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oujin 随笔
我自幼喜爱文学创作，但大都是写他人他事。如今总算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可以畅所欲言的“用武之地”。
前苏联早期的革命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直被誉为前苏联文学作品的“红色经典”，是我和几代中国人进入外国文学殿堂的启蒙读物。小说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小说作者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化身）的事迹深深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现今中国初中一年级上学期政治课中的一课，就是通过读“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生”，把讨论“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作为学习课题。
少年时期的我，对浪漫革命的憧憬，对朦胧爱情的向往，以及至今对苏联革命情有独钟，皆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密切相关。我至今能背诵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致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致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即使到今天，当保尔.柯察金所献身的那个社会制度早已失败、前苏联早已寿终正寝，我仍然觉得：保尔.柯察金的献身精神和革命意志依然值得今天的人们肯定和效法。
书内书外的两个“保尔”
然而，近读“中华网”上一篇题为《真实的保尔.柯察金》的文章，打破了保尔.柯察金在我心中几十年一贯的“偶像”地位。该文介绍了由俄罗斯女记者萨莫捷洛娃采写、刊登在2006年11月26日的《莫斯科共青团员真理报》上的通讯《重铸的生平》。《重铸的生平》介绍了作者对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外甥女加林娜的采访。加林娜的母亲叶卡捷琳娜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亲姐姐，也是奥氏晚年病中的护理保姆，故叶氏对奥氏晚年病中的情况非常熟悉。《重铸的生平》通过女儿从妈妈那里了解到的有关舅舅的第一手资料，为今天的读者提供了有关奥氏的许多前所未闻的内幕消息。
让今天的读者感到惊讶的是加林娜说的几段话：
“不久前从档案材料中发现：奥斯特洛夫斯基曾受过法庭的审判。审判的理由是：在内战时代，他曾拒绝参加对白军的射击，也反对‘肃反’运动”。
“妈妈不止一次地说过：他（指奥斯特洛夫斯基）在朋友面前经常承认说：‘我们所建立的（社会制度），与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完全两样…’”
“我（指加林娜）有机会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朋友阿纳托里.索尔达托夫谈过一次话，阿纳托里承认说：如果科利亚（尼古拉的昵称）不是在1936年去世，稍后一些时间就会有人‘帮助’他离开人世（指按奥斯特洛夫斯基当时的“反动”言行，他逃不过前苏联的大肃反）”。
我很赞同“中华网”上《真实的保尔.柯察金》的作者对读完《重铸的生平》的感想，现摘录如下：
“读完这篇访问记，我受到很大的震撼，脑海中顿时出现了两个‘保尔’：一个是我过去了解到的‘保尔’─对布尔什维克党无限忠诚，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工作中奋不顾身，瘫痪后顽强从事写作…他曾经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另一个是我今天了解到的‘保尔’：一个有理想、有良知、能辨别是非的真正的革命者。他不仅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工作中奋不顾身，而且敢于抵制党的错误路线和政策，在晚年进行了深刻反思。他同样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无疑，后一个‘保尔’‘重铸’了他的生平，极大地扩展了和提升了他的思想、道德和人生境界，更加值得我崇拜和学习”。
奥斯特洛夫斯基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妥协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出版几经曲折，遭到了几次退稿，这在该书的最后几页有详尽的叙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初稿“完全写自己的生平”，估计是初稿中缺乏当局所需要的革命激情和亮点，也缺乏艺术感染力，所以几次投稿都被退了回来，最后初稿被投到了青年近卫军出版社。还是该出版社的编辑们“慧眼识英雄”，他们发现初稿中的许多素材有用，于是派人与奥斯特洛夫斯基合作（修改/重写的同义词）。“人们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传记‘做了修订’（在大陆生活过的人当知道‘修订’的意思），把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塑造成了革命青年的偶像、‘一个人和革命者的典型’”，记者萨莫捷洛娃这样说。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经修改出版后，奥斯特洛夫斯基觉得书中主人公保尔与奥氏本人的实际经历和思想境界有巨大的反差。为消除当时的报界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自传和生活史”误解，奥氏在《我的创作经过》一文中特别声明：“这是小说，不是传记，这不是共青团员奥斯特洛夫斯基传”，“我的小说，首先是艺术作品，其中我运用了想象的权利，在小说的基础上放上了不少实际材料”。今天的读者不难从这段话中看出他内心的苦闷与矛盾。
与中国的“红色经典”的异曲同工和异曲不同工
前苏联的“红色经典”背后这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中国的“红色经典” ─《雷锋日记》，它也曾感动并影响了无数的中国人。然而多少年后人们才知道，《雷锋日记》也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三位编辑“修改”即捉刀代笔的。两部“红色经典”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苏联的“红色经典”虽然是红色的，却塑造了一个仍然是真实、正常、可以平视的人。这部作品仍然充满了浓浓的人文艺术气息，仍然可以在世界文学的殿堂里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而中国的“红色经典”塑造了一个几乎不食人间烟火、凡人只能仰望却无法仿效和超越的“革命大侠” ─或曰中国版的耶稣基督。
如果我们将目光稍稍放远些，把上述两个国家间文学艺术的比较投射到政治的大屏幕上（在“社会主义国家”，文学艺术本来就无法脱离政治），它们正是前苏联早已寿终正寝，而“社会主义（称“社会资本主义”更贴切）的中国”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的根本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