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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法
昨天写《读书杂感之十》，谈到我这几天在翻阅《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一书。据该书4月30日星期日（一九六一年——笔者注）记载：
晚饭后，钱思亮夫妇来，大家在客厅里随便谈天。先生说“翁文灏的父亲是个大少爷，他本人也是大少爷出身。后来在比利时一个修士办的学校，游受了些修士的训练，养成一种非常刻薄的性格，人家很难做他下属的。据说翁文灏已经死了，李仲揆（四光）也病了。”后来谈到陈寅恪，又谈到姜立夫。“在天主教办的一个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130次的错，自己承认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本来是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房地产。1950年在檀香山买了三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了东西，带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钱。此外在三反五反以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先生也谈起思杜1958年上半年之后就没有信来过，恐怕是不免了。”
适之先生身处彼岸，不忘记昔日的老友，陈寅恪、姜立夫、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但也不屑于翁文灏和冯友兰。据说,翁文灏从香港归返北京后，章士钊受周恩来之命，叫他在《文史资料》上写骂蒋介石的文章，翁文灏提出一条底线，写回忆录可以，但不骂蒋介石。翁文灏毕竟受过蒋介石的恩惠，还算还有一些良心。但是在长期的思想改造中，翁文灏还是很有进步的，当中国氢弹爆炸成功时，他还写了一首歌颂的诗：“人类功夫日日新升，核能霞蔚与云蒸。美成氢弹七年造，苏建新型四载登，两岁有余加八月，前行迅速势力峻，环球共建神州绩，除霸兴民马列鹰”。一九四九后，翁文灏住在北京菊儿胡同，被当成统战花瓶供着。他小心翼翼活着，但到了1966年仍然没有躲过被红卫兵抄家的命运，可是很快得到有关方面保护，1969年国庆，在天安门城楼上露了一次脸，但到了1971年1月27日，由于当时外调成风，翁文灏禁不住外调人员整日审讯般的盘问，还是在屈辱中逝去。
从胡适那天的谈话分析，当时两岸的消息是非常闭塞的。
那位冯友兰则不然了，胡适说他认了130次的错，到了文革批林批孔时，他索性把自己的胡子剃掉，跟着毛泽东一起闹革命。前几年在香港的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配有照片的文章。改革开放后冯友兰去美国，出得机场，坐在由女儿冯宗璞推的老人车上，当地中文报的编辑上前问：冯老，你还坚持批林批孔吗？冯友兰当即老泪纵横，泣不成声，罢手道：“别提了，别提了！”
一个研究了几十年孔子的大儒，落得如此下场，实在叫人黯然。
胡适关心在大陆的朋友，也关心自己的儿子胡思杜，殊不知在他说：“思杜1958年上半年之后就没有信来过，恐怕是不免了。”其时，胡思杜已经弃世四年了。他是在反右时，禁不住批判，于1957年9月21日自缢身亡，时年36岁。
可是胡适一直不知，以致在他的遗嘱还对胡思杜有所安排。
二〇〇九年七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