱蒜并节思虑,自易恢复。愈后仍需来院学习,以竟前功,所谓玉不琢不成器,鼓励勇气以奏肤功,望弟自爱。”

 

在北京“艺专”及“中央美院”四年有半的艺术学徒生活中,我还有幸看到徐先生的书画珍品收藏,为邓石如篆书《阴符经》、郑板桥的字画等等。校外,则拜访名家,广作观摩。我曾请章士钊之子章可,带我会见了章老先生。但接触最多的,还是宁斧成、邓粪翁、郑颂先先生。宁斧成从隶书中变化《礼器碑》的用笔,用淡墨书字,对青年一代影响很大。他的字,被进京的高级干部康生所激赏,告诉琉璃厂的书画店的老板,写牌匾可以请他写。宁先生治印也有独特风格。他住在鼓楼旁边的国祥胡同,求字的人,门户为穿。那时我每临过一部字帖,都请他批评、题署。

 

邓粪翁先生住真武庙西侧,足不出户,每日默默无闻地著书刻印,和我极为友好。他后来因病锯掉一条腿,因号“一足”。他原师赵古泥,间学吴(让之)派之印。他篆印极为严谨,连边框的破碎处,也是斟酌推敲之后一刀刀刻成,而绝不用敲冲等办法。他早期在上海活动,遍临各家都能神似。到北京后,几乎全力投入治印,象茅盾、郭沫若等,都求他刻印。他年青时为报社撰稿,是位多面手文化人。1979年,我和他的弟子们在西郊公墓为他建了石碑,以资纪念。

 

 

我和郑诵先先生的交谊很好,我的许多学生也得到他的指导和帮助。他当时在缸碴胡同的书法研究会任秘书长。他爱章草,书风质朴。原住在北京三座门附近,后迁居月坛,一直到1976年他为避地震去金华,最后在金华逝世。我们常有书信往还,讨论书法,绘画。记得他也参与我同章士钊、陈云诰(前清进士)等先生的书画鉴赏,品评活动。

 

1952年,我终于在故宫看到了梦寐以求的石鼓文原石,並且看到北魏的写砖墨迹。原来我认为北魏书件的锋梭,可能是刻石的工匠为适应刀锋而产生的,直到看到写砖实物才知道写碑人的原作就是如此。从而我更喜欢观摹肉笔墨迹。1954年,我有幸在山西省南禅寺的房梁上,看到唐人的墨书,绝似颜真卿,虽不一定是颜所写,但可看出唐代书法受颜体影响之巨大。后来又陆续看到洛阳博物馆的瓦罐书,各地出土的竹简漆书、漆墨……特别是同表兄张寄庵发现、考评了连云港云台山唐开元7年篆书摩崖刻石,这些对缘迹以寻真意,借意象以悟书源的好材料,使我产生了撰写《狂草赋》和论书法的形象性的念头。

 

 

津门己出楼

 

北平国立艺专在建国之后改名中央美术学院,我一气在这个学校读了四年半的书,连同抗战时期读京华美术学院,可称为“美院三度”。

 

徐悲鸿师是写实派的大师,特别是解放后学校里来了一些从老区来的美术家,再加苏联的影响及功利主义意识,学校特别强调画年画、连环画、宣传画及领袖像,强调写生、素描、解剖。因此,我放下文人画,在素描、水彩、油画上又下了一番功夫。但这是很不情愿的。记得我们学校参加开国大典的游行时,我糊了一个灯笼,用草书写了口号,並画了几笔文入画,同学们为此还奚落了一番,说“这是八大山人笔意,可就是不合时宜”。

 

再如作油画吧,我常在画面上题上一行字或诗,因为我对中国传统的诗、书、画太痴迷了,积习难改。再说,我在班级里是带艺进修。类乎“研究生”的资格,有的同学改我的别号“夜泊”为“狂伯”,谑称“颠倒狂伯”。大概徐悲鸿师觉得我的别号太书卷气,曾改作“夜帕”——夜幕上的帕米尔高原的意思。

 

 

1953年暑假前,我结业了。徐师说,本来应留我在学校任教,但墨画一科已不是发展方向,蒋兆和、黄均、叶浅予、李可染等老师都在探索顺应时代的新路子。就这样,我被分配到天津大学的美术教研室,从此,我算正式走向了社会。毕业之前,我曾要求参军,因为身体条件限制未获批准。

 

在天津大学任教之余,我兼到天津市工人文化宫为工人美术班讲授书画,还和著名木刻家马达组织了一个砖刻艺术研究组,同一批青年学员一起研究传统艺术。我曾为青年爱好者讲授汉画像石和砖瓦文字,马达则用方砖刻制屈原、杜甫像以作示范。马达先生早年曾投入鲁迅所倡导的木刻运动,同鲁迅相识,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担任过教授。在相处时,他爱收藏古器、怪石、古董。这个艺术研究组颇有成绩,一些青年人成了篆刻家,有的学员写出了砖瓦文字及铜镜铭识的专门著作。 

 

在天津的另一位书画友人是赵佩瑶。他专攻“三公山碑”。藏有王铎所写的草篆《说剑篇》,计12大屏,书风奇伟,很多鉴赏家也不敢定其真伪。黄绮教授当时在河北大学任教,他在读西南联大时,从闻一多先生研究文字学,深于训诂,有一个阶段我们在一起研究书法理论,唱和诗词。   

 

 

在天津任文史馆馆长的王襄老先生,是我素所仰慕的第一代甲骨文学者。他先住在天津城里的“十字中心”,我第一次拜访他时谈起他据以考证滕县汉画像石,还是我少年的手拓,王老笑道:“无怪当时就感到拓工不精,原来出自你们少年之手。”老人致力书法,特擅长于“毛公鼎”及“魏碑”,他的《簠室殷契征文考释》就是用“魏碑”碑意的小楷字写成。我们订交以后,曾有组织天津书法研究会的构想。为此,我受命到北京书法研究会找郑诵先先生联系。后因会址、经费等原因未能成功。王襄老先生不长于言辞、交游,晚年下肢瘫痪,但仍然每日坚持读书、写字。老人不同意我在书艺上的追求,说:不守旧法的作品容易火气,不能脱离古人的碑帖。他迁移到和平区睦南道居住后,我和马达时常前去拜候、请教。他的弟子中,最出色的是陈邦怀,长于汉简。王襄老先生逝世后,陈邦怀接任文史馆馆长。

 

六十年代,天津武清县出土了《雁门太守鲜于君碑》一通。我曾多次带领跟我学书法、绘画的学生前去观看、研究。碑阳写得端肃严整,而碑阴则较为流畅跌宕,结体和字型有些近于《张迁碑》,可为《爨宝子碑》的由隶而楷之先型。天津艺术博物馆的古代书画作品如范宽的《雪山寒林》、赵子固的《水仙长卷》、赵子昂的《洛神赋》、陈道复的书法佳作,我都借生活在天津的方便,反复鉴赏、观摹。再加自己的兴趣无年节、无假日地沉浸于绘画与书法之中,终于将自己的居室命名为“己出楼”。王襄老先生生前曾为之题额。

 

“己出楼”来自韩愈“唯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为剽贼”之句。又撰《我画我画歌》,声言:“前人若已有,何必要我在?姓氏越百种,一姓乌能代,我画即我姓,我写我所爱。牙慧不欲拾,凭人说好坏,酌古亦量今,会中复融外……我为鸣蝉飞,留画为蝉蜕。我仅似前人,如负前人债。我欲胜前人,今人又不耐。人言我似某,我闻惭自悔。人或有似我,我劝弃之快。”这是我向书画界同行宣布:我要从师承、借鉴阶段,转向表达一己之心性。

 

我特别喜欢老庄的哲学。如《庄子》的“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列子》的“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这些话道出了东方美学的精华,表现了艺术的主体精神,因刻闲章一方“不为造化小儿所困”,决心给自己的心灵以超越之精神,以表现外在之新境。

 

我的己出楼成了诗朋画友与我切磋艺术的地方,我常向青年求艺者说:“我本是学无常师的人,有兴趣学我者,不要学我之面目,而应学我之所学。”

 

 

云冈龙门行

 

自少年临习《龙门二十品》起,我就对北魏之书法与造型艺术极为向往。真正到实地考察、观摩,却是在五十年代与八十年代。

 

1955年暑假,乘火车至大同。先参观了上下华严寺后,翌日清晨绝早徒步奔云冈。北魏拓拔氏,建都平城(大同),因崇尚佛教,在云岗石壁上连年开凿石窟,雕刻佛像,此风一直延续到隋唐。我最叹赏的是昙曜所凿的五窟。法像庄严肃穆,转折的线条,以线分面的艺术处理,及衣纹、面部的精心刻划,是由印度逐渐中国化了的典型。千窟万洞像蜂窝一样,密密麻麻地排列在山壁上,与洛阳的龙门相比较,造像很少有造像人名录等附属文字。

 

由大同到太原。在晋祠看到唐太宗的《晋祠铭》。以行书书碑者较少,唐太宗在此开了先例。晋祠内有不少傅山用草篆书写的匾额。他是明末遗民,始终不事清朝,以行医卖药为掩护,进行反清复明活动。他的儿子为他拉药车,晚上住下来还要课子读书。傅山具有多方面的才能,除有高深的医道之外,又善书能画。清代的篆隶复兴,傅山有很大作用,清初草书有颓势,傅山鹤立鸡群,成就最大。

 

 

在太原郊区,我还考察了天龙山石窟。佛像的头部多被外国人盗走,非常可惜。庙门外的泥塑金刚,虎虎有生气。看到古代艺术品的受损,我的精神顿觉压抑。一路写生到忻县,被治安部门误认为是嫌疑犯,而无端遭受拘留,精神尤觉不快。幸好到了南禅寺,在房梁上看到唐人的墨迹,精神大振,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继唐人写经而后亲睹到的唐人墨迹。曾激动得吟出一绝:

千年犹见法家迹,墨色淋漓力健雄。

佛国花开蝶未散,书痕屋漏似颜公。

 

南禅寺在一个土岸断崖之上,周围没有村落人烟,保存得非常完整。从建筑到雕塑,乃至于房粱上的墨迹,都是唐人的原物。

 

由南禅寺搭了一辆马车,缓缓地穿山越谷,到达五台山的佛光寺。该寺建在高山的平台之上,树多人稀,只有两个守庙的僧人。更奇者,佛像的布置也与其它寺庙不同,很象齐集舞台的演出大亮像。舞台一角立有建庙修佛人宁公遇的雕像。

 

山西之行,在我的道家观念中又融入了佛家的色彩,从而坚定了我的审美理想——以澄澈之心怀,宁静之用笔,使人于艺术境界中,美之享受中,获得心性上的解脱,而不祈求于上帝与神佛。

 

 

瞻观洛阳龙门石窟的夙愿,到1981年才得实现。此行先到新乡,看到了宋徽宗所书《大观碑》,碑身巨大,文字清晰完好。新乡的墓志铭出土甚多,欧阳通所写的墓志,可以弥补欧阳氏父子碑石传世不多的遗憾。洛阳关帝庙中所储墓志铭,可说是洋洋大观,多为邙山出土。古代占相家迷信死葬北邙山,亡魂可入天堂之故也。在洛阳的王城公园中,看到汉墓壁画上,有“二桃杀三士”、“壮士相扑”等画面。相扑运动在中国已消亡,在日本却流传下来。

 

龙门石窟的考察,有幸得到了河南的好友张海为向导。我们由洛阳出发,一过洛河桥,见路两边成排的绿杨夹住公路,伊阙背靠北邙山,面朝洛河,从风景上看,己很引入入胜,何况窟中又有那么多的艺术宝藏。石窟始建于五世末期,在重叠的丹崖碧嶂间,雕镂佛龛二千一百有余,佛像十万数千,造像题字与碑文三千六百余面,辑录成帙者有的叫《龙门五百品》、有的叫《龙门三百种》,最通用的《龙门二十品》是清代碑学家从中遴选出来的精品。

 

佛龛内的题字,以老君洞最为集中。我拿了《龙门二十品》,均一一对照原石,象《长乐王邱穆陵亮夫人尉迟造像记》,刻于太和九年十一月,原石比拓本更觉秀逸疏朗。《广川贺兰汗造像记》,刻于景明三年八月,用笔外拓,参用隶笔。《比丘尼慈香造像记》刻于神龟三年三月,康有为称赞它“龙蟠凤舞,纵横相涉,阖辟相生,真章法之绝轨也”。 《孙秋生造像记》刻于太和七年五月,为北魏肖显庆书,用笔十分刚健。阳刻的《洛州刺史始平公造像记》,刻于太和二十年月,我过去久习此碑,喜欢它的朴实钝拙。《杨大眼造像记》,康有为称它“如少年偏将,气雄力健”,杨大眼确系北魏之武将,其书风刚而不火,静躁有度,筋脉得宜。《比丘尼惠感造像记》刻于景明三年五月,与甘肃天水麦积山《惠感题字》书风十分相似,我以为两者可能同出一人手笔。

 

奉先寺有一组露天石佛,传为武则天开凿。佛的表现已一改北魏的严冷矜持,体态肥腴而多缨络纹饰。据说,为开凿这一石窟寺,动用了武则天的50万脂粉钱。

 

 

一个伊阙龙门洞,包罗了魏体书的千姿万态,它们体势各不相同,立意人人皆殊,真是庋藏北碑的伟大宝库。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盖乘晋宋之末运,兼齐梁之风度,享国既永,艺业自兴,孝文黼黻,笃好文术,润色鸿业。”孤立看来,这些见解是不错的。但康氏著此书时间为1889年,还是一个32岁的青年,立论的根据只是借着流传在北京的一些拓片,带回故乡广东南海西樵山,这时的他正热衷于变法维新,究竟有多少功夫投入临池与书艺研究,很是可疑。

 

至于云南的“二爨”、嵩山的“灵庙”、江苏的“萧憺”、龙门伊阙石窟的现场,根本未作考察、研究、分析,只凭听闻与拓纸上的烟墨而做出许许多多的论证,实在是靠了敏捷的属文能力与纵横家的辩才。就碑而论,他忽略了北碑所以创造出雄强之疆域的历史特有因素。我以为,书法发展到六朝,随历史大变动之进化要求亦进入由隶变楷的完成阶段。康有为热衷于政治,而政治又偏不能遂其意愿,一些迂腐见解如“古文断至两汉,书法限至六朝。若唐后之书,譬之骈文至四杰而下,散文至曾、苏而后,吾不欲观之矣。操此而法,虽终生不见一唐碑可也”也就发作出来。

 

他的书法观是:书法愈早愈高,愈晚则愈下,只有到了清代,才在个别书家身上有了一点复兴迹象。这是从韩愈那里拣来的老生常谈。他没有看到,北魏书能够有雄强之风采,正是由于西晋的一些士大夫衣带渡江,北方原来被视为质朴无文的土著文人,在拓拔魏进入平城建都又迁洛阳,国势日隆的条件下,中原之文化与北魏之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交融,渗入了新鲜的血液,正如印度之犍陀罗艺术一经中国化之后,便又呈现出新姿异彩那样,北方刚健的民族性格一经与中原汉文化相结合,便孕育出文化的新结晶,这就是别开新姿的魏碑书风。

 

康氏无视于此,而笼统的“备魏”,一概的“卑唐”,其失误即在于对魏碑未作实地考察,又没有认识到书法与时代并进。只从拓片到拓片的研究,是难于作宏观与微观把握的。陆放翁说的好:“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唐书是中楷字的另一高峰,出现了欧、虞、褚、李、颜、柳等大家,灿若群星。张旭和怀素又从王羲之的今草发展为狂草,为历代文人所称誉,视野开拓了书艺的新桃源。这正是唐代文人按照书法演变的内在规律,尽个人的聪明才智,以历史的合力推动着书法前进,而不是象康有为所说,有唐以来书法大倒退。他贬斥欧阳询,说他终生不出于贝义渊,实为偏见。欧书继承六朝隋碑之精髓,吸收六朝如:“张猛龙”一类碑刻结体之严谨,“龙藏寺”之疏和清隽,使书法有萧规曹矩之法度,使后人得书法之津梁。

 

康有为为其母劳氏夫人所写的墓碑,一味模仿《爨宝子碑》,而欧阳询的创造独诣比康氏高出很多。康氏的贡献在于对当时他所见到的碑帖排比论证,对浩如烟海的碑帖进行了一次有眉目的整理。但究竟限于笔砚的勤苦与人生阅历的不足,有其盲目自诩自狂的一面,使他在没有广泛探讨唐碑,阅览更多的碑版墨迹后,在年青气盛,文人好于月旦赤黄的情况下,做出了违背书法演进规律、时代发展潮流的轻率议论。其实他本人内心也很轻视书法,认为是雕虫小技,岂会狮子搏象全力以赴。

 

政治家书、将军书、诗人书的存在有其特殊价值。他们不以书道为专业,偶一操笔,亦可见其性情与秉赋。以康有为来说,其书法可列为政治家书似为公正。我们应填平碑、帖、经三系之鸿沟,兼蓄并包,触类旁通,才是书法研究之正途。

 

 

筑波开绛帐

 

挥别长城辞祖龙,银鹰呼啸破长空。

岂为一已身家计,扬我民魂振国风。

 

1981年9月19日,我衔命应聘赴日出任日本国立筑波大学教授。中日复交后,我是中国派往日本的第一位教授级的专家。经过5小时的飞行,飞机在东京成田机场着陆,日中友协平野升先生,筑波大学艺术系今井凌雪先生正率领一大队学生欢迎。乘车至筑波城,艺术系师生在杏花村举行了欢迎宴会。《朝日新闻》旋即发布新闻:“王学仲教授作为中国的美术使者,应聘到国立筑波大学任教。”这是我第二次来日本。第一次是年初与谢稚柳、李长路二先生组成中国书法代表团来日本访问。

 

我很喜欢这个既清雅又现代化的科学城。筑波大学依筑波山而建,远望似悬空而起。为我设置的独用研究室在第四层楼上,举目远眺,大学城和筑波山尽在眼底。我的寓所在大清水公园附近,这个地方叫谷田部町。我开设的课程一直是大学生与研究生的“书法”,这是学生必修课;再是“中国画”,为选修课。学部主任是东方美术史家林良一先生,系主任为今井润一,我们相处得很好。受筑波大学的委托撰书《筑波大学序》,被镌刻上石,立于校园。

 

 

筑波大学图书馆藏书极丰,艺术系资料室的图书也够琳琅满目的了。授学之余,我出入其中,写成《山左四圣论》等文稿。在东京博物馆看到不少中国书画藏品,赵子昂的《重修三门记》、梁楷的《李白行吟》都收藏在这里。有“书法天皇”桂冠的西川宁先生,早年留学中国研究元曲,主编《书品》杂志,他邀我到他府上作竟夕之谈,观赏了他的全部书画珍藏。她的女儿是位美术家。

 

应东京博物馆,东京太田美术馆及福井的公民馆之邀,多次去讲学,漫游福田、水户诸地。 1982年3月,我从熊本到达日本南部城市鹿儿岛,那里亚热带植物繁茂,云影椰风中富有日本风味的民居给我深深的印象。8月,我又经仙台、扎幌到北海道的钏路,远远地眺望到与俄罗斯有版图争议的四个岛屿。在九州天草洋风景区,我专门观赏了赖山阳的巨大诗碑。

 

经过同乡何叔平先生的介绍,我与日本南画院的多位画师相交甚笃。厚道的片桐白登先生擅画山水、鱼。南画院每年在上野举办一次院展,自二战结束后,南画的地位逐渐为新兴的日本画所取代,两派画家失去了共同的语言,远不如书道在日本兴盛。书道界的友好如上条信山和他的弟子鱼住和晃等人,是师法张裕钊一派的。慎谦会(西川宁为该会领袖)的小林斗畲是篆刻界权威,青山杉雨是书林泰斗,他们的弟子遍布全国。我多次与假名书家日比野五凤先生交往,其作品是典型的京都名士书风。大阪篆刻名家梅舒适先生,印风典雅略有浙派影响。

 

住在奈良的小坂奇石,书风苍古。村上三岛、古谷苍韵两位先生是王铎书法的崇拜者,经过他们的提倡,王铎书风几乎覆盖了整个关西地区。作为前卫书风领袖人物的宇野雪村,与汉字学派形成对垒,互为排斥;至于近代诗文派的金子鸥亭与饭岛春敬,以日本书道联盟为张扬重镇。饭岛春敬先生是一位收藏家,在他家中我观赏了奈良时代空海大师的肉笔原迹。资深书家手岛右卿,不善言词,以浅墨作书,作品或一、二字或三、四字,成为独立书派,影响亦巨。我在日本书道界主要传播禅家书僧写经体系的书法,以区别于杨守敬当年赴日之专授碑学。影响所及,引起日本多次展览并出版经派书法的兴趣。

 

 

应东京学艺大学之邀,1983年度举办了我的书画展览,并举行了两次全校性的学术讲座。一次是《中国的经派书僧安道壹》,一次是《山左四圣论》,均收到良好效果。接着,以中国驻日大使馆为后援,由日中友好人士联合组成展览实行委员会,在东京银座鸠居堂举办个人画展,出版了《王学仲书画诗文集》。著名书画家西川宁、片桐白登,著名评论家桑原住雄均到场参观、交流。热情的鸟居美代子女士,每日致送鲜花,为展览增添了华美的气氛。

 

西川宁是筑波大学第一任艺术导师,上条信三是第二任,我和今井凌雪先生恰是第三任,因此我与这三位同道情谊最厚。 

 

 

1983年7月23日是东京上野火车站建站一百周年,又值我为上野新辟干线开通而创作的大型壁画《四季繁荣图》揭幕,东京都副知事贯洞先生、堀江站长,众议院鸠山、金子议员,国铁部网良晃部长等早至;总理府总务深谷副长官,中国驻日本大使文迟,北京铁路分局长李峒,都为《四季繁荣图》的剪彩而齐集上野站的辉煌大厅。日本主人安排了太鼓舞、乐队、歌唱队,轮番为我演奏,再加日本朝野知名人士的称誉、溢美,使我——一个中国艺术家享受到了过格的礼遇与殊荣。

 

我所从事的文人画艺术,一直是在冷漠的大环境中挨过来的,我长期习惯于坐冷板凳的日子,面对此情此景,使我恍如置身于幻梦之中。侨居筑波的日子里,我写下大量的古体诗词文赋,记录了我感悟到的人文哲理及扶桑风光,并为日本的书画刊物撰写文章,传播“画分三体论”、“世界美术思潮东移”等观点。关西的小西甚右卫门先生邀我到他的兵库县加古川别墅作客,为他写了两块石碑。加古川汤汤古河,在乱石丛缓缓而流,饶有野趣。小西先生邀我又一次游览了著名的箱根风景区,从天车中下望雨中的翠峦,如坠仙境。

 

两年多的教学任期已满,我回绝了美国马萨诸塞州以及其它国家的聘请,决心束装回国。大学举行了送别式,日本南画院设宴于东京话别。今井凌雪、上条信山等多位书画家,为我举行了送别仪式。当我接过用糖果缀成的彩带捆扎的鲜花,告别深情殷殷的日本友人依依登上飞机的舷梯,回望那机场瞭望台时,见80岁高龄的安田熏先生,以及众多的日本友人、筑波大学的师生在远远向我招手。

 

我自日本托运回两大卡车满载的木箱,好奇者以为我发了横财,定然是家用电器、豪华商品。其实我装回的是国内所无的图书、资料。我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在砚田笔林中开始新的耕作。

 

 

黾园莳绿地

 

天津大学的前身是北洋大学,是中国近代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自我于1953年到这所学校工作以来,同它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四十年来,除外出写生、游历、考察、访友之类的“短期行为”外,我有三次较长期的离开它。一次是1978年我被借调到文化部中国画创作组,从事创作计两年。《垂杨饮马图》、《怀思》,就是在这期间的成果。一次是到日本筑波大学任教两年有余,不再赘述。还有一次是在七十年代初,学校搞“斗、批、改”,我同其他教师一样下放到宝坻县孙家庄,在“工宣队”监督下劳动。

 

我既非地富反坏右二十二种人,又无历史问题,批来批去就是批我的“只专不红”。直到林彪爆炸方返回学校。接着又调到人民大会堂天津厅搞美术创作,王曼恬指着我的作品说:“你画的树不直,不能成材,你画的石头很乱,不能做建筑用,缺乏革命思想,你只会玩率!”要说我的画不守成法,这并非冤屈我,就是同行人也对我表示过类似的看法。我在做人上有时可以牵就别人,但在艺术上我不愿,也不能。这是后话。

 

 

天津大学以敬业湖为中心构建成合理的教学区。湖北岸的风景干线上有一块绿地,1984年秋,经日本友人安田熏先生等积极筹划捐资,学校领导讨论决定,在此兴建了一座园林式的建筑物——“王学仲艺术研究所”,我题额曰“黾园”。与此同时,在我的故乡滕州市风景区也建了一座一千多平方米的“王学仲艺术馆”。我多年来在诗文书画方面的劳作,我治学的“四我”主张(扬我国风,励我民魂,求我时尚,写我怀抱),到这时才被社会所了解。

 

针对1985年艺坛所刮起的崇洋风,我发表《东学西渐,欧风汉骨》,该文有些反响,亦曾被台湾转载。为此,澳门东亚大学借澳门举办中国艺术节之机,邀我去讲学并举办个展。我在该校讲演《崇敬行为与艺术社会价值》。我认为,随着经济、政治的巨大变动,在文化艺术方面必会于交替之际而出现新体。其实,这一思想我在1978年文化部创作组就提出过,关于新书风的种种设想完全是从书体发展的推移而得出的,并无固定

的框架概念。

 

1985年一些中年书朋画友在中国美术馆推出现代书法,并出版了一本现代书法集,对此事我抱了很大的热情。我认为,对一种新鲜事物的发展推移不宜过早地给它下结论,为推动时代书风的形成与发展,有志者应作出不同的实验与探索,谁也不要指定固定格式。这种言行,招致了多方面的评论。同年,我当选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为了开展工作,我们在山东掖县、四川都江堰市举办了两次学术讨论会。看到书法创作与书画热潮已遍及全国,我欣奋不已。

 

 

少年时代我立下志愿,要游历祖国山川名胜,为真山实景传神写照。青年时代我登过青城、蛾眉、雁荡、黄山、衡山、庐山,涉过松花江,长江,黄河。自日本归国后,又重访了苏杭二州,並登临岳阳楼,新建成的黄鹤楼、滕王阁,收集了诗材吟料,蓝图粉本。我对李白的诗歌及漫游行踪很感兴趣,他足迹到过的长安、济宁、三峡,我都探访过;他的江油漫坡故居、青莲祠,我都拜谒过;宣城的敬亭山,马鞍山的牛渚,当涂的青山,我都蹑顶采访。焦山的《瘗鹤铭碑》、河北的《龙藏寺碑》、元氏县的《大三公碑》、涉县的娲皇顶刻石、峰峰的南北响堂山及安阳昼锦堂,掖县和平度县的郑道昭刻石……也都寻访无遗,抚摩原石原迹,或捶拓、或写生,虽在人迹罕到的荒山野岭,亦不觉孤独。与古人对话,同山灵沟通,其乐无穷。今后计划寻访历史文化名城,访碑问帖,鉴赏名迹。

 

黾园是我从事研究、教学、创作的地方,日本秋田大学的长沼雅彦教授、香川大学的小林松翠教授、甲南女子大学的森冈隆教授、筑波大学的松村一德博士等人,都到这里来进修过,他们与我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四我庭”是一个讲学传艺的杏坛,招收中国书画研究生。聘有古典文学专家王双启教授、诗词家寇梦碧教授等著名学者。我的教学不拘一格,有时感遇讲述、即兴表演,不给学生以固定模式,以启发其个人的心灵智慧为指归。逢到节日,这里常举行诗词吟诵会,也是骚人墨客、隽彦各贤经常聚会之所。

 

在这里我结集出版了《王学仲诗词选》、《中国画学谱》、《王学仲书画旧体诗文选》、《夜泊画集》、《王学仲文艺论》、《黾勉集》等书。我不会打牌,跳舞,不嗜烟酒,我的工作是诗词书画,我的休息也是诗词书画,我的头脑中没有节假日、星期天。做累了就在黾园内散散步,在池边的山石上小坐一会,不觉又会文思陡起,濡墨染翰,提笔疾书。我有一联作为自嘲:好学偏贪词赋曲,爱书喜作章今狂。我的学生把我的狂草书件赠与了诗人贺敬之先生,他欣然题诗云:“寻君琅琊路,仿滕忘归途,情入夜泊画,神迷学仲书。”我的诗集出版时,散文家陈大远先生为之作序,贺先生再次题诗:“黾园书画好,滕国诗亦佳,琅琊现新景,梦笔生三花。”

 

 

1992年11月26日,“王学仲艺术国际研讨会”在北人民大会堂举行,日本朋友服部义美等友好人士代表日中民间文化艺术交流协会又一次资助,滕州市府大力协助,由中国美协等单位主办。到会的有日本、英、美、捷、德、法、加拿大、韩国、俄罗斯、南斯拉夫及台湾地区的学者,王光英、赵朴初、胡绳、张爱萍、陈锡联、汪锋、陈昊苏、周汝昌、何海霞、廖静文、王琦、姚雪垠等领导人、艺术家到会。法国艺术家杜美诺、南斯拉夫学者拉多萨夫、红学家周汝昌,以及于飘、张知寒、王振德、王欣荣诸教授,为我归纳性地提出四大美称:国际名人、爱国诗人、民族画家、四绝怪才。过誉之词中,含有鼓励之意。

 

我生平交游不广,然而论世知人,以倾盖方能相知,学术之士,不能以交游为艺术公关和广告。学术的是与非,如天体望远镜,愈远而愈明,当不计较一时之阿好得失。人生如白云苍狗而生涯变幻无穷尽,矢志于一处时便会杂念排除,胸中有境界,下笔无邪气。艺术本无魔障,而治艺之人都常自设障翳,一学艺便先贬抑他人,互为持攻,营营苟苟,功夫用不到学业之上。艺术上另有一难,即在进取中常生一个个的心理障碍,这样便会走向偏颇之途。

 

 

黾园是个方寸之地,我在这里每日接待中外来客,进行心灵上的沟通。这使我每日处于一种精神上的青春亢进状态。把心灵倾泻在稿纸上、宣笺上,我的寸心是写不完、画不尽的。

 

 

王学仲,名“黾”,别号呼延夜泊,1925年9月23日生于山东省滕县,195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在天津大学从教60年。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曾获鲁迅文艺奖、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奖等。多地建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艺术馆、绘画馆、展览馆。

 

注:文中配图均为王学仲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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