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轶事--记一位印度室友

台湾籍的旧室友乔迁，带走了客厅里本属于他的所有家具。也是台湾籍的新室友随即搬入，可新室友除了随身携带的几只皮箱外，别无它物。偌大的客厅里空空荡荡的，显得颇为凄凉。与新室友一商量，在创收的诱惑和点缀客厅的双重需要下，决定公开招收住在客厅的新室友。决定一个月只收客厅室友八十美元，这价钱在当地打着灯笼也难找。

果然，上午才将招租广告贴到学校行政楼国际学生办公室的布告栏上，中午一过就有人打电话来要求看房子。晚上依约来了四五个人，交谈之后知道他们都来自印度。他们看了客厅后都觉得很满意，其中一个决定第二天一早就搬过来。

我们那时都以“老印”来称呼这位印度新室友。彼时的我们还没有“政治正确”的概念，中国人不就是自称“老中”、称美国人“老美”吗？开头几天中印双方倒也相安无事，没有发生诸如“麦克马洪线”之类的争端。我们都忙于功课，无暇它顾。“老印”很热情，闲时喜欢和我们拍肩膀称兄道弟。他自称是虔诚的佛教徒，三番五次想引领我们皈依佛门。可惜我们都属于佛根甚浅、悟性极差的芸芸众生，始终无法达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的境界，天生没有佛缘。“老印”属于“口若悬河”型男士，不过他讲“Indilish”（印度英语）时嘴里老像含着个小橄榄，语速又过快，常常让我们不由自主地瞪大了眼睛（为了观察他说话时的口型）、极力竖起两只耳朵方能听个半懂。几次下来就觉得听他说话很累。

几天后，我发现台湾新室友似乎心事重重，老往冰箱里探头探脑的。终于，他忍不住问我爱不爱喝牛奶。我觉得他问得有点奇怪，随口说不爱喝。他迷惑地小声嘀咕说，他刚买了罐一加仑装的牛奶，前晚只喝了一小杯，不知怎么现在只剩下小半罐。

迷底很快揭晓了。第二天台湾室友去厨房，发现“老印”正拿着台湾室友的牛奶罐在猛倒牛奶。霍地见到物主，“老印”竟脸不变色心不跳，哼着小曲，若无其事地关上了冰箱的门。

倒霉的事接二连三地来了。我发现我刚买的食用油、酱油没几天就瓶底朝天了，两磅糖几天之内也只剩一半了；台湾室友买的鸡蛋、面条常常不翼而飞，刚买的二十磅大米几天功夫就下去了一小半。查查“老印”的“物资储存”，发现他除了买过一袋仍几乎原封未动的廉价大米外，什么也没有买。看他吃得油光满面、神采奕奕的脸，才知道竟然是我们在养活他。

这种近于偷窃的行径激起了“民愤”，从此我们再没给“老印”好脸色。“老印”的脸皮虽厚毕竟还不如城墙。在我们的多次警告下，他终于意识到套套哥们义气再也难以蹭饭吃（“偷”的褒义解释），又怕被我们赶出去，终于忍痛自己买了恐怕是他来美后买的第一罐牛奶和其它两三种最便宜的食品。可气的是他喝自己买的牛奶时，比喝六十五度的老白干还慢，一个星期也没见他喝过两口。可他以前曾颇炫耀地说，印度人最喜欢喝牛奶。他就从不喜欢喝白水，常常拿牛奶当水喝。

又有一次台湾室友费了好几个小时才煮了一大锅的卤肉和蛋，准备作为下星期的下饭菜。他在厨房做饭时，“老印”竟当着他的面打开锅盖，将两只黑黝黝呈“V”状的手指迅速插入还很烫的锅中，“稳准狠”地一下子就叉中了一只烫卤蛋，又一口塞进嘴里。此时距“老印”从洗手间“方便”出来没多久。“温吞水”、慢性格的台湾室友张大了嘴巴，看得目瞪口呆，连骂一句“老印”的话都忘了，只能事后向我大吐苦水。“没心没肺”的我还调侃他说：雇“老印”去捕鱼一定很划算，叉鱼时就用两根手指头，连鱼叉都省了。“老印”练中国功夫也能成功，因为他那“二指神功”颇见武功功底，比起“海灯法师”名闻天下的“一指神功”，也就少了一根手指头而已。

印度人喜欢吃油腻和放很多咖哩的食品，这种食品的味道中国人实在不敢恭维。印度人直接用右手将食物沾上菜和调料，再在盘子里捏成团，然后抓起塞进嘴里（左手是他们不用手纸“方便”时的专用工具，切切不可塞进嘴里噢）。一次印度室友的老乡来看望他，光着膀子的他顺手抄起我的盘子盛饭，又满满浇上一大勺很像番茄浓汤的咖喱菜。印度室友一边团起米饭沾上咖喱菜汤塞进嘴里，一边旁若无人地和老乡们大声说笑着。我清楚地看到，一条红色的小溪流过了他的右手背，又流过了外小臂、外大臂。在拐了个小弯后，消失在腋下的黑森林里。真担心小溪在得到“补充”后像印度的母亲河--恒河那样继续前进，再钻进印度室友那几成渔网状的旧背心里。

一次“老印”吃完饭没洗手，就兴冲冲地到台湾室友的房中打电脑玩去了。深夜，台湾室友坐在电脑前开始做作业，却觉得手指常常被什么东西粘住。就着灯光仔细一看，整个键盘上涂满了一层暗红色油呼呼、亮闪闪的东西。凑到鼻子底下一闻，不是咖喱是什么！他气得七窍生烟，差点走过去踢熟睡中的“老印”两脚。原来“老印”把满手的油腻和咖哩连同说不出名堂的其它怪味全部“奉献”给了键盘。自然，那个还很新的键盘只好丢掉了。

又有一次，台湾室友看见“老印”在客厅的墙角正鬼鬼祟祟地做着什么。好奇地走过去一看，原来“老印”正在往一个圆形瓶盖上涂红色染料。“老印”有点尴尬地笑着解释说，为了得到美国研究院的全额奖学金，他已经“制造”了一份全“A”的印度某大学的本科成绩单，现在正在“制造”的是该大学的公章。事后我和台湾室友还挺纳闷，怎么印度也和海峡两岸一样，公章都采用圆形和红色颜料？

“老印”终于声名狼籍，我和台湾室友开始象防贼似地防他。我们的居室门都没有锁，于是台湾室友把他的护照、支票簿及其它重要文件都放到一起，出门时随身携带，回家后藏到某个地方。我嫌这样做太麻烦，每次出门都悄悄把居室门用透明胶纸贴住，这样我走后是否有人进来过就一目了然了。

“老印”新婚燕尔，初时与娇妻仅是鱼燕往返。后来不知谁送他一个看来是二战时期用的旧电话，就跃跃欲试要给娇妻打电话，这可吓出我一身冷汗。电话的申请人是我，须知当时从美国打到印度的电话，最便宜的长途电话公司收费是每分钟一块六毛美元。“老印”自从有了这只破电话，跟本地的同乡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他连每月区区八十美元的房租都拖着不想交或想分两次交，如何愿意和有能力支付打到印度去的一次可能一两百元的长途电话费？在我的多次警告下，“老印”打的第一次长途电话尚算自律，我多次催讨后总算收到这笔电话费。

这样每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真不是个办法。好容易熬到期末，台湾室友的太太即将来美，我和台湾室友决定“散伙”，这是能和“老印”说声“拜拜”的最好办法。还是华人帮华人。每次“老印”打电话时台湾室友都会注意听，他估计“老印”第二次打到印度去的电话时间不到半个小时。于是我在月底收到“老印”给我的下个月八十美元的房租支票后，立刻存入银行。同时通知电话公司取消电话服务。等到估计支票已兑现和证实电话已不通后，才在月初的一、二号通知“老印”我们要搬家了。虽然“老印”三番五次地想要回他下个月的房租，但我坚持不能给，因为他打过第二通到印度的电话。一个月后收到电话公司的帐单时，得知“老印”的第二通电话费为六十多美元。当然那房租和电话费的差额我一分不少地退给了“老印”。

我对印度人从无种族歧视和种族偏见，以上所写皆为我的所见所闻。中国人与印度人无论在生活习惯、为人处世还是在价值观上都格格不入。据我的接触和不少“老中”的印象，印度人大都比较自私，往往执着于鸡毛蒜皮的小事和蝇头小利。印度社会两极分化的现象极为严重，少数上层人士受到非常良好的教育，在美国读研究院的研究生必考的GRE或GMAT试中，印度考生考高分、接近满分甚至满分者大有人在，令老中甚至老美们目瞪口呆（对不起，又一次“政治不正确”了）。但即使是这些印度上层精英，其为人处世、道德风范往往还不如一个普通的美国蓝领工人，更何况普通的印度人。我的一位开中餐馆的同学说，曾有富有的印度人开着400、500系列的高级奔弛轿车到他的中餐馆就餐。印度就餐者都点最便宜的菜，却要求有最贵的菜的质量和最好的服务。而他们给侍者的小费中除了Pennies外，很少见到有Nickels、Dimes、Quarters之类的，更别提有纸币了。

东西方有不少论者预测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和印度崛起并相争的世纪，我大胆地把时钟先拨慢一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