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历史的真实--从夏商周断代工程说起 (3) 《史记》
我们今天对西汉以及之前历史的了解， 主要来自《史记》。 所以谈中国历史， 是无法不谈《史记》的。 《史记》毫无疑问是中国最重要的历史书籍， 它是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创始之作， 记叙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共约3000年的历史。包括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共计130篇，共约52万余字，由西汉司马迁著。
司马迁(前145—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司马迁是颛顼帝时，掌管天文的南正重，掌管地理的北正黎的后代。唐虞之际，重、黎的后代继续掌管天文、地理，直到夏商时期，所以，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周朝时候，程林休甫就是他们的后裔。当周宣王时，重黎氏因失去官守而成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掌管周史。周惠王和周襄王统治时期，司马氏离开周都，到了晋国。后来，晋国中军元帅随会逃奔秦国，司马氏也迁居少梁。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有广博的学问修养，汉武帝即位后，司马谈为太史令， 掌管国家的历史典籍。司马迁随父到长安后，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
司马迁在二十岁那一年开始了漫游生活。这就是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规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乙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归后“仕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以后又因侍从武帝游历了更多的地方。这些实践活动丰富了司马迁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扩大了司马迁的胸襟和眼界，对他后来著作《史记》有极其重要的帮助。
公元前110年前后，九州各地陆续出土了几只大鼎。 一些文人史官考证后， 硬说是当年大禹铸造的九鼎。 这一下不得了了， 这九鼎乃是国家社稽的象征， “问鼎中原”， “一言九鼎”的词义都是据此演译出来的。这九鼎曾失踪数百年，如今重见天日，当然是可喜可贺了。 于是一帮文士儒生，争相歌功颂德，称赞今上英明神武， 人民得享太平盛世，刘家天下千秋万代云云。 一番吹嘘， 勾起了汉武帝东巡封禅泰山的念头。可是封禅这件国家的头等大事，关系到江山社稽，是万万马虎不得的。大家不信， 只要想想如今一个奥运会的开幕式，不过是个颜面的问题， 也搞得兴师动众， 排练数年， 就不难理解了。 封禅如此重要， 可惜仪式步骤的细节却无人知道。 于是就封禅仪式的细节司马谈同一些儒生之间爆发了旷日持久的争论。 汉武帝听到最后实在不耐烦了， 干脆不理不睬， 带着一些大臣， 直接去了泰山。 作为国家最高史官而不能参加如此大典（相对于国家体委主任居然没有奥运开幕式入场券），司马谈羞愤难当，生命危在旦夕。时值司马迁从西南回来，他就把自己著述历史的理想和愿望遗留给了司马迁。 三年后， 司马迁继任为太史令，他以极大的热情来对待自己的职务，“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并开始在“金匮石室”即国家藏书处阅读、整理历史资料。这样经过了四、五年的准备，在太初元年(前104)，开始了继承《春秋》的著作事业，即正式写作《史记》，实践他父亲论载天下之文的遗志。这年司马迁是四十二岁。
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的时候，巨大的灾难降临在他的头上。公元前99年， 李陵抗击匈奴，兵败投降，朝廷震惊。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出于一时无奈，必将寻找机会报答汉朝。恰巧武帝问他的看法，司马迁便实话实说， 不料居然引起汉武帝勃然大怒，以为司马迁替李陵游说，并借以打击贰师将军李广利。司马迁就这样获罪，并于天汉三年受“腐刑”。
在如此巨大的耻辱面前， 司马迁想到了死，但又想到著述还没有完成，不应轻于一死。他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乙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等先圣先贤的遭遇中看到自己的出路，于是“就极刑而无愠色”，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愿。
为了完成《史记》的著述，司马迁所忍受的巨大的屈辱和耻笑，绝非常人所能想象。但他有一条非常坚定的信念，死要死得有价值，要“重于泰山”，不完成《史记》的写作，绝不能轻易死去。这样的信念支持他在“肠一日而九回”的痛苦挣扎中顽强地活了下来，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完成了他的大业。今天我们读着这部不朽的巨著，遥想司马迁当年写作时的艰辛与坚毅，怎能不对他肃然起敬呢！
如果你无法理解司马迁当年所蒙受的巨大的屈辱和受到世人的耻笑。 想想现代同性恋者的遭遇， 也许会有所帮助。 当年天才的科学家， 人工智能之父图灵先生， 因为被发现是同性恋者， 被迫离开自己的工作， 接受注射激素，来治疗所谓的“性欲倒错”。激素的注射使他脾气躁怒不安，性格阴沉怪僻。同时他还要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 连出国度假也被跟踪。在歧视和药物的双重摧残下，这位天才的科学家，年仅42岁就愤然离开了人世。 今天几乎每一个活着的人，都享受着图灵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杰出贡献带来的实惠。 然而那些极端耶教徒，以他们那个漏洞百出， 荒淫无耻的《百怖经》为依据，继续对同性恋者无情的歧视嘲笑， 顽固地反对给予同性恋者同等的地位。 从他们的丑恶表演中， 是不难看出耶教之邪恶的。
《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史纪》共有《本纪》十二篇，以历史上的帝王为中心，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依次记叙了他们的言行政迹，和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的重大事件。《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史记》就是通过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
《本纪》是按年代次序编写的帝王简史或系统的编年大事记。本纪排在全书的最前头，历来被视为全书的纲，它保存了许多历代相传的历史资料，对于后人了解历史年代发展顺序有着重要的价值。纵观本纪十二篇，就思想内容来说，处处反映了司马迁的唯物主义史学观和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从客观史实出发总结出历史经验教训，而不以个人好恶评价英雄的成败和朝代的兴衰；这也正是司马迁的伟大之处。
比如司马迁将项羽列入本纪。 充分肯定了项羽在推翻强秦的残暴统治中的丰功伟绩，描写了一个敢作敢为，顶天立地的英雄。为取得胜利， 不惜破釜沉舟， 勇往直前。 同时司马迁也直言批评项羽只靠武力， 不懂计谋， 粗暴蛮横， 最后身死乌江， 尤不自省。 史记也高度赞扬了秦始皇顺时乘势，奋发努力，终于兼并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壮大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叙述了他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以健全和巩固新政权。制定的一系列管理国家的法令、制度、方针、政策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也批评了他骄横残暴，滥用民力，横征暴敛，严刑酷法，特别是批判了秦始皇“拔去古文”对中国文化的摧残。
《史记》是一部十分严肃的历史书。司马迁在写作的过程中博览群书， 而又反复审核，精心比对。对历史文献上前后矛盾的地方， 司马迁宁可删除而不愿迁就。 其实从司马迁弃三皇而取五帝，也多少能知道他那为后人留下真实历史的良苦用心。
在通篇史记中，处处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 几乎没有神鬼的存身之处。 司马迁极其认真地将神话， 传说和历史分别开来。今天我们知道史记中也有少量的错误和矛盾之处。 但这些小小的错误， 是根本不会掩盖《史记》表现出的磅礴气势， 前无古人创举， 和永载史册的光辉。 史记诞生两千多年了，《史记》对历史事件的记载极少被推翻，修正。 相反的，史记中的历史记载不断地被新的资料所证实。从这一点来看司马迁对中国文化贡献至伟， 是无论如何称赞也不嫌过分的。
历史上没有任何人能够给出充足的理由， 来怀疑司马迁对待历史的严肃，诚实，严谨， 认真。他那把为后人留下真实历史作为人生最高目标的伟大人格， 其实也是我国许多古代史官的共同特点。宁肯失去生命， 也绝不歪曲历史。 正是得益于我国古代历史学家，史官的这种伟大人格和牺牲精神， 才会有我们今天对历史的真实了解。
《左传》记载了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国的太史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命棠无咎敛州绰，贾举等之尸，与庄公同葬于北郭，减其礼数，不用兵甲，曰：“恐其逞勇于地下也！” 命太史伯以疟疾书庄公之死，太史伯不从，书于简曰：“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杼见之大怒，杀太史。太史有弟三人，曰仲、叔、季。仲复书如前，杼又杀之。叔亦如之，杼复杀之。季又书，杼执其简谓季曰：“汝三兄皆死，汝独不爱性命乎，若更其语，当免汝。” 季对曰：“据事直书，史氏之职也。失职而生，不如死。昔赵穿弑晋灵公，太史董狐以赵盾位为正卿，不能讨贼，书曰：‘赵盾弑其君夷皋'。盾不为怪，知史职不可废也。某即不书，天下必有书之者，不书不足以盖相国之丑，而徒贻识者之笑，某是以不爱其死，惟相国裁之！"崔杼叹曰：“吾惧社稷之陨，不得已而为此，虽直书，人必谅我"乃掷简还季。季捧简而出，将至史馆，遇南史氏方来，季问其故，南史氏曰：“闻汝兄弟俱死，恐遂没夏五月乙亥之事，吾是以执简而来也！”季以所书简示之，南史氏乃辞去。
我国史官这种“据事直书，史氏之职也。失职而生，不如死”的浩然正气， 是那些惯于歪曲历史， 欺骗后代， 奉承耶荷华的耶教徒们永远无法望其项背的。
伪造历史， 对耶教徒而言， 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当年君士坦丁给予耶教合法地位后。 以拉克坦提乌斯，尤西比乌斯为代表的一帮耶教教士， 传记作者， 对其感恩戴德。尽管君士坦丁因为妒嫉而杀死长子， 溺死妻子，背信弃义，杀死妹夫李锡尼， 尤有甚者害死他自己事业的造就者， 戴克里先皇帝。对君士坦丁的种种恶行， 任何一个还残存一丁点人类良心的人都会觉得不齿。但是耶教徒作者居然可以视而不见，假装忘得一干二净。 这些令人厌恶的歌功颂德者，完全置历史于不顾，对君士坦丁竭尽所能地阿谀奉承， 居然把他描写成一个完美无缺的基督徒， 以致于完全扭曲了君士坦丁的形象。
本来君士坦丁尽管有缺点， 但不失为强有力的统治者。 而尤西比乌斯把他描写成了虔诚的皈依者。甚至胡编乱造什么君士坦丁在同马克森提乌斯的战争中在罗马城外见过“灵幻之相”，他看到天上有一具闪光的十字架，铭刻着“执此标记，征战凯旋”。其实终其一生， 君士坦丁从来也不曾伪装或者宣布自己是基督徒。 他对自己的个人信仰毫不掩饰， 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勉强擦了擦身体， 充作洗礼。
这些人编造了戴克里先迫害基督徒的原因， 竟然是“一次皇帝亲自在场的重要占卜祭仪中， 信仰基督教的朝臣划着十子， 以致驱走妖魔， 搅乱祭祀。 仪式进行多次而毫无结果， 直到首席占卜师猜出并宣布了其中的原因。 戴克里先勃然大怒。 暗自决定要开始配合基督徒。 ”又编出匪夷所思的理由，胡说什么戴克里先胆怯地屈服于伽莱里乌斯…..
耶教徒对君士坦丁令人恶心的吹捧， 和对戴克里先毫无根据地全盘否定，是那种为了个人， 利益集团而歪曲历史的典型案例。他们自以为可以瞒天过海， 殊不知“某即不书，天下必有书之者，不书不足以盖相国之丑，而徒贻识者之笑”，图然暴露了耶教的邪恶，和许多耶教徒的无耻而已。
一个从诞生之日起，其信徒就不断伪造历史， 散布谎言的信仰， 怎么可能是一个教化信徒， 劝人为善的正派宗教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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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对西汉以及之前历史的了解， 主要来自《史记》。 所以谈中国历史， 是无法不谈《史记》的。 《史记》毫无疑问是中国最重要的历史书籍， 它是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创始之作， 记叙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共约3000年的历史。包括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共计130篇，共约52万余字，由西汉司马迁著。
司马迁(前145—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司马迁是颛顼帝时，掌管天文的南正重，掌管地理的北正黎的后代。唐虞之际，重、黎的后代继续掌管天文、地理，直到夏商时期，所以，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周朝时候，程林休甫就是他们的后裔。当周宣王时，重黎氏因失去官守而成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掌管周史。周惠王和周襄王统治时期，司马氏离开周都，到了晋国。后来，晋国中军元帅随会逃奔秦国，司马氏也迁居少梁。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有广博的学问修养，汉武帝即位后，司马谈为太史令， 掌管国家的历史典籍。司马迁随父到长安后，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
司马迁在二十岁那一年开始了漫游生活。这就是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规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乙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归后“仕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以后又因侍从武帝游历了更多的地方。这些实践活动丰富了司马迁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扩大了司马迁的胸襟和眼界，对他后来著作《史记》有极其重要的帮助。
公元前110年前后，九州各地陆续出土了几只大鼎。 一些文人史官考证后， 硬说是当年大禹铸造的九鼎。 这一下不得了了， 这九鼎乃是国家社稽的象征， “问鼎中原”， “一言九鼎”的词义都是据此演译出来的。这九鼎曾失踪数百年，如今重见天日，当然是可喜可贺了。 于是一帮文士儒生，争相歌功颂德，称赞今上英明神武， 人民得享太平盛世，刘家天下千秋万代云云。 一番吹嘘， 勾起了汉武帝东巡封禅泰山的念头。可是封禅这件国家的头等大事，关系到江山社稽，是万万马虎不得的。大家不信， 只要想想如今一个奥运会的开幕式，不过是个颜面的问题， 也搞得兴师动众， 排练数年， 就不难理解了。 封禅如此重要， 可惜仪式步骤的细节却无人知道。 于是就封禅仪式的细节司马谈同一些儒生之间爆发了旷日持久的争论。 汉武帝听到最后实在不耐烦了， 干脆不理不睬， 带着一些大臣， 直接去了泰山。 作为国家最高史官而不能参加如此大典（相对于国家体委主任居然没有奥运开幕式入场券），司马谈羞愤难当，生命危在旦夕。时值司马迁从西南回来，他就把自己著述历史的理想和愿望遗留给了司马迁。 三年后， 司马迁继任为太史令，他以极大的热情来对待自己的职务，“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并开始在“金匮石室”即国家藏书处阅读、整理历史资料。这样经过了四、五年的准备，在太初元年(前104)，开始了继承《春秋》的著作事业，即正式写作《史记》，实践他父亲论载天下之文的遗志。这年司马迁是四十二岁。
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的时候，巨大的灾难降临在他的头上。公元前99年， 李陵抗击匈奴，兵败投降，朝廷震惊。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出于一时无奈，必将寻找机会报答汉朝。恰巧武帝问他的看法，司马迁便实话实说， 不料居然引起汉武帝勃然大怒，以为司马迁替李陵游说，并借以打击贰师将军李广利。司马迁就这样获罪，并于天汉三年受“腐刑”。
在如此巨大的耻辱面前， 司马迁想到了死，但又想到著述还没有完成，不应轻于一死。他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乙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等先圣先贤的遭遇中看到自己的出路，于是“就极刑而无愠色”，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愿。
为了完成《史记》的著述，司马迁所忍受的巨大的屈辱和耻笑，绝非常人所能想象。但他有一条非常坚定的信念，死要死得有价值，要“重于泰山”，不完成《史记》的写作，绝不能轻易死去。这样的信念支持他在“肠一日而九回”的痛苦挣扎中顽强地活了下来，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完成了他的大业。今天我们读着这部不朽的巨著，遥想司马迁当年写作时的艰辛与坚毅，怎能不对他肃然起敬呢！
如果你无法理解司马迁当年所蒙受的巨大的屈辱和受到世人的耻笑。 想想现代同性恋者的遭遇， 也许会有所帮助。 当年天才的科学家， 人工智能之父图灵先生， 因为被发现是同性恋者， 被迫离开自己的工作， 接受注射激素，来治疗所谓的“性欲倒错”。激素的注射使他脾气躁怒不安，性格阴沉怪僻。同时他还要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 连出国度假也被跟踪。在歧视和药物的双重摧残下，这位天才的科学家，年仅42岁就愤然离开了人世。 今天几乎每一个活着的人，都享受着图灵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杰出贡献带来的实惠。 然而那些极端耶教徒，以他们那个漏洞百出， 荒淫无耻的《百怖经》为依据，继续对同性恋者无情的歧视嘲笑， 顽固地反对给予同性恋者同等的地位。 从他们的丑恶表演中， 是不难看出耶教之邪恶的。
《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史纪》共有《本纪》十二篇，以历史上的帝王为中心，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依次记叙了他们的言行政迹，和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的重大事件。《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史记》就是通过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
《本纪》是按年代次序编写的帝王简史或系统的编年大事记。本纪排在全书的最前头，历来被视为全书的纲，它保存了许多历代相传的历史资料，对于后人了解历史年代发展顺序有着重要的价值。纵观本纪十二篇，就思想内容来说，处处反映了司马迁的唯物主义史学观和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从客观史实出发总结出历史经验教训，而不以个人好恶评价英雄的成败和朝代的兴衰；这也正是司马迁的伟大之处。
比如司马迁将项羽列入本纪。 充分肯定了项羽在推翻强秦的残暴统治中的丰功伟绩，描写了一个敢作敢为，顶天立地的英雄。为取得胜利， 不惜破釜沉舟， 勇往直前。 同时司马迁也直言批评项羽只靠武力， 不懂计谋， 粗暴蛮横， 最后身死乌江， 尤不自省。 史记也高度赞扬了秦始皇顺时乘势，奋发努力，终于兼并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壮大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叙述了他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以健全和巩固新政权。制定的一系列管理国家的法令、制度、方针、政策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也批评了他骄横残暴，滥用民力，横征暴敛，严刑酷法，特别是批判了秦始皇“拔去古文”对中国文化的摧残。
《史记》是一部十分严肃的历史书。司马迁在写作的过程中博览群书， 而又反复审核，精心比对。对历史文献上前后矛盾的地方， 司马迁宁可删除而不愿迁就。 其实从司马迁弃三皇而取五帝，也多少能知道他那为后人留下真实历史的良苦用心。
在通篇史记中，处处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 几乎没有神鬼的存身之处。 司马迁极其认真地将神话， 传说和历史分别开来。今天我们知道史记中也有少量的错误和矛盾之处。 但这些小小的错误， 是根本不会掩盖《史记》表现出的磅礴气势， 前无古人创举， 和永载史册的光辉。 史记诞生两千多年了，《史记》对历史事件的记载极少被推翻，修正。 相反的，史记中的历史记载不断地被新的资料所证实。从这一点来看司马迁对中国文化贡献至伟， 是无论如何称赞也不嫌过分的。
历史上没有任何人能够给出充足的理由， 来怀疑司马迁对待历史的严肃，诚实，严谨， 认真。他那把为后人留下真实历史作为人生最高目标的伟大人格， 其实也是我国许多古代史官的共同特点。宁肯失去生命， 也绝不歪曲历史。 正是得益于我国古代历史学家，史官的这种伟大人格和牺牲精神， 才会有我们今天对历史的真实了解。
《左传》记载了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国的太史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命棠无咎敛州绰，贾举等之尸，与庄公同葬于北郭，减其礼数，不用兵甲，曰：“恐其逞勇于地下也！” 命太史伯以疟疾书庄公之死，太史伯不从，书于简曰：“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杼见之大怒，杀太史。太史有弟三人，曰仲、叔、季。仲复书如前，杼又杀之。叔亦如之，杼复杀之。季又书，杼执其简谓季曰：“汝三兄皆死，汝独不爱性命乎，若更其语，当免汝。” 季对曰：“据事直书，史氏之职也。失职而生，不如死。昔赵穿弑晋灵公，太史董狐以赵盾位为正卿，不能讨贼，书曰：‘赵盾弑其君夷皋'。盾不为怪，知史职不可废也。某即不书，天下必有书之者，不书不足以盖相国之丑，而徒贻识者之笑，某是以不爱其死，惟相国裁之！"崔杼叹曰：“吾惧社稷之陨，不得已而为此，虽直书，人必谅我"乃掷简还季。季捧简而出，将至史馆，遇南史氏方来，季问其故，南史氏曰：“闻汝兄弟俱死，恐遂没夏五月乙亥之事，吾是以执简而来也！”季以所书简示之，南史氏乃辞去。
我国史官这种“据事直书，史氏之职也。失职而生，不如死”的浩然正气， 是那些惯于歪曲历史， 欺骗后代， 奉承耶荷华的耶教徒们永远无法望其项背的。
伪造历史， 对耶教徒而言， 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当年君士坦丁给予耶教合法地位后。 以拉克坦提乌斯，尤西比乌斯为代表的一帮耶教教士， 传记作者， 对其感恩戴德。尽管君士坦丁因为妒嫉而杀死长子， 溺死妻子，背信弃义，杀死妹夫李锡尼， 尤有甚者害死他自己事业的造就者， 戴克里先皇帝。对君士坦丁的种种恶行， 任何一个还残存一丁点人类良心的人都会觉得不齿。但是耶教徒作者居然可以视而不见，假装忘得一干二净。 这些令人厌恶的歌功颂德者，完全置历史于不顾，对君士坦丁竭尽所能地阿谀奉承， 居然把他描写成一个完美无缺的基督徒， 以致于完全扭曲了君士坦丁的形象。
本来君士坦丁尽管有缺点， 但不失为强有力的统治者。 而尤西比乌斯把他描写成了虔诚的皈依者。甚至胡编乱造什么君士坦丁在同马克森提乌斯的战争中在罗马城外见过“灵幻之相”，他看到天上有一具闪光的十字架，铭刻着“执此标记，征战凯旋”。其实终其一生， 君士坦丁从来也不曾伪装或者宣布自己是基督徒。 他对自己的个人信仰毫不掩饰， 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勉强擦了擦身体， 充作洗礼。
这些人编造了戴克里先迫害基督徒的原因， 竟然是“一次皇帝亲自在场的重要占卜祭仪中， 信仰基督教的朝臣划着十子， 以致驱走妖魔， 搅乱祭祀。 仪式进行多次而毫无结果， 直到首席占卜师猜出并宣布了其中的原因。 戴克里先勃然大怒。 暗自决定要开始配合基督徒。 ”又编出匪夷所思的理由，胡说什么戴克里先胆怯地屈服于伽莱里乌斯…..
耶教徒对君士坦丁令人恶心的吹捧， 和对戴克里先毫无根据地全盘否定，是那种为了个人， 利益集团而歪曲历史的典型案例。他们自以为可以瞒天过海， 殊不知“某即不书，天下必有书之者，不书不足以盖相国之丑，而徒贻识者之笑”，图然暴露了耶教的邪恶，和许多耶教徒的无耻而已。
一个从诞生之日起，其信徒就不断伪造历史， 散布谎言的信仰， 怎么可能是一个教化信徒， 劝人为善的正派宗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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