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的八十年代(十二):死亡和遗忘

(2019-08-14 08:04:15) 下一个

前几年我回闽南时,和我原来的邻居大姐雨琳(化名)聊天,才知道她的几位老朋友都死了。

雨琳大姐是40后。那是八十年代初期,丈夫因病去世多年,她和60后的儿子住在一起。她在家里的兄弟姐妹是老大,兄弟姐妹朋友多,看到她在家孤独,常常来看望她,也带来不少客人。

她兄弟姐妹的客人大都和是我的同龄人,都在做生意,在社会上混的比我好多了,各个财大气粗,每次来都山珍海味,喝好酒抽好烟。

因为我和雨琳大姐是好邻居,她的朋友也对我都很客气。那时我有抽烟,不过是一般烟,比如红塔山,一包烟要抽两三天。而他家的客人抽的是三五和大前门。每次去她家有客人的时候,他们都请我和他们一起烟酒烟酒,我对酒有天然的抵制情绪,从来不喝酒,偶尔喝点红酒而已。而他们喝的是烈酒,还猜拳行令,有时从中午一直吃到晚上八九点才回家。有人说做生意很忙,他们却很闲,看来他们钱是很容易赚的,不然不会那么阔绰。我是普通工人,每个月就只有几十块钱,没法和他们比。

我来美国之后,就不知道他们的消息了。时间已经过去了快四十年,我回国再见雨琳大姐的时候,她已经70几岁了,身体还不错,儿子已经结婚搬到新城区住,她自己一人住在旧城区。我和她谈起她的那些老朋友,她说:“他们都死了。”我说:“怎么可能呢?”她说,那些人都是酒鬼烟鬼夜游鬼,大吃大喝又熬夜,早死活该!我没有问她细节,反正他们都没有活到65岁就死了。三十几年过去了,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

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初期,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切向钱看,很多有钱的人醉生梦死,也有很多人还沉浸在文革的病痛和回忆中不能自拔。而这两者兼备的也很多,他们用醉生梦死选择遗忘,所以都把身体搞垮了,60岁出头就病死或者醉死,雨琳大姐家里的朋友是属于这一类吗?

不止是她的朋友活不到65岁就死了,三年前我们初中班的同学聚会,大家掰着指头算,吓了一跳。全班50几位同学已经走了11位,大多是在60岁左右就走的,有两个在四五十岁就走了,还有两个是在文革中患了精神病。我们班级这些去世的同学,有个烟瘾是非常大的,一天要抽两三包烟。但是其他的同学呢?很少听说烟鬼酒鬼,为什么也走了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奇怪,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就70几岁,但是我们这一代经历过文革,身心备受摧残,那些走的人,有多少不是正常死亡的?比如说我们这些知青们,很多人都有过严重的精神疾病,我就看过一篇文章:留守北大荒知青,近百人精神病院渡余生。

也许我们没有精神病,但有抑郁症,只是那时我们不知道自己生病而已,我们这一代那些过早离开人间的人,不少就是在文革之后因为工作问题和生活问题,最终被疾病压垮身体的。文革不仅造成我们心灵的创伤,更是肉体的创伤。

最近,有一位老同学和我谈起一位文革的“重伤员”,让我十分惊讶,而且还和我有关。原来,我曾经写过一些文革的纪实文章发在网络上,这位老同学看了之后告诉我,你写的那个突发事件最好删掉。我说,这已经是50年前的事了,怎么还不能写?我只是客观地报道文革中的确有这件事,没有指出个人的名字。老同学说,文革的那事件那时是众人皆知,但是不要让现在的孩子知道。我说为什么?他说,那个事件中的一位派性组织头头张红兵(化名)还健在,他不想让人们重新提起那件事,影响他的生活。我考虑再三,还是把文章删了。张红兵是老三届高中生,很庆幸他还健在,我希望我的文章不会对他造成伤害,即使文章已经删除。

     原来,张红兵回城后一直找不到工作,就是因为他在文革期间是群众组织头头。我们知道,文革的派性组织是打出各种派别旗号,展开剧烈的派系斗争。这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践踏民主和法制的行为,引起人民的普遍不满。文革之后,不管是哪一派的头头,到头来都被审查,不过是早晚而已。第一批被审查的是革委会成立之前站错队的那一派,革委会成立之后就倒下,站对了队的那一派头头成了大红大紫的人物,在四人帮倒台之后全被拿下。

     不管张红兵是那一派,文革后他是尝尽苦头,回城后一直失业,后来找人说情,才找到工作,但是还要定期向上级做思想汇报。我对老同学说,非常奇怪啊!同样是派性组织的头头,而且是和张红兵同一派的,为什么有的当了大官,官运亨通仕途顺利呢?老同学告诉我,也许那就是运气吧。我说,文革对我们这一代的影响是一生的,没有什么事不会发生,即使是现在,文革的阴影也无处不在。令人震痛!

     五十年的痛还在,五十年前的故事还是不敢写,这实在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哀。我们不写出来,后代人更不会写。为了活在当下,人们选择遗忘,我们只能无语。

    最近香港出大事,有市民贴出一张标语 ,令人深思。那是莎士比亚的话:世界败坏不是由于恶人嚣张,而是好人沉默。

 最近博文:

我们家的李树

 
[ 打印 ]
阅读 ()评论 (6)
评论
博主已隐藏评论
博主已关闭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