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苡 | 半个世纪之前的奇遇

半个世纪之前的奇遇

杨苡／文

1936年，17岁的杨苡在天津

　　人的一生不知经历过多少次奇遇，到了我这个岁数，经历过民国时代、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这之后等等等等，我虽是平民百姓，也有一大堆趣事可说。现在就说，当年在四川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求学之际曾遇到过一个世界级的传奇大人物——蒋介石！
　　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〇年我在昆明西南联大就读外文系，由于个人原因，读完二年级就休学了。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我到了四川重庆，第二年暑期我考进位于郊区沙坪坝的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借读，到毕业后仍拿西南联大文凭。这个中大是从南京迁去的，学者专家虽不如西南联大那样人才济济，在当时抗战时期的国统区也是应居首位的。
　　到了一九四四年，我已读完了三年级，开始进人大四下学期。我迷上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诗歌，正准备从柳无忌先生写毕业论文，这时学校里闹学潮了。原来是顾孟余校长要辞职，他是继罗家伦之后派到中大当校长的，好像并没当上两年。我一向不问世事，但是中大学生罢课了，我就没法上课。他们要挽留顾孟余，听说顾校长终究是个学者，学生一向推崇教授治校，不喜欢当官的来。当时，开“维多利亚散文与诗歌”课的陈嘉教授也是从西南联大聘请过来的，他在清华大学毕业后，到美国耶鲁大学学完文学博士返国，我没课可上，就找他“研究”我译的勃朗宁的诗。当时老师提醒我别掺乎这些事，少说话。他说：别忘了咱们是联大的。这里和中大不一样，复杂得很。他忽的一声长叹：“Politics is very dirty！”（我的恩师毫无政治历史问题，清白一生，一直在大学任教，后来却遭受了莫大的摧残与羞辱！早巳抱憾辞世！）
　　其实政治有多脏，那时我才二十几岁，也没有多大体会。我是借读生，一向是居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圈外人，学潮使我没法上课，却不影响我读书译诗。但有一天我偶然走过学校的大礼堂，看到里面一些学生在聚会，台上有人讲话，台下稀稀拉拉的似乎都有点激动，我这人好奇，就从边门进去听（那里是随便进出的），台上讲话的好像是学生会的领袖，说些什么，我也听不懂，只见他一副慷慨激昂的神气，我也听不出所以然，一会儿我就悄悄地从边门溜出去了。过了一天路过大礼堂，碰巧又看见这种聚会，我又进去了，那个学生会主席正在灰溜溜地宣布蒋委员长要亲自担任中大校长了，台下居然没看到人鼓掌，那时也不时兴台上讲话的人带头鼓掌以暗示下面必须要跟着掌声雷动那种方式。反正我没看出有什么欢欣鼓舞的气氛，大家心照不宣，换这个校长谁能反对？过了几天也没听说有什么欢迎大会，毕竟要召集全校师生大会不容易，到底中大不是什么党校、军校，能够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
　　倒没想到中大换了校长之后，蒋校长（据说他叫大家称呼他“蒋校长”而不是“委员长”）在关心学生生活方面施了“德政”。其一就是我们的生活用水。
　　我们的女生宿舍坐落在中大宿舍区松林坡上，有点像现在火车上的硬卧，两边上下铺，当然是两码子事，只记得我住的那个宿舍在高坡上，远看有个窄窄的木门永远开着。进去只是用一道道糊纸的竹笆墙隔开一个没门的小间。每小间有四张上下铺的木床相对，中间一个拼起来的长条桌，上面放着各自的煤油灯、梳洗用具和书本等。家具当然和联大的差不多，都没上过油漆，总的说来比联大宿舍条件好些，却更挤些，一个大宿舍可以住进好几十个女生。记得有一天碰上俞家和荣家的几个公子哥儿来看他们的亲戚，走进宿舍中间窄小的过道两边看看，用英语嘲笑着：“Just like a stable（就像个马厩）！”我正好听到，心里大为反感，差一点骂出一句：“Go to the devil（见鬼去吧）！”
　　我们的生活用水在今天不可想象，我们每个大宿舍外面都盖了另外一大间空屋，里面有几只马桶，还有两个极大的水缸。用水是校工从下面嘉陵江边挑上来的，水当然是混水，那时大家也没有什么怕污染的环保意识，但我们必须用从小店里买来的明矾块每天早晚在洗脸水里转圈“打矾”，让泥沙沉淀，隔个时辰再把上面清水倒在另一只空脸盆里才能漱口洗脸，然后把那些泥沙往宿舍门外一泼，这是每天生活里必不可少的头等大事，却没想到有天蒋校长来“视察”时见了，认为太不像话，怎么能让这些爱国学生过得如此艰苦，于是我们“打矾”的大事忽然没了，我们事先不知道，大清早大家发现水缸里的水变清了，原来是新校长下令校工替学生事先在水缸里“打矾”！我这才想起确实前些天我从宿舍出来，正打算下松林坡去教室上课，正遇到这位新校长身穿他平素喜欢穿的黑披风，没带帽子，也并非光头，只见他手执手杖微笑地向坡上走来，后面跟着几个中大领导人什么教务长训导长之类，我当时可没空站着行“注目礼”（那时有这么个滑稽的说法），只忙着上课去了。那时候好像没这几十年一有“大人物”出现，就要“净街”，甚至戒备森严如临大敌，人人紧张的那个样子，那个时候真无所谓！我们同学中间有不少官宦人家的儿女。同我一个宿舍里就有陈布雷的两个女儿（陈鲡儿和陈琏）、陶希圣的独女（陶琴薰）、财政部长俞鸿钧的女儿（俞筱钓）、上海申新纱厂的荣德生家里的荣墨珍，还有军界泰斗蒋百里的女儿蒋和（即钱学森夫人蒋英之姐）等等等等。我们都很熟，也能谈心。她们在学校的生活和我们大家一样，似乎比我们更用功读书，也不张扬，丝毫不会给人“高人一等”的感觉。当然她们也得和我们一样在洗脸水中转圈“打矾”！只有到了星期六她们才回家改善生活，那是她们自己的事。到了星期日下午或星期一大清早她们又匆匆回来按时上课了。陈琏有一两次用搪瓷盖杯带来家里熬好的放了盐的猪油，吃中饭时她用筷子不声不响地往我们每个人的饭碗里塞一筷子猪油，一下子就分光了，这种皆大欢喜的事我也不能忘记。
　　还听说了一个趣闻，也属于高层人物生活的花絮，是俞家女公子星期一从家里返校后晚上聊起的，其实她也是听家里人当笑话说的，说是Madame（即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前几天和“委员长”闹别扭。有天晚上“委员长”刚要迈进卧室，夫人大概正在换鞋，赶上情绪不好，一气便把脱下的一只高跟鞋朝着“委员长”掷去，把她的Darling（这是夫人习惯如此称呼她丈夫的）吓了一跳，赶快向夫人赔不是，这一掷，夫人的气也消了。那时候闲聊这些也不犯法，只是觉得有趣而已。如果再往后的十年浩劫时代，闲聊这些可就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了！
　　我想当时重庆中央大学应该是重点之重点的，有一次听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要来参观中大，上面派外文系一位姓胡的学生去献花。听说胡是被人当做校花看待的，可见她多好看。她睡在我的上铺，英语水平很高，说一口流利英语，也是官宦人家的。但叫她去献花，毕竟才二十来岁，也还有点紧张，我们同屋的就给她打气，这大概也是一九四四年的事。那时我们平时穿着都十分朴素，无非是麻纱或府绸旗袍，从不艳妆浓抹，她接到任务后换了件淡蓝色旗袍，把头发好好梳一下，我把我常戴的一只仿象牙别针给她的衣领中间点缀点缀，如此就算是打扮过了。她抱着一束野花走到华莱士这个大个子美国人面前，用流利的英语表达欢迎之意，总统笑眯眯地答谢，拥抱一下，旁边校方领导礼节性地鼓掌，如此而已，仪式完成，我这个同班同学也没有从此趾高气扬！
　　“委员长”是号召“新生活运动”的，至于什么内容，似乎也没有强迫大家学习过，因此我也不清楚。当时流行“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念起来有节奏又押韵，就牢记到现在。这时“委员长”又变成了“校长”，颇有点“新生活”来临的意思。有两个有趣的内容，一个是宿舍里忽然搞起什么卫生运动来了，我因星期日总会到沙坪坝南开中学去看我的母亲、姐姐还有我的孩子，对于宿舍里的事从不关心。但是女舍监忙起来了，那个姓王的女舍监和我们联大的不同，我在一九三八年到联大时，我们的女舍监陈仪女士是燕京家政系或社会系毕业的，对女生嘘寒问暖，唯恐我们因为生活艰苦而想家。中大的女舍监是国民党员，命令多，关心少，也许她重视的是女生的思想方面的事。有一天我惊奇地看到我们这个宿舍非常干净，我们的脸盆、脚盆、漱口杯、饭碗等等都被搬到阁楼上去了，挂在床头的衣服等等都不见了，反正又不是我爬梯子送上去的，一定是女舍监指挥几个宿舍的同学帮忙整理打扫，那时已分系合住了，俞筱钧和荣墨珍已搬到另一“房间”，我看到她们房间里长桌上还铺上了白色带花的桌布，还摆个花瓶，真有点像闺房了。一打听原来是搞卫生运动，“校长”也视察过了。没两天我们宿舍那个破门上面挂了个很大的花篮，原来已被评为最好的卫生奖，于是王舍监通知我们去新开的辅食部领小白馒头，每个人好像发四只。真是皆大欢喜。
　　说到辅食部，这也是新校长的德政之一，我们的伙食改善了！估计是新校长亲自“品尝”了一次的结果。这件有趣的事等一下再说，先讲辅食部的厨房就设在食堂附近，富裕点的同学嫌伙食油水少，可以到厨房买个什么鱼香肉丝、菜脑壳炒回锅肉片、麻婆豆腐等等，这在四川就叫“打牙祭”，我们这些没吃饱的，偶尔也可以用馒头票到厨房买几只切面小谩头，那时真感觉这小馒头是天下最好吃的美味，当我看到男生用右手五个手指夹着三只，嘴里衔着一只喜洋洋地从厨房走出来，左手还拿着一盆香喷喷的鱼香肉丝时，我确实口水欲滴，因为我们属于吃贷金饭的流亡学生，虽然名义上是国家发下来的贷金，却从来没要我们还过，不论是在联大，或在中大。
　　只是好景不长，还没等到门口花盆里的鲜花完全枯萎，“校长”在一个星期日突然“微服私访”，也没有惊动校方领导，听说带了一两个人就迈进了我们的宿舍。女生在里面三三两两坐在自带的小板凳上，洗衣服、袜子、鞋的，洗脚的、洗头的，反正是趁礼拜天洗这洗那，阁楼上的衣物全搬下来了，乱七八糟！校长突然走进，给大家来个措手不及。他很窘，赶快退出。据说：“校长大人生气了，从此不会再来。”我也是从南开回宿舍后才听说这件趣事，只听一个女生说：“活该！我们还说他随便进女生宿舍不讲文明呢！”
　　说起这位校长大人，还有一件趣事，可算是奇遇吧。有天他大概要关心学生吃得好不好，听说他还到我们大食堂吃了一顿。我们吃完饭也是不会等到天黑，我记不清那天是中午还是傍晚，反正我才从食堂走出，左手拿着我的搪瓷饭碗，右手拿着竹筷，优哉游哉地走过来，忽然看到蒋介石从食堂的另一个门出来了，这次没穿黑披风，只穿中山装。学校各方领导鞍前马后地跟着，倒也没有前呼后拥，估计是不得已陪着他来品尝我们的饮食（我猜这也就是不久后成立了辅食部的原因）。后来就看见他钻进食堂附近那个用破砖、竹笆糊起来的小破屋——男厕所。男生们真有几个在厕所外等着看热闹的，他们嘻嘻哈哈地笑着，大声说：“委员长吃我们的伙食拉肚子啦！”
　　蒋介石出来又走上土堤，我们这些吃过饭的学生远远地望着他，我也混在围观的人群中，时不时地拿着筷子敲着我的饭碗边，似乎在敲着小锣，等大人物出场，反正没人赶我们走，我们对他行“注目礼”也算是礼貌吧。
　　有个食堂的四川伙夫，蹲在地上双手托着腮在傻看，就是南京人说的“望呆”，蒋介石走过来了，他也不站起来。中大教务长在校长身后着急得又使眼色，又用手指往上一挑一挑，示意要他站起来，可他不懂。蒋校长过来了，走到他跟前，用手杖指戳着，平和地说：“站起来！”可他根本不懂国语，何况这位校长全是下江人口音，于是伙夫不知所措，校长后面的侍从只好大声用四川话说：“站起来嘛！”
　　蒋校长的手杖等一会儿又用了一次，那时没走多远，又有一个男生吊儿郎当地站在稀稀朗朗的人群前面，穿的学生制服领口敞开，上面的扣子没扣上，校长就用手杖指着这男生的衣领说：“扣起来！”
　　后来我们还以为那个伙夫和那个男生可能要倒霉了，但听说根本没事，只是留下个笑话而已。
　　到了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听说蒋校长可真发了脾气。听说他是当回大事地出席了中央大学一九四四届毕业典礼。偏偏老师学生去的不多，稀稀落落的，害得蒋介石在台上等了半天，仪式开始后请校长训话，校长可真火了，他问台下：“你们像老师的样子吗？”台下当然没人搭腔，他又说：“我替你们回答——不像！”又问学生：“你们像学生的样子吗？”然后他大声说：“不像！”显然是光火了，但我没听说他骂什么粗话，我也没亲眼看到他的光头，只是女生们三三两两回宿舍当笑话说：“蒋校长光火了！”我看到的和后来的电影当然不一样。
　　从此“校长”再也没有在沙坪坝中大出现过。我也从来没忘记那“打矾”的黄水，那只枯萎的大花篮，那辅食部的小馒头，还有我们这位大人物校长缓步走来，用手杖指指点点的神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