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雅图老吴
友风子雨，明月入怀。
1979年城镇居民返城之后居住问题非常严重，焦点问题是他们的城镇户口有了，房子却没有，成为“难民”，这在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也是一件大事，却很少有专题调查研究。
我在海澄工作，每周六休息就骑自行车回到漳州，周日或者周一再骑车回到海澄。海澄到漳州要骑2个半小时。海澄到石码只有5公里，平时如果要到石码找朋友，我都随时可以去，晚上也常常借居朋友的家。
在石码走街串巷，看到这时的石码，是文革之后最喧嚣的时候，也是最乱的时候。不是政治动乱，而是居住混乱。很多回城的城镇居民都无房可住，租不到房子，也无钱租房子，只好在骑楼的走廊,在“埕”和“间”的凹凸里，或者是中山公园大树下和纪念碑下，用木头和毛竹搭起了临时草寮或帐篷。一遇到大风雨，蓬顶被掀起，只好过起“地做床来，天当被盖”的苦日子。
没房住的有几种情况。一是原来有房子的，下乡之后把房子锁了，以后房子就被有关部门管理，转租他人了。如今主人回来了，租户也一时搬不走。二是地富反坏右家庭下乡后，他们的房子可能是被没收或者被强占，回城无家可归。三是下乡前原来就租别人房子的居民户，回城后更是找不到房住。于是，讨房成了码城那个时代的老大难。政府也使出浑身解数，在石码周边农村搭盖了很多比猪圈高一点的临时住房，以解决让回城知青和居民的燃眉之急。
有个几故事很能说明当时石码的乱象。
张某年近五旬，在南靖下乡11年之后回到石码，住回了原来自己的骑楼，家已经破败不堪，文革时大门涂上的红色漆已经被风蚀雨浸剥落得露出了原木的颜色，一对门环也掉了一个，室内光线暗淡、潮湿，有一种近乎发霉的味道。几枝伸出院墙的树桠光秃秃的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他们下乡之后，这套两房一厅的房子由他的亲戚代管，借给单位做仓库，好在花费一番周折就讨回来了。
但并不是所有回城的居民都像张某这样幸运。和张某同龄的王某夫妻和一对儿女也是七九年回码，原来的房子是王家祖先留下来的骑楼，前面有楼下有一厅，楼上有两房，进去是天井，后面有个房间和一个厨房。以天井为界，前面的面积是后面的一倍。因为王某出身不好，下乡后这房子被没收，由石码有关部门租给两户人家。一家住前面，一家住后面。而现在，王的一家人回城却无家可归，只好找居委会要讨回房子。居委会让他们找有关领导部门， 他又去找这个部门，部门干部解释：“我们当时只是从石码革委会接管这套房子，回城的人很多，现在只能让住后面的那一家搬走，前面的那一户要等待分配他们新住房才搬走。”
这样，王的房子被侵占10年，如今只讨回后面的三份之一，只是比流落街头好多了。但他的儿子还是不服气，自持有理，到有关部门交涉，要求房地产付10年的房租。有关部门领导还是不予理睬，只是出示了一本10年来维修房子的账单几百元，以抵押房租。那时候像这种一前一后的骑楼竹竿厝，每月也是几元的房租，那10年的房租和维修费刚好摆平。儿子想和他们再据理力争，已经是半头白发的王某劝告他算了，十年动乱，国家经济面临崩溃，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大家都要克服苦难，慢慢解决。他再也不想拉着这付老脸到处碰壁了，能在自己的屋檐下的一角过日子，要谢天谢地，感谢上帝了。（我的八十年代之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