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后话林彪

文革的转折点和失败的里程碑

今年九月十三日，是林彪“叛国投敌，折戟沉沙”于外蒙古茫茫戈壁上的温都尔汗四十周年。对当年沉浸在文革狂热中的亿万中国人而言，事先毫无征兆下突然爆发的“林彪事件”对他们信仰上的冲击和心灵上的震撼，绝不亚于遭受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核劫难；当年生活在厚厚“竹幕”以外的人们，包括CIA最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在得知林彪“外逃”的座机坠毁于温都尔汗后，无不目瞪口呆、百思不得其解。

不论当年和今天的人们从何种角度看待和评论“林彪事件”，于文革第五年爆发的“林彪事件”都是文革由“盛”至衰的转折点和标志着文革彻底失败的里程碑。此后的文革已名存实亡，只是因为毛太祖尚在人世而迟迟无法收场，习惯上被后人冠以“十年文革”而已。

不能平反的重量级人物，文革的哼哈二将之一

曾经贵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统帅”林彪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寥寥无几的几个至今仍不能获得平反的中共重量级人物。四十年来，虽然中国官方对林彪的负面评价逐步降温，也不再否认林彪杰出的军事才能和他为中共打天下立下的赫赫战功，但“林彪事件”仍然是一个官方无形划出的研究和噤声禁区。官方至今仍然恪守四十年前对“林彪事件”作出的政治结论，不愿意重启对疑窦重重的“九一三事件”的官方调查，更没有对整个“九一三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作出新的令人信服的交待、给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网络盛行以来，中国民间乃至外国媒体对林彪和林彪事件的研究和论述从日渐增多直到汗牛充栋。笔者不是研究林彪和林彪事件的专家，手中也没有林案的“惊天爆料”。笔者想指出的是：目前网络上充斥着的对林彪的赞美和为林彪鸣冤的文章，以及中国官方许多有关林彪生平的出版物，都没有论及和客观地评价林彪在现代中国政治舞台上曾经起过的极为负面的作用，都“忘了”林彪是毛泽东赖以发动“文革”的一文一武哼哈二将之一（“文将”自然是毛夫人江青）。没有林彪在六十年代前六年间对毛的鼎力相助--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上发动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对毛的顶礼膜拜和造神运动，以及林彪手握军权使毛全然没有后顾之忧，单凭江青为首的一帮笔杆子书生上蹿下跳、摇旗呐喊，毛绝然无法全面发动文革。

军事家兼文字学家/语言学家

“军事林彪”的才能无人否认，“政治林彪”似乎就逊色多了，因为林在与毛的政治恶斗中很快败北。但笔者认为：平时沉默寡言的大军事家林彪非常具有政治语言和政治鼓动的天赋，他的这一特长在中国历代军事家中可谓绝无仅有。文革前和文革中曾盛行于中华大地上的各种琅琅上口、言简意骇的政治语言，诸如“三忠于，四无限”、“四个伟大”、“万岁万岁万万岁”乃至编撰“小红书”--《毛主席语录》等等都是林彪首创的。离开了林氏首创的充满煽情的系列政治语言和政治鼓动口号，就无法催生“火红”的文革。在这一点上，“文革旗手”江青的江氏语言就比林氏语言苍白逊色得多；即使是文革中号称第一、第二笔杆子的张春桥、姚文元也达不到林彪的功力和“境界”。笔者甚至认为：自老祖宗仓颉造字以来，林彪所展现出的遣词造句的功力，足以使他被列入有史以来中国文字学家/语言学家的前五十名。

以下笔者想就毛林结盟的前因后果和毛林结怨的根本原因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毛林结盟的前因后果

1958年5月，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由毛泽东提议，建国后因身体不好蛰伏静养长达九年的林彪得以重新出山，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1959年9月，林彪接替被罢黜的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旋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尽管林彪战功赫赫，更是毛泽东的心腹爱将，但在“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和平建设时期，军人林彪自建国后因从未参与过经济建设工作，更因身体不好，在政治上早已被“边缘化”。没有毛泽东的鼎力支持，林彪不可能获得进一步提升并重新出山担任要职，林彪自然对毛泽东感激涕零。

1962年1月召开的中共“七千人大会”是现代中国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是文革得以发动的最初成因。在大会上，针对中国“三面红旗”的失败和“三年自然灾害”中饿死几千万人的严重后果，刘少奇首先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之说，彭真也提出毛主席有错误也要承担责任，周恩来、邓小平都支持刘、彭的意见。最高层几位大老的表态自然激发了各级地方领导人的勇气，纷纷表态要和毛主席“论论理”。在群情激愤下，毛泽东被迫做了自我批评，承认了“三面红旗”路线的失败，承担了“三年自然灾害”的主要责任。共产党掌权的国家的共同特点是：最高领袖都被塑造成了高高在上、半神半人的怪物。最高领袖一旦承认了重大政策失败并做了自我批评，就等于从高高的神坛上跌了下来。一旦“神”被还原为人，失去的不仅是“神”的光环，更失去了“一句顶一万句”的话语权或曰至高无上的权威，今后他发出的指示将逐渐没人听或至少部分没人听，他退出政治舞台之日就为期不远了。

另外，在毛林看来，七千人大会上还呈现了一种危险的党内各山头结盟反对毛的趋势。中共是由红区党、白区党组成，其中红区党又分为红一、二、四方面军三个大山头，三大山头后来又衍生出一野、二野、三野、四野四个小山头。刘少奇、彭真是白区党的代表，周恩来是红、白通吃，另一出身白区党的党中央副主席陈云虽没有公开表态，但肯定与刘彭周邓等站在一起。在军队的山头方面，邓小平代表了二野（以原四方面军为骨干组成）；由于被打倒的彭德怀在解放战争中指挥的一野部队多为贺龙统帅的二方面军旧部，所以一野/二方面军多是同情彭德怀的；原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早就因西路军失败事件和毛对四方面军干部打击面太大而对毛心怀不满；三野代表陈毅是周恩来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旧识，建国后又长期在周的领导下工作，且陈一直对“三面红旗”以来推行的各项“左”的政策牢骚不断。这样在党内最高层力量对比的天平上，毛林代表的红区一方面军/四野的力量就显得比较单薄。刘少奇这时还犯了个致命错误：他提出要把彭德怀请回来，对这一提议最紧张的当然是林彪。彭是毛在林的大力协助下打倒的。在国防部长这个重要位子上，彭倒台林方能上台。林与刘素无渊源，若白区党上台并把元帅中排名在林之上的彭再请回来，林往哪里摆？所以不论是从历史渊源还是从现实需要出发，林都必须死心塌地地在大会上挺身而出鼎力支持毛。毛一看林表态了，腰杆一下子就硬了，竟表示若在这次党内“路线斗争”中败北，将跟林彪一起以上山打游击来对抗党内的多数派。如此破釜沉舟、等于最后摊牌的强硬宣示惟有毛才敢做出，顿时让刘周邓彭等全都傻眼了。最后周首先表示：主席还是主席，这才暂时缓解了最高层尖锐的矛盾冲突。

毛林结怨的根本原因

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毛将林作为钦定接班人的地位正式写进中共党章，这在共产党乃至世界上所有其他政党的历史上都是从来没有过的，足以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可见当时毛林两人的关系密切到何种程度。可如此密切的关系，为什么会在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内，又突然变成了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恶劣关系呢？

最近有史料披露：中共九大后，毛泽东曾送了《郭嘉传》和《范晔传》两本书给林彪。郭嘉是曹操的得力谋士，曹操曾多次表明自己百年后要把儿子托付给郭嘉。而范晔也是辅佐太子的谋士，却因谋反被杀。毛泽东显然是暗示刚刚被列为“接班人”的林彪做郭嘉，不做范晔，但这个毛泽东心目中并非林彪的“太子”是谁？

胡乔木在修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的谈话和官伟勋所著《我所知道的叶群》中均提到：也是在中共九大后，毛泽东打破了从不看望下属的先例，曾带着张春桥专程到苏州看望林彪。在谈话中毛泽东问林彪：我年纪大了，你身体又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见林彪不吭声，毛又追问：你看小张（指张春桥）（接班）怎么样？这颇为突然的提问弄得林彪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林彪竭尽全力帮助毛泽东打倒了刘少奇，还不惜得罪了无数的高官将领，如今他刚刚得到这钦定的且得到党章确认与保障的接班人宝座，却连一天都没坐上就要被迫表态“让贤”，林当然会有“飞鸟尽，良弓藏”的无限感慨和“卸磨杀驴”的无尽愤慨。张春桥是由江青“发掘”的颇具争议的在文革中靠整人夺权火速窜升的红人。张在文革中结怨甚多，除了摇动笔杆子“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外一无所长；更重要的是张在历史上当过叛徒，这是共产党最忌讳的。故即使是在文革那样的特殊时期，张春桥也根本无法服众，顺利当上党主席。笔者认为：毛是想通过张暗示林应该辅佐或干脆让贤给江青。枪杆子林彪根本看不上笔杆子张春桥，也看不上颐指气使的江青，曾几次对江大发雷霆。为张/江这样的人屈膝“让贤”，让张/江这样的人领导国家，自视甚高的“军神”林彪当然无法接受，毛林结怨由此产生。

笔者认为：“九大”后，或许毛泽东的心态又发生了变化，他想搞能够真正继承他的政治思想衣钵、不会在他死后对他鞭尸的家天下。为此他只想让体弱多病的林彪充当二传手“传帮带”一番，真正党主席的继位人选是毛思想衣钵的传人江青，然后是毛的血亲毛远新（在张玉凤等人的回忆录中均提及此事）。那当初毛又为何把林作为钦定接班人的地位正式写进中共党章呢？是为了拉拢还是麻痹林彪？请林“让贤”是毛一时的心血来潮还是既定方针？笔者至今仍然百思不得其解。但国家和执政党的根本大法--宪法和党章在毛的手中被任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才是中国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悲哀。

（原载《争鸣》2011年第9期，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