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世人對畫家和書法家的作品,多加推崇,然而卻忽視其作品之所以流傳,少不了裱畫匠的功勛。中國歷來把畫師稱爲“家”,而裱畫師則只能稱為“匠”,這是中國文化傳統“重儒家輕工匠”的不公,西畫有“畫之無框如將軍之赤膊”之説,以此類推,國畫倘無裝裱,其形骸和西畫之赤膊有何異哉?
今天我要介紹的,是揚幫裱畫大師嚴桂榮、嚴銀龍、嚴臻盛三代人的故事。
“集成齋”創始人嚴桂榮
三十餘年前,筆者由老領導上海文史館館長王國忠先生的介紹,認識了嚴桂榮,聽他講述揚幫裝裱的起源,裱畫界歷來有“京幫”、“廣幫”、“蘇幫”和“揚幫”之分,“京幫”大抵幹的是是幹宮中活,以奢華為主;“廣幫”擅長紅白喜事的裝裱,而文人畫則以“蘇幫”和“揚幫”的爲主。蘇幫佔地理優勢,明清兩朝以來,因蘇州附近的畫家衆星燦爛,裱畫師不愁沒活幹,逐漸出現以擅長裱新畫的行業;而揚州的畫家不及蘇州多,“揚幫”的裱畫者就沒有那麽幸運了,他們只得自己找米下鍋,於是出現了以修補舊畫爲主的“揚幫”,“揚幫”特色多,能挖款、補殘,甚至有做假畫的絕活,在技術上反而勝過了蘇幫,舉個不恰當的例子,猶如歷史上洛陽的盜墓賊,爲了謀生,他們發明了洛陽鏟,另有絕技,雖有些不齒,但為官府的專家所不及,平心靜氣說,這也是我們中華文化中的另類,歷史少不了這一章。
嚴桂榮十四歲拜揚幫裱畫大師潘德華爲師,就此從事裱畫行業七十餘年,其高技和榮譽,被“百度”讚之為“上海國寶級古畫裱畫大師”。在他七十餘年的裱畫行業裏,幾乎結識了那個時代的所有畫家,且不説他幫吳湖帆修補過許多吳大徵收藏的國寶、也不説他和收藏家錢鏡塘的私交,光説一件他受謝稚柳所托,修補“岳陽樓圖”的故事,就足夠精彩。
文革剛結束,謝稚柳拿了兩張破殘不堪,明朝畫家的“岳陽樓圖”和“黃鶴樓圖”,交給嚴桂榮說:“老嚴啊,這兩張圖只有你能修復了,當國泰民安,政通人和,政府需要修復黃鶴樓和岳陽樓時,就靠這些資料了。”嚴桂榮不負重托,將兩張舊畫修復如初。果然十幾年後,“岳陽樓”和“黃鶴樓”,這兩張圖起了關鍵性的參考作用。
嚴桂榮曾跟我説,他四十年代幫張大千裝裱過石濤,是否真跡,他沒加説明,只説五十年代張大千逗留香港時,聽説大陸的畫壇清淡,裱畫行沒有生意,要他去香港跟他裱畫。我采訪他時,他用純正的鎮江話說:“當時我有一大家人子要吃飯,老太婆不讓我走。”
他曾給我講過一件張大千的軼事,饒有趣味,我隨手記來。當年張大千和二哥張善子住在馬當路西成里,嚴桂榮常去取畫,一次,看見張大千拿著一張菜單,正在發愁,原來他今天要請客,還有幾位學生來吃飯,而買菜的厨師病了。那時嚴桂榮年少機靈,接過單子,二話沒説就去幫著菜場買菜。那天張大千親自上竈,留下嚴桂榮飽嘗了一頓美味。
嚴桂榮手藝絕,脾氣絕,做人也倔,文革時,造反派知道他和名畫家交游深廣,藏品浩多,於是要他戴罪立功,揭發別人。他信奉做人不能不講義氣,即使大難臨頭,也不能出賣朋友,在高壓下,他守口如瓶,既保護了朋友,又保住了自己的氣節。他和賴少其是至交,賴少其受磨難時,把女兒托孤給他,他兩家在逆境中相濡以沫,共度難關。
嚴桂榮长期从事裱画修复事业,最著名的,是他成功地修復了唐摹王羲之的墨寳《上虞帖》、北宋名画《柳燕图》、五代徐熙《雪竹图》、北宋董源《山水图》等国家珍贵文物三百余件。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他携子嚴銀龍赴北京,为人民大會堂得上海廳裝裱謝稚柳、唐雲、陸儼少、王个簃等名人畫作,以紙裱取代布裱的方法,博得北京裱画同行的嘉誉。
上世紀七十年代,謝稚柳發現王羲之《上虞帖》的唐代摹本,曾有宋微宗“内合同印”的印鈐,可惜時代久遠,僅見兩處黑斑,謝老找嚴桂榮商量解決辦法,嚴桂榮認爲黑斑可用火攻法處置。著手修復時,嚴老在古帖上仔細蓋上一層厚紙,再澆上秘製的液水,劃上火柴,頓時藍焰升騰,隨著火焰熄滅,頃刻間“内合同印”四字躍然紙上,觀者莫不嘆為奇觀。
“火攻”是嚴桂榮的絕技,“水淹”也是他的絕招。一九七八年故宮博物院的一幅宋畫《柳雁圖》,由於年代久遠,色彩暗淡,霉點斑斑。故宮博物院無法處理,只好找嚴桂榮北上解決。嚴桂榮反復沉思,決定用“水淹法”攻剋,他叫助手抬來二十桶開水,十來條乾净毛巾,在畫面上覆蓋幾層紙和毛巾後,淋上自己調製的藥水,讓開水緩緩冲刷,眼見清水下去,黃水淌出,數日後霉斑盡消,色彩突現,觀者無不稱奇。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上海電視台曾播出嚴桂榮帶領兒子嚴銀龍,重複“火燒”和“水攻”的絕技節目,曾轟動書畫界,可惜此片在網上不曾找得,否則可以附在文後,讓讀者飽饗耳目。
嚴桂榮搶救修補的古代字畫的故事太多了,不是筆者拙鍵所能。
嚴桂榮先生於二〇一一年仙逝,此乃裱畫界之一大損失,欣慰的是他的衣鉢後繼有人——“集成齋”的第二代傳人嚴銀龍。
後起之秀嚴銀龍
我與嚴銀龍認識近半個世紀,比認識他老爸早。早年我幾次請他牽綫采訪他老爸。他説:“老頭子架子大,我介紹你去力道不足,要擺架子的,你和王館長熟,你叫王館長介紹,他力道比我足。”
王國忠先生是我少兒社的老社長,後來升任出版局長,江澤民當市長時調去上海文史館任館長,我請他介紹,當然是會賞面子的。
果然有了王國忠館長的介紹,我和老先生成了忘年交。
嚴銀龍繼承父業,頗有父風,鑒定古畫,目光犀利,但爲人低調,從不在拍賣場出入,但冷眼旁觀,頗有見地。他屢次跟我談起書畫拍賣的現狀,他説改革開放後,書畫熱興起,但不少大佬,用上海坊間話說叫“阿五卵冒充金剛鑚”,把張大千、齊白石、徐悲鴻、劉海粟等現代畫家的作品抬到天價,我不是説這些名家的作品不好,我只是説,舉牌者大多是錢多人傻,不懂歷史,知識淺薄,只知道這些近現代人名,不知中國畫歷史,浩浩長河,宋元明清,佳作泱泱,經過歷代戰亂,文革劫難,所存無幾,幸存下的才是不可再生的瑰寶,偏偏在拍賣時屢遭冷落……我聞之,嘆曰:“高哉,只有見多識廣的裱畫世家子弟才會有此見識。”
近年來畫壇新人輩出,個別野狐禪者,動輒以某大師門下嫡傳自居,其實他們連當年大師們的門檻高低都不知,卻大聲吹噓。
卻説上海玩字畫圈内的,六七十歲的人群中,和上海畫壇老一輩大師交結最廣的,非嚴銀龍莫屬。他從小在父親膝下,耳濡目染,獲得一手真傳,稍長,又受父親之命,穿梭大師家中,接送字畫,認識了不少名家,有件軼事,可堪美談。
嚴銀龍初出茅廬,經朋友介紹,為胡若思裱了幾張畫,畫裱罷,送到胡若思家中,胡反復檢視後問:“這是你裝裱的嗎?”
嚴答:“是的。”
胡若思贊賞道:“小夥子有出息,裱得好,你是跟誰學的?”
嚴答:“跟爸爸學的。”
胡若思問:“你爸爸是誰?”
嚴答:“嚴桂榮。”
胡若思聽罷,頓時臉綻笑容道:“哦,怪不得,我一看就知道,是揚幫風格。我哥哥老早就是開“青蓮閣”裱畫行的,也是揚幫。”
在他談到胡若思和張大千的師生關係時,胡若思自信道:“張大千有啥了不起,我可以跟他畫得一模一樣……”
筆者聼過好幾位大風堂同輩門人說,胡若思天資聰明,手筆不凡,可惜年輕時急功好利,一念之差,誤聽謠傳,趁張大千在北京被日本人扣押時,在上海造了一批假畫,開了一次“張大千遺作展覽”,就此觸怒老師,得不到張大千的原諒,被逐出大風堂門外。據傳,曹大鐵曾爲其在老師面前説項,被張大千怒斥:“你再幫他説話,連你也逐出門去。”我親聞大風堂早期門生慕凌飛世伯説,一次他在李秋君的歐湘看老師作畫,門閽拿了一張名片進來,告曰:“張先生,有位客人説是你的門生,欲求見。”大千接過名片,慕凌飛看到名片上是胡若思的名字。張大千退還名片說:“我沒有這個學生。”
據説胡若思改革開放后去了加拿大,他的兒子是學篆刻的,很有功底,傳説前些年海外回歸的張大千贋品,皆出於該處……當然這是筆者的題外話了。
以後嚴銀龍和胡若思成了忘年交。
年輕朋友們聽我説起采訪老一輩大師,聼謦欬,受教益的故事,無不羡慕我生得逢時,有福氣,其實我和嚴銀龍比,只是小巫見大巫。
嚴銀龍憑著家傳的好手藝,進入體制内,為國家做國禮,為政府佈禮堂,他的手藝幾乎博得上海所有老一輩畫家的肯首,結下了忘年交的友誼。評職稱那年,他拿了謝稚柳、唐雲等,一大堆老畫家的推薦信給職稱評定小組,負責人不等看完,就説凴你的水平,不用推薦,評高級工藝師是沒有有異議的,結果被評上“文博副研究員”和“高級工藝美術史”的職稱。
嚴銀龍在上海市人民政府機管局工作三十六年,佈置了無數個大型會場,歷届領導出國訪問贈送的國畫禮品,均出自他的裝裱,二〇〇一年,亞太經合組織的APEC會議在上海召開,於是上海十大飯店佈置國畫的裝裱任務就落到了他的身上,另外外交部還決定用現代名家的篆刻印章做一批手卷,作爲贈送各國到會的元首,這任務也落實到了嚴銀龍身上。因時間緊迫,他日以繼夜,趕製出一批精美的手卷。上海領導去北京向江澤民匯報工作時,老江展開手卷,用上海話稱贊;“生活做得勿錯!”
幾十年來嚴銀龍裱過的新舊古畫,多如恆沙,認識藏家無數,但他講究職業道德,重於操守,從不透露藏家隱私。他私下曾告訴我,拍賣場中有不少千萬級的名家字畫,是他裝裱的,但從不提藏家,只是點到爲止。
前文説到賴少其落難時,將患病的女兒托孤給嚴桂榮,兼學裱畫,嚴賴兩家,交契深厚,以致賴少其過世,嚴銀龍前往幫助辦理喪事,賴夫人有病,嚴銀龍常去探望,視若家人,賴少其紀念館創辦,更有嚴銀龍去襄助。在這裏筆者透個秘密,賴少其見銀龍年輕聰明,幾次做月老,要給他介紹對象,但機緣不巧,均未成功,但最後嚴銀龍找了小鄒,竟是賴少其的潮州老鄉,賴老見了,笑說我算半個月老吧。我常羡慕銀龍有福氣,娶個潮州老婆,勤快樸實,相夫教子,賢惠顧家,還燒得一手好菜,銀龍出門,總是襯衫正裝,把他打扮得三青四綠,頭髮梳得一絲不亂,正應了一句寧波話:“家有賢妻,夫不吃淡。”
據我所知嚴銀龍為朋友修復了不少有難度的古畫,連一向持才傲物的嚴桂榮也曾對謝稚柳説:“我幾個兒子中,老二(銀龍在家排行)的生(幹)活最好!”
我深諳銀龍兄的脾氣和習性。他和父親一樣,有本事,有脾氣,但做人低調,不喜歡聲張,他繼承父親的真傳,能做絕活,可惜沒有他父親修復許多歷代名作的機會,這是機緣,沒有歷史條件,不是他不能爲之,這也是我多年來想寫他,擧筆維艱的困惑。
“集盛齋”老樹展新枝
二〇二二年,中央電視臺采訪了嚴銀龍父子,拍攝《非凡匠人》節目,嚴銀龍帶著兒子嚴臻盛出鏡,重現當年嚴桂榮帶領嚴銀龍,父子雙雙在上海電視臺出鏡的風采。時光推進,不過這次出鏡的是嚴銀龍和兒子嚴臻盛——
“集成齋”的第三代新人出場了。
嚴臻盛是嚴桂榮的寵孫,自小跟隨在爺爺和父親膝下,耳濡目染,心領意會,愛上了裝裱技藝。他大學畢業後,按理可以找一份優裕的白領工作,但不捨得百年的家族手藝在他這一代失傳,有志繼承祖業。
嚴臻盛在讀大學時,就把自己的志向告訴了爺爺。嚴桂榮聽後十分高興,說:“我的裝池叫‘集成齋’,意思是集天下裝裱技藝之大成,修復祖宗留下的殘破古畫,得以傳承,我給你的裝池取個名字叫‘集盛齋’,一則希望你把揚幫裝裱事業興盛起來;二則你的名字中有個‘盛’字……”
嚴桂榮在“火攻”和“水淹”法中所用的藥水,乃獨家配製,從不透露。學生問及,總是打哈哈,王顧左右而言他,這次他把一箱子汎黃的舊紙和破殘綾絹,交給孫子說:“這是我研究一輩子的‘火攻’、‘水淹’法,和識別歷代紙張和綾邊的知識,原本我這些東西要傳給你爸爸的,他裱新畫本事比我大,不買我賬,他認爲現在科學進步,老傳統不行,他受那個時代的教育,輕視老傳統。你們這代生逢盛世,老傳統復活了,你拿回去仔細琢磨,不懂就來問我,這是我們嚴家的看家絕技,不得外傳。”
嚴臻盛回家把東西給父親看。嚴銀龍看罷驚訝道:“老爺子都給你啦,我們這代人,時逢破四舊,揚幫裱畫沒有用途,你生逢盛世,好好繼承這套看家本領。”
一九〇八年,嚴臻盛在爺爺嚴桂榮和父親嚴銀龍的的張羅下,“集盛齋”裱池開張了,那時嚴桂榮雖然年高米壽,體力不支,但盡力出謀劃策,傾其一生技藝,傳承給孫子。開張前,嚴桂榮拿出一張早就請謝稚柳先生題好“集盛齋”堂號鏡片,銀龍父子見了都不由驚訝。銀龍問:“謝老謝世多年,你哪來的題詞?”
嚴桂榮道:“臻盛跟我學裱畫的時候,我就知道他將來會接我班,那時謝老年高,為防不測,我請他預先題好,以備後用。”
説到這裏,筆者又要插科,嚴桂榮不但手藝絕,對事物的判斷也很絕,有理財眼光。本世紀初我去拜望他,他曾跟我說,這次國家改革開放,是百年難逢的好機會,你有能力可以多買些房子,今後會漲價的。他懂得理財,所以剛改革開放時,我們只有幾十元工資的時候,他在“文史館”裱畫班帶徒弟的時,已經是軟中華香烟扔在桌上,請大家隨便抽了。
回頭還說嚴家第三代“集盛齋”的故事。
去年我回國,銀龍和小鄒夫婦宴請我,特地把兒子也叫來作陪。我記憶中滿臉稚氣的小朋友,記得第一次回國時,曾送給他一輛玩具遙控汽車,一忽眼已經是一個成熟的裝裱專家了,跟他聊起畫壇的掌故時,他從歷代畫家的風格到各個朝代裝裱的特點,各種綾絹紙張的搭配,説得頭頭是道……聼小夥子娓娓道來,我眼前晃動的紅酒杯裏,彷佛幻現出一棵老樹,在它蒼老的枝幹上,長出一幹新枝,我輕輕放下酒杯,發出一聲“後生可畏”的感嘆。
嚴臻盛的“集盛齋”,已經開張十六年了,他手下修復的作品不計其數,我問他幹這一行的成就感時。他説,幹活時我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每當完成一件作品,受到別人贊揚時,我則是如釋重負,慶幸自己沒有出錯,可見他工作時的認真。在談到裝裱行業的前途時,他有些悲觀,認爲學這門手藝的難度很高,人材的培養周期長,且由於現代建築和古代建築的迥異,中堂式的大件和軸桿式的裝裱已不適用,他正在探索適合現代居所的裝裱款式……
嚴氏家族三代的揚幫裱畫,在技術上對現代裝裱事業的貢獻為:第一代嚴桂榮,他修復的古字畫,都是以水墨和中國畫顔料爲主,他有手藝,但缺少理論;到了第二代嚴銀龍,由於油質顔料的應用,給傳統裱畫帶來新的挑戰,他苦心攻剋,終於在修復賴少其紀念館的幾十幅版畫中獲得成功;到了第三代嚴臻盛一代,他受過系統教育,有文化能總結理論。我堅信近百年的嚴氏揚幫裝池,一定會發揚廣大。
敲鍵至此,筆者突然想起日本人的工匠精神,他們世代相傳,有些行業還出現十幾代人專做一件事,最著名的“月山家族”是大阪的一個製刀世家,祖孫六代不斷雄霸製刀界,擁有“人間國寶”的美譽;在神戶有個岡野河野的家族,幾百年來,家族中的每一代人,一生中只專注做好一件事——修補很髒很破爛的舊書。據説這樣的工匠家族,在日本有數百家之多, 兩相對比,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每個國人沉思。
行文至此,作爲老伯伯的我要多一句話,嚴臻盛年過三十,脾氣溫和,手藝卓越,外表俊秀,但整天埋頭工作,無暇考慮婚事,讓銀龍夫婦十分著急,希望有熱心人,多加關注,幫他找一個賢内助,讓他的事業更上一層樓。
後 記
這是我近年來最難落筆的文章,因爲我和銀龍兄相交近半個世紀,太熟悉他們家了。用我熟知的故事說,張大千一生畫人物無數,我見過他繪製的人像,有成都“賁園”主人嚴獨峰:和曹逸如世伯的先君,因爲他們都是自己朋友和學生的父親;他畫的仕女有張目寒的太太紫娣、李順華的太太蔣雪梅,都是朋友和學生的親人,不是他的親近之人。他沒有畫自己最親近的母親曾太夫人、二哥張善子,也沒有畫愛妻徐雯波……晚年時,他的好友侯北人先生問他爲什麽?他説最熟悉的人最難畫。
是啊,最熟悉的人最難畫,最熟悉的人最難寫。
噫嘻,寫得不好,就算我文責自負吧!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於食薇齋北窗冬日陽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