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的成功，首先是他的人品，他恪守中国儒家文化，讲孝悌，以仁义待人，获得别人的尊敬。张大千是非常孝顺自己的母亲的，从八岁开始，每晚临睡时，跪在母亲床前，一面给母亲洗脚，一面汇报一天的功课，十几年如一日，一直到离开母亲，出外谋事。住在网狮园时，他已经名气很大了，但是只要一回到家，就不忘记给母亲洗脚。母亲曾太夫人曾摸着他的头，深情地说：“爰儿，你今年三十四岁了，今后洗脚的事就交给丫鬟们吧。”
大千回答：“能给娘洗脚是儿的福气，只要儿在娘的身边一天，这份孝心是一定要尽的。”
张大千的成功，除了自己的天赋和勤奋外，社会上靠的是二哥善子，因为二哥早年去日本留学，跟随孙中山，认识许多上层人物，如张群、于右任等，日后成了张大千的挚友；经济上靠的是三哥丽诚，他是个民族工业家，是长江华星轮船公司和贵州卷烟厂的创办人，是张家经济的掌门人。四哥文修，写得一手好字，诗词也写得好，对大千的治学帮助很大。张大千是一个信奉“孝悌”的人，他把几位兄长的照片一直挂在台北“摩耶精舍”的画室里，直到今天。
最值得一提的是，张家的三妳(mi)——张大千的三嫂罗正明。她比张大千长十五岁，在张家发迹前，嫁给张丽诚做童养媳。在张家贫寒的岁月里，是他背着年幼的张大千，怄着腰，在别家陇过的红苕地里，翻找遗留的小红苕，嚼碎喂养，以致大千晚年，每每向人提及此时，就哽咽不语。当台海两岸政治略有松动，他就托香港名流张应流先生回大陆探望三嫂，并一再嘱托，要代他行三跪之礼，说着拜倒地去要向比他年轻几十岁张应流磕头，请他把大礼带回去送给三嫂，唬得张应流连连惊呼：“老太爷，我不敢当，我回去送你一个大礼就是了。”
那天他送张应流出门，还不住叮嘱：“一定要将你代我向我三嫂磕头的照片带回来！”
大陆的文革动乱刚平息，张大千就写信给在上海的侄女张嘉德，他是张善子的幺女，笔者亲见此信，是写在一幅红梅喜鹊图上的，信的意思大致是：大陆局势趋向平稳，外出探亲也已宽松，你将此信出示当局，可获赴港签证，抵港后余事我会托人办理云云。
不久张嘉德带领女儿端端到达香港。当时台湾政局尚未开禁，台方怀疑张氏母女是大陆政府派出去统战的，再加上上海统战对象开会时，立信会计协会的创始人潘序伦信口胡说，张大千已有家属放出去搞统战了，此言很快传入台方，致使张氏母女滞留在香港徐伯郊家中数月。徐伯郊是著名鉴定家徐森玉的儿子，他受张大千所托，为张氏母女入台尽力奔波，但毫无见效，最后不得不老将出马，张大千带了两幅画亲自拜访蒋经国说：“我此生有成，全赖先仲兄提携，嘉德是先仲兄的幺女，先仲兄逝世时，她只有四岁，为报先仲兄之恩，我宁可不担保自己的亲生子女，但一定要将嘉德母女担保出来，请您高援贵手。”
在张大千的力求下，蒋经国亲自批准张氏母女入境，同时被批准的，还有何应钦的一位亲属，这也是台海两岸交流的一段秘闻。
张大千在大陆时，张家几房弟兄不分家，子侄几十人生活在一起，俨然是一个鼎食鸣钟之家。张家的称呼也非常有意思，子侄叫善子一律叫“阿爸”，（善子没有生儿子，大千将自己和二夫人生的儿子包萝过寄给二哥，以后葆罗出国，从巴西到美国，又到台湾，一直陪伴在大千身边）；叫大千一律叫“爸爸”，（因为大千在老辈中排行第八，也有谐音“八八”的含义）。
张善子平时不苟言笑，说话处事非常严肃，家中人人都怕他，只要他在家，孩子们都不敢轻举妄动，在重庆时，有一次善子出门，孩子们看见阿爸走了，一下子来了劲，带上脸谱，挂起胡子，敲响铜锣，把画案当作戏台，上下蹦跳，演起京戏来，不料善子杀了个回马枪，回家取东西，看见书房内外弄得一团糟，气得他胡须倒竖，一声虎啸（张善子号“虎痴”），下令孩子们挨个跪着，亲自动手，打了个满堂红。如今已经八十多岁当年少年，回忆起起那件事，还是禁不住开怀大笑。张家的子侄和社会上的人一样，都说爸爸脾气好，讲道理，从不打人，孩子错了他会耐心开导，直到人心服口服为止。
张大千事业的成功是以儒家的孝悌为前题的。
在近代画坛上，被众口一词说好话的，只有张大千了，诚如徐悲鸿所说“五百年来第一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