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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大陆居民,无法忍受历次政治运动的煎熬,不惜在警犬和枪弹的威胁下,冒着生命危险,强渡或偷渡深圳河,逃往香港“自由世界”,30年间从未停止。1950年至1970年,20年间约125万人逃港,以后每年逃港人数万余。无数逃港者丧命于深圳河边,铁丝网下。
1959年——1962年,三年大饥荒期间,逃港达到高潮。鉴于饥荒蔓延的现实,1962年5月5日,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下令,撤除岗哨,放开边境,让大陆饥民自由赴港,至5月25日,中央下令关闭边卡,半个多月时间,约30万人赴港。入港者,风起云涌,扶老携幼,奔向求生之路。边卡关闭那天,堵截收容遣送逃港者51395人。
30万饥民逃港,弹丸之地的香港,如何消化得了呢?港英当局只得采用“随抓随遣”的办法,出动大批军警抓捕遣送,但受到香港市民的反对。同是中华人,血浓于水,香港市民对沿街乞讨的大陆饥民,非常同情,从慷慨施舍,发展到组织起来,救济灾民,对抗军警抓捕。有送衣送粮的,有把饥民藏到自己家里的,有为饥民介绍打工的,急饥民之所急!
深圳河南岸至香港市区,有一座山叫华山,当时尚未开发,山上茂密的原始森林。时当酷暑,华山成了逃港者的中转休息站,山上每天集结有上万人。他们衣衫褴褛,躲在灌木丛林中,饥饿难耐,孩子们哭叫,嗷嗷待哺!失散者呼儿唤女,响彻山野,甚是凄厉!香港市民成群结队,送水送饼干食品,送衣送药,有的开车把逃港者一批一批接去市区。华山上,处处是扶危济困的感人场景,几乎所有香港报纸电台的记者,都冲向华山抢新闻,香港沸腾了!赶来抓捕的港英军警,也为之动容!
在香港市区,不少歌舞厅都自动关门,停止娱乐。几乎所有的香港家庭,都放弃了手中的事情,有的上街救助饥民,有的坐在收音机和电视机旁,关心着大陆逃港者的命运,人们被一种强烈的人道和慈悲所震憾!港英当局设立了收容营,当遣反逃港者的车队开出时,警方惊呆了:一片排山倒海的呼喊声向车队压来!
你们不能走!”“你们回去又要受苦!”市民手里拿着面包饼干,呼喊不停,香港震动了,比杜甫笔下的咸阳桥“哭声直上干云霄”的场面更浩大,更感人!突然,成千上万的香港市民,跳到马路当中,躺在高温的路面,挡住了汽车。“跳车呀!”“逃跑呀!”市民向着车上呼喊并指引逃跑路径,许多逃港者纷纷跳车逃跑!
在香港市民的强大舆论压力下,港英当局认识到抓捕遣送,不得人心,不是办法,终于着手为逃港民众建设安置区。提供木材,在山上及空地构建板屋,安置住所;盖起一栋栋“徙置大楼”,水电厨房卫生间齐全,相当于现今的廉租房,每月租金仅14元。免费供应膳食,有鱼有肉。引进加工工业,大力发展家庭手工作坊,逐步解决了逃港者的就业问题,也促进了香港经济的发展。
但香港毕竟是弹丸之地,安置数十万饥民有困难。当时的台湾政府占据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美国总统肯尼迪出面关照此事,认为台湾有责任安置饥民,并号召世界各国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应尽可能多地接受移民。台湾民众和香港同胞一样,非常同情大陆饥民,早就作好了救助准备,成立了“救济大陆灾胞总会”,募集资金和粮食衣物。
台湾当局拨大米一千吨捐赠。根据自愿原则,逃港饥民自由选择去处。1962年7月,台湾政府多次派出轮船赴港接纳大陆饥民,每人发给救济金70港元,赠送服装一套。移民台湾者数万人,多数安置于地广人稀的屏东县,开办农场。台北郊区的“兴学农场”主温麟先生,接收了一千人,并解决他们的就业及子女的教育问题。
美国民间“救济中国难民总会”主席陈香梅女士,携巨款飞来香港与港府商讨安置办法,并赶赴华山与逃港饥民直接接触,征求意见。大陆逃港饥民,大部分留港,一部分去了台湾,小部分移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牙买加等国。他们经历多年打拼,不少人发家致富。改革开放后,许多人回内地投资办厂。
难民往往是因为战争造成的,可六零年并无战争,完全是野蛮冒进的人祸,却没有人因此负责下台,所以以后还有更大的天灾人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