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友谊”的神话和中国对朝政策的失误

“抗美援朝”：害惨中国

2011年12月17日，地球上已所剩无几的“共产国家”中唯一采世袭制的朝鲜金氏王朝“太宗皇帝”金正日猝逝，朝鲜再次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心。笔者认为：在21世纪的今天，随着金正日的猝逝，是彻底戳破已被宣扬了六十年的“中朝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神话的时候。

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是在中方事先一无所知下由北方的朝鲜在得到斯大林的首肯后，突然进攻南方的韩国开始的。当全副苏式装备的朝鲜人民军照搬苏式战法，在战争初期向南一路打得势如破竹时，中方曾数次拍电报告诫朝方要高度警惕美军在仁川登陆的可能性，但金日成对中方的告诫始终置若罔闻。野心勃勃的金日成既不信任近在咫尺的中国，也看不起曾并肩战斗过但装备很差的中国军队，“苏联老大哥”才是金日成依靠和模仿的唯一对象。金日成虽出身中国东北的抗联，但他在抗联时只是营级军官，影响力不大。金日成不属于中共党内的“延安派”，与中共高层缺乏交情和渊源。是苏联最后挑选金日成担任苏记“朝鲜特区行政长官”，金日成自此发迹，金日成与苏联的交情和渊源更深厚。

“联合国军”统帅麦克阿瑟一手策划并实施的仁川登陆战（1950年9月15日）一举改变了朝鲜战场上交战双方的战略态势，是麦帅军事生涯的又一巅峰之作。向南进攻的朝军因战线拉得太长补给困难，且官兵极度疲倦、伤亡/减员严重，攻势已成强弩之末。失去后勤补给后的朝军在南北两路夹攻下，不久即一溃千里地撤回北方，此战充分暴露了金日成是个军事庸才。前几年解密的前苏联外交档案披露：狼狈不堪的金日成准备撤到中国东北重新打游击。在斯大林的提醒下，金日成才拍电报、写亲笔信向毛泽东求援。

对刚成立不到一年的“新中国”而言，即将“饮马鸭绿江边”并轰炸中国东北的“联合国军”突然成为心腹大患，美国海军又已封锁了台湾海峡，这两项军事行动犹如在“中国公鸡”（中国地图的形状）的头部和腹部各插了一把利刃，也使“新中国”的“解放台湾”之战化为泡影。别无选择之下，“新中国”唯有将全部战争潜力转用于朝鲜战争，入朝参战遂成为中国的势在必行之举。

“抗美援朝”战争虽然一扫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国际形象，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却也害惨了“新中国”。中方统计有高达42.62万志愿军官兵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伤亡或被俘/失踪（美方估计志愿军伤亡高达75万多，更有伤亡/失踪达百万之说）；海峡两岸分裂至今，中国迟迟不能统一；中国入朝参战对抗“联合国军”，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长期敌视/封锁中国，中国长期被摒弃于联合国之外。外交上被封锁/孤立使中国不得不全面倒向“社会主义阵营”（注），这反过来加剧了西方进一步敌视/封锁中国，大大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外交上长期被封锁/孤立更是毛泽东推行一系列过左的意识形态和治国方针政策的主要因素之一。笔者相信：如果中国不长期被西方敌视/封锁，毛泽东不会被激发出“输出革命”的“冲天豪情”；毛泽东主导的一系列国内政治运动或许不会发生，至少不会那么偏激、频繁，“新中国”将走一条相对顺畅、务实的发展道路。中国为一个小国付出的代价实在太高昂、太惨重。

中朝间的分歧/冲突由来已久

近年来对陆续解密的各国档案所做的最新研究表明：虽然中朝曾签有军事同盟性质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但在朝鲜战争期间和战后，中朝领导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均出现过严重的分歧和冲突。朝鲜一直只是将中国作为政治上提供支持、经济/军事上提供援助的主要来源，朝鲜对中国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信任和感激。

1950年10月25日，中国志愿军入朝参战后不久，中朝两军间协调不畅顺和谐的问题就频频发生。金日成不顾中国志愿军缺粮少弹的状况，每每强求志愿军为他啃硬骨头─不切实际地发动攻击甚至攻城掠地，他自己的军队却或在后方“休整”，或呆在旁边按兵不动以保存实力，金日成把中国志愿军当成了为他火中取粟的炮灰。幸而志愿军的总司令是体恤士兵、敢于抗上的彭德怀，网上盛传彭德怀曾因金日成不命令朝军配合志愿军的战事，致使志愿军牺牲惨重而扇过金日成三个大耳光，“不尊重兄弟党的领袖”遂成为彭老总1959年在庐山蒙难的重大罪状之一。对中国“脑后有反骨”的金日成的本来面目早在朝鲜战争初期即已暴露无遗。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最近利用已经解密的前苏联、匈牙利、东德、阿尔巴尼亚和中国的档案文献，以及相关的口述史料和研究成果，完成了《中朝关系历史真相》的课题研究，它对上一世纪50-60年代的中朝关系有一套不同于传统说法的系统总结。以下摘录其中的一些内容。

五十年代，在苏联、中国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大规模援助下，朝鲜战后经济重建三年计划取得了重大成功。金日成乘机提出了“主体思想”，大树特树个人权威，同时开始一系列清除党内军内政府内异己的行动，不仅导致中朝关系急剧恶化，苏朝关系也同时恶化。

苏联外交部观察到：朝鲜停战后，中朝关系有“不正常现象”，如“志愿军司令部坐落在离平壤几十公里的地方，居住条件很差，朝鲜领导同志极少去那里”；在平壤的战争展览馆，12个战绩展厅中只给中国志愿军一个展厅。而在其余的所有展厅中，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行动被解释成与中国志愿军无关。中国政府在1952年召回驻朝大使后，直到1955年1月都没有再派新大使。在朝鲜驻华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周恩来“几乎没有同朝鲜代表交谈过”。苏方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同志对朝鲜人的行为很不满（尽管没有公开表达过）”。

另据《百度百科》披露：由于金日成大肆清洗朝鲜劳动党中非自己派系的中国“延安派”、苏联派和南方派，1956年9月18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与就此事专程前来中国的苏共代表团商谈如何处理朝鲜问题。苏方代表米高扬建议中苏两党共同派人去平壤了解情况。毛泽东则对朝鲜许多同志无辜被捕、开除撤职的做法极为不满，并直接指出：金日成还是搞斯大林那一套，一句反对的话都听不得，谁反对就杀谁。

毛泽东提出，中苏两党派人去平壤的目的，就是“劝他们团结”，“收回成命”，恢复反对派的党籍和职务。“我们要对金日成说，我们不是打倒你，而是要帮助你，但是你必须改正错误。”毛泽东还对米高扬说，金日成对我们有情绪，不听中国的，这次主要靠你们了。

接着，中共领导人又与朝鲜代表团会谈。毛泽东一开始就指出，朝鲜在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的“问题很严重”，并通知他们，中苏两党决定派代表团次日早上去平壤，要崔庸健也一同回去，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帮助你们解决问题而不是要破坏你们”。

毛还说，对于朝鲜劳动党的做法，过去就有意见，例如朝鲜战争，一开始就提醒过金日成不应该打，后来又警告他敌人可能从后方登陆。彭德怀和李克农甚至质问：朝鲜战争到底是谁发动的?是美帝国主义发动的还是你们发动的?

会谈中，中共领导人对朝鲜劳动党的批评非常严厉，指责他们在干部问题上敌我不分，犯了“路线错误”，“党内充满恐怖情绪”。毛最后说，我们可以叫跑到中国来的同志回去，但回去后一定要恢复他们的党籍和职务，把问题拿到党的会议上冷静地加以解决。显然，中共的态度比苏共更加强硬和明确。不过，除了要求金日成纠正错误外，中共并没有进一步的企图。

米高扬和彭德怀等人到达平壤后，首先找金日成单独谈话，经过两次深谈，金日成原则上接受了中苏两党的意见。9月22日召开的劳动党中央全会作出决议，承认八月会议处理问题的方法“过于简单”，同意恢复崔昌益和朴昌玉的职务，恢复出逃中国者的党籍。

米高扬回到中国后表示任务已经完成，但毛泽东指出：“问题并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事实也的确如此。在中苏代表团离开平壤以后，金日成不仅没有执行与米高扬、彭德怀达成的协议─在媒体上公布九月全会决议（只在党内传达并在报纸上发了一个简短消息)，反而继续对有不同意见的干部进行迫害，以致又有一些人逃到了中国。此外，关于释放朴一禹的协议迟迟没有结果，答应恢复尹公钦等人家属粮食供应的诺言也一直没有履行。尽管中国一再表示对于是否执行这些协议的结果非常关心，但朝鲜方面一直虚与委蛇、拖延不办，将中朝关系拖入冰点。

中朝两党的关系主宰了两国的关系。自朝鲜战争结束后的五十多年中，朝鲜作为理论上的中国盟国，除了向中国不停索要各种各样的援助外，在内政、外交上朝鲜基本是我行我素，鲜少为中国提供战略协同和支援策应。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失去2000年奥运主办权和朝鲜一意孤行地发展核武器。尤其是后者，中国在尴尬不已的同时，自己也倍受核威胁。

“延安派”等被逐步残酷清洗

以金日成为首的满洲游击队派只是最初组成朝鲜劳动党的四大派别中较小的派别。中共党内朝鲜籍的“延安派”--参加过中共及八路军、新四军、四野者--人数众多、实力庞大，代表人物有崔庸健、金武亭（参加过中共广州起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朴一禹、金斗奉、崔昌益、金雄、方虎山、朴勋一、尹金钦、徐辉等，可谓人才济济、将星璀璨。这些人有的比金日成资格还老（如崔庸健、金武亭等），能力也比金日成强，且大多与毛泽东、林彪关系密切，并均在中共党内、军队内担任不低的职务，其中崔昌益、朴一禹都参加过中共七大。另一朝鲜籍的郑律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原《八路军军歌》）、《延安颂》等的作曲者。另一方面，南朝鲜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朝鲜劳动党南方派的领军人物朴宪永早年曾就读于上海商科大学（现上海财经大学），后被派赴上海工作，也与中国颇有渊源。“延安派”及朴宪永到达朝鲜北方后都曾身居朝鲜劳动党、政府和军队的高位，后被金日成以各种名义逐步清洗，许多“延安派”成员和朴宪永后来都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死刑。1961年9月，朝鲜劳动党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85名中央委员中，原来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71名中央委员中连任者只有28人，落选的其余43人都是遭清洗的中国延安派、苏联派和南方派成员。

中国本可轻易清除金日成势力

朝鲜战争初期，金日成以朝鲜人民军的精锐主力--两个军共七个师的兵力进攻南朝鲜，第一军军长金雄、第二军军长金武亭都是老资格的“延安派”中共党员。七个师中的三个主力师--第五师原是中国解放军四野中朝鲜籍的第164师；第六师（师长方虎山）是四野中朝鲜籍的第166师；第七师（师长崔仁是老八路）是在四野中朝鲜籍第156师的基础上吸收其它四野中的朝鲜籍官兵编成的。其它师中第二师师长崔贤、参谋长许波，第三师参谋长张平山、16团团长崔仁德，第四师师长李权武等也都是老八路。七个师中只有第一师不在“延安派”的掌控中。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志愿军直到1958年10月29日才全部撤回国。在这5年多的时间里，金日成一直没有停止过残酷迫害/清洗党内包括“延安派”在内的各种“异己分子”，许多“延安派”成员被判处死刑或连夜逃往中国，奇怪的是驻扎在朝鲜境内的几十万久经战阵的中国军队对此竟毫无反应。

笔者认为：如果中国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果断利用遍布朝鲜劳动党、人民军和政府中的大批“延安派”高级干部和将领，同时利用几十万驻朝志愿军的巨大威慑力和战斗力，即使不联合朝鲜劳动党中的苏联派、南方派，也能轻而易举地端掉金日成派的势力。若朝鲜劳动党中的“延安派”、“南方派”上台执政，朝鲜将成为中国最铁杆的盟国。绝不会有祸及三代的“金氏王朝”统治朝鲜长达六十年，朝鲜民众也决不会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会有朝鲜停战以来近六十年的时间内朝鲜与中国在大多数时间内貌合神离、却不断向中国伸手索要各种援助；朝鲜无需发展核武器，不会被世界制裁、遗弃；不会发生捣毁志愿军烈士墓和毛岸英墓的事件。如今的朝鲜经济发展将与韩国不相上下，很可能是更有民族凝聚力的朝鲜统一长期处在美国卵翼下的韩国。可以说毛泽东出兵朝鲜的决策有一半失败了：百万志愿军伤亡官兵的鲜血有一半白流了，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最大的败笔！ 

时光荏苒，终于盼来了金二世寿终正寝。由于中国的“抗美援朝”客观上造成了朝鲜“金氏王朝”历三代不衰的现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对朝鲜的未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引导朝鲜走上富裕、开放、自由、弃核的康庄大道。

（注）：笔者认为：毛泽东的独立个性与民族主义情操与铁托极为相似，历史上毛对苏联颇有怨气且并无渊源。如果“新中国”不因“抗美援朝”而被迫倒向“社会主义阵营”，“新中国”早晚会成为“亚洲的南斯拉夫”：在东西方两大阵营间左右逢源，成为“不结盟运动”和“第三世界”的当然领袖，“新中国”将获得更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