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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
张爱玲散文《谈音乐》里写到西洋的交响乐,有一句名言:“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显然,“五四运动”是被用于挖苦,而且语气佻达,可见出不屑。《五四遗事》将这立场人格化了,讥诮的态度尤变得鲜明。说的是一位罗先生,杭州中学里做教员,我觉得故事发生于浙地多少有一点意味吧,这是出革命党的地方,反清复明起义,烈士徐锡麟、秋瑾,新文化运动倡导者鲁迅、蔡元培,都是开创风气之先的人物。小说中的罗先生想来也是上的公学,所以在中学教书。他交了一个女朋友,密斯范,这英式称谓,大约来自上海的摩登风气,在那时候,两城相距半天的火车路吧,算得上邻居。密斯范是同事的表妹的同学,远兜近绕,在亲缘范围里的开放社会,一半旧式,一半新式。他们结成四人党,出行游玩,荡舟西湖,吟诗作词,自比“威治威斯”“柯列利治”,即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两者都是居住英国湖畔的浪漫派诗人,为中国左翼诗人热忱欢迎。自然而然,爱情降临了,但依然四人行,从不拆成两对。中国式的自由恋爱总是这样的编队,有名节的考虑,还有安全的考虑,孤男寡女的,难免一时冲动。就这样,天时地利人和,唯独有一项不足,那就是两位先生都已经结婚,
张爱玲说:“这是当时一般男子的通病。”可不是吗?“五四”的爱情,男方往往先完成包办婚姻,向家庭作出交代(鲁迅不也接受了母亲的礼物),然后开始做新人类。就像贾宝玉,先上科场,取了功名,还报养育之恩,再做和尚去。女子一方却常是自由身,或尚未婚配,或婚配了经激烈抗议又解除,到社会上来的又总是新女性,她们的革命性更强,对爱情的渴望也更热烈。罗先生决定和密斯范结婚,先要回家离婚,家里的那位自然不答应,僵持中六年过去,密斯范那边等不下去了,开始接受媒聘,罗先生这边的形势本来有些松动,可是密斯范的风闻传进耳朵,为摆脱骑虎之势,也为负气,加紧协议离婚,火速娶进一位王小姐,密斯范的婚事却不行了,真就是阴差阳错。有一点像《半生缘》里,曼桢和世钧,但不是那般伤情,因为怪不着谁,只是造化弄人,“回不去”了,就有旷世的悲哀。这里却是戏谑的、滑稽剧里的误会法,所以,就还能够“回去”。西湖的月影里,罗先生和密斯范再度邂逅,罗先生还是已婚,密斯范还是单身,事情回到原点。时代更自由了,个人的意愿主张也更肯定,这一回的离婚花了五年,协议不成,对簿公堂,人情社会变法治社会,成本随之飙升,倾家荡产赢了官司,有情人终成眷属。正常的婚姻其实很平淡,争取时候的激情消失了,余下日复一日。
鲁迅的《伤逝》,子君和涓生也脱不了窠臼,即便寄托了新的希望,生活照例旧下去,直到子君离开,涓生的反应竟然是“心地有些轻松,舒展了”,新的生路似乎复又回来。这是启蒙者的失败的爱情,落到芸芸众生,就是“围城”的公式,外面的人要进来,里面的人要出去。罗先生和密斯范却开启一种变通的人生,一对一的日子过不好,加进一个或许周转得开圆场,现成的人就有,官司打离了的王小姐,既然王小姐接回来了,第一个太太不如也回来?结果是——用朋友取笑的话说:“至少你们不用另外找搭子。关起门来就是一桌麻将。”
对“五四”的讽意淋漓尽致,可说刻薄,倘若视作“批判”,就是尖锐,一针见血。新文化向来不受张爱玲待见,她的人物也不入新文化的法眼,既不是亟待唤醒的阿Q、闰土、祥林嫂、华老栓们,也绝不是烈士。倒有些像《肥皂》里四铭先生和太太一流,醒是醒着的,而且机敏得很,却极端的功利主义。
这就是市井人生,从历史发展看,市民阶层也是进步的标志,相对平均地分配物质和精神的社会资源,但缺乏美学的价值。十八、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他们总是担负着受批判的角色,从西方启蒙思想而来的中国新小说,自然不会为他们设一席之地。革命的知识人同样也在检讨“五四”,比如柔石的《二月》,肖涧秋牺牲爱情拯救人间,换来的是更深的罪孽;鲁迅的《在酒楼上》,偶遇同学少年吕纬甫,风华不再,新学出身,却在旧塾教“子曰诗云”,爱的人则逝于贫病和愚昧;《孤独者》魏连殳,素性冷峻中有一双热眼,专对了失意的人,“忧郁慷慨的青年”“怀才不遇的奇士”,还有弱小的孩子,他说:“我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
偏偏是他们,最看不起他!从“五四”洪流中走过来,浪潮平息,沉渣泛起,可说爱之深,痛之切,反省也更深刻,而张爱玲她从来没有相信过新文化,出于她的“末世论”,人生总是走下坡路,或者从美学出发,不喜欢新文化中的左翼倾向,就像她用“五四运动”讥诮交响乐。众所周知,“五四运动”是推翻传统,向西方学习的过程。
鲁迅是从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看见西方的,藤野先生就是解剖学的老师,我们知道,解剖学是西医的课程,他教授的不仅是人体结构的知识,更是实证科学的唯物论精神,很有趣的一节是,他很高兴地对这名外国学生说:“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神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这是一篇鲁迅难得的感情温煦的文章,却是对一个异国人。那么,让我们看看张爱玲小说里的西人,是怎样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