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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八十年代(十一):终于有了一个家

(2019-08-03 17:45:11) 下一个

我现在的年龄,正是父母八十年代的年龄,但是比起八十年代的父母,我是问心有愧。

    文革十年,教会关闭。1969年我们全家下乡,1979年父母从南靖山区回到龙海石码落户,恢复教会活动,但是当时教堂被县工商局和税务局使用,要等到他们搬走我们才可以使用教堂。所以,那时石码没有我们的家,

     没有教堂怎么办?就先用几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家做敬拜。其实在我父母回城之前,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已经自发聚会礼拜了。神的仆人回来了,自然要回去主持教会活动。

     我父母在石码没有家,要住在哪里呢?住在我们漳州的家。我们在漳州有一座1978年新盖的两层楼房,墙体水泥框架,地板天花板是水泥预制板。那时文革刚刚结束,很少人能盖楼房,是靠我在海外的亲戚财力支持的。总共120平方米的使用面积,原估计是5000元人民币,结果花了上万元。有关这座楼的故事,在我的《土楼岁月》就有一章详细记载。

    在漳州这个家里,有我的父母和在漳州学习工作的兄弟姐妹家庭。我父母每个周日早上就搭乘最早的客车到石码主持礼拜,下午还有教会其他活动,傍晚才回到漳州。漳州到石码20公里,因为是旧公路,坐客车单程要一小时。

    我父亲是1914年出生,我母亲是1918年出生,到了1980年,我父亲是66岁了。66岁在美国就退休了,在中国就更不用说了。但是我父亲是为神侍奉,所以还是要继续工作。

    不止是周日我父母要到石码,平时有事还要去龙海找统战部干部,解决教会复会的问题。比如,教会的一些财产在文革中被没收,需要找回。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教会的一口大钟在文革中被拆下,后来不知被扔到什么地方,还是被我父亲讨回来了。现在这口大钟还悬挂在石码礼拜堂的钟楼。

    我记得我的父母身体都很好,精力很充沛,我真的忘不了他们得过什么病?也就是感冒而已。看来还是神的眷顾,才使我父母有这么健康的身体为教会工作。

     我在海澄工作,每周六休息就骑自行车回到漳州,周日或者周一再骑车回到海澄。海澄到漳州要骑2个半小时。海澄到石码只有5公里,平时如果要到石码找朋友,我都随时可以去,晚上也常常借居朋友的家。

    我借宿的是一位姓高的朋友的家,原来在华安水电当电工。他的家是在一座骑楼的后半部分的楼上,就那么一个12平方米的单间,他们有几个兄弟,他就分到这个单间。他在单位有宿舍,平时这个房间没有用,就把一把钥匙给我,我随时可以进去休息。最大的问题是如厕难,要到外面的公共厕所,非常的麻烦。

     石码的骑楼是民国年代建的,都没有厕所,有厕所的话也是让污水流到水沟里,而地下的水沟常常堵塞,厕所可以解决小便,不可以解决大便的问题。这种状况对全城的卫生造成很大的影响。你走在一些街头巷尾的旮旮处,常常有莫名其妙的垃圾包出现,非常的臭。石码有的垃圾堆放点是固定的,设在那些有空闲地带的角落里。但是,石码那么拥挤,还能有多少空闲地带呢?离垃圾箱十几尺之外,往往就是居民户,他们一天到晚都要承受垃圾的污染。还有公共厕所也是这样,每天都有抽粪的大车把厕所里的粪便抽走,那个臭味实在令人恶心。

    1981年,教堂归还教会,我们在石码有了家,教会有了圣殿。但是,原来教堂后面一块空地被工商局盖上平房,里面住着工商局一位驾驶员。这位驾驶员是开局里的小车,小车可以直接开到教堂里面,房子里面还有很多汽油桶。我们实在是非常的担心,万一不小心的话,整座教堂和附近居民都会有危险。好在这种担心不是很长时间,这个平房也很快归还教会。

      那些汽油桶在教堂里不知放了多久?十年八年都可能,那时人们没有安全的观念,连政府部门也是这样。这就是时代的局限,骑楼的状况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住房问题不只是我们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的题。

    八十年代初期龙海才开始第解放后的第一波基建,县政府直属机关开始盖办公楼和职工大楼,地点都是选择在就近的郊区 。我的一位朋友就是在县直机关工作,原来是住在小巷子里,他分到了一套新宿舍,帮到新家去了。 我们经常在一起下棋,有一阵他没有空来,就是去搬家。

    像他那样幸运的干部还是很少,虽然现在石码的郊区早就高楼林立了,原来的农民早就成为石码人了。现在龙海人说的小石码,其实就是石码旧城区,没有人说大石码。但是我觉得原来是石码郊区的两公里外围都已经是住宅区,可以成为大石码。我们家乡的家是越来越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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