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2) 《古史辨》
1917年， 师从美国著名学者杜威教授的胡适学成归国， 受聘担任北大教授， 主讲中国哲学史。他对中国远古时期， 神话传说和史实杂糅的记载， 持怀疑与否定的态度。 他自编讲义， 摒弃了中国远古的三皇五帝， 而直接从老子， 孔子讲起。
胡适提出“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 而风靡一时。当时在北大求学的顾颉刚对胡适十分佩服，两人情投意合，遂成莫逆。 在胡适的影响和指导下， 顾颉刚开始了整理上古史书资料的工作。他把《诗》， 《书》， 《论语》等书中所载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 并加以比较。顾颉刚于1923年5月在《努力周报》增刊《读书杂志》上， 以一封书信的形式发表了他的主要研究成果，《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这篇大胆立论、引经据典、洋洋洒洒的近5000字的论学书简发表以后，引起史学界众多学者就相关问题持久的考辨论议。
顾颉刚通过考证认为西周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代时，又从苗族神话中引进盘古，作为开天辟地的祖先。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 神话传说发生的年代， 其先后次序和古书中所讲的排列系统恰恰相反――这就是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史学界影响颇大的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他认为从战国到西汉，由于尊古贱今、托古自重的心理，伪上古史不断地被一步步创造出来。因此，形成历史学上“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徵，知道的古史越多”的现象。这种伪造的上古史“譬如积薪，后来居上”。 不难看出，顾颉刚的这个“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理论，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远古史的可靠性。
对顾颉刚等人的观点， 当然就有刘掞藜、胡堇人、柳诒徵、张荫麟等学者反对。 反对者认为， 古代史虽然庞杂，但是尧舜之后的史料， 还是比较一致而且比较接近事实。 而顾颉刚甚至根据《说文》， 把禹解释为一条虫， 不是人类， 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 后来演变成了夏的祖先。 虽然他很快就宣布放弃了这种观点， 但是其在社会上还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给了反对者嘲讽的口实。与顾颉刚水火不容的鲁迅也曾数次在其小说中就此对顾颉刚讽刺挖苦。
从1926年起，顾颉刚把有关古史的论战双方的文章和信件汇编成策， 出版了《古史辨》。 该书一经问世， 风靡学界， 至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7册。顾颉刚提出打破四个旧观念，客观认识上古史。为了建立和构造正确的中国上古史，必须纠正自古以来陈陈相因的古史观念，“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1924年，胡适发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为古史辨讨论作了方法论上的总结和补充。（1）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3）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4）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
按以胡适，顾颉刚， 钱玄同等人为核心的古史辩派对中国历史的考辨，三皇五帝， 夏商周都不再是可信的历史， 而只是一种神话传说。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 一下子被砍去了一半。 许多人对我国的古书， 古史失去了信心。他们这把刀， 是不是太快了？
多数人会本能地认为这个《古史辨》派走得太远了，我国西周文化高度发达，西周社会制度成熟， 周礼包括一整套复杂的仪式和程序， 以致于数百年后， 孔老先生还是念念不忘克己复礼；西周的青铜器制作工艺，已经也是十分成熟，制造了许多精美绝伦的器物；文字已经成熟。 这种高度发达的文化是不会一蹴而就的，石器时代的人， 是不可能直接孕育出老子， 孔子，屈原这样世界文化史上流芳百世的文化名人的。 除非， 除非， 中国文化不是本土上孕育生长， 而是外来的？ 若果然如此， 耶教徒大概要笑歪嘴了。
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古史辩》派的许多观点是不准确或者说是错误的。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可能同他们整理文献不够完备，遗漏与观点不同的证据，依据观点而寻找证据等等因素有关。也源于他们对古人托名出书， 死后出书的方式， 过于苛求而连带否定文献内容本身。
众所周知， 西方的考古学在19世纪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埃及学， 亚述学纷纷建立， 古巴比伦被遗忘的历史重新被激活。考古学的成果彻底粉碎了耶教教会， 《百怖经》对古史的垄断和歪曲。在《大洪水的故事》中介绍的乔治. 史密斯通过解读古代亚述契形泥板文书， 而证明了《百怖经》根本不是什么上帝的语言， 不过是中东一个小部落的历史传说， 夹杂了抄袭古代他国神话而形成的一个大杂烩而已。
但二十世纪初的中国， 田原考古学而没有兴起。《古史辨》派虽然正确地引入了西方史学界疑古， 求实的精神， 却没有同中国的考古学相结合， 结论就难免有失偏颇了。 他们数千年第一次对中国古史记载提出了质疑， 激发了人们对历史的思考和研究的兴趣。 他们受西方的古史研究的启发而提出的许多方法， 也是科学的。
对《古史辨》派十分幸运的是， 中国文化的宽容， 仁慈， 给了他们表现的舞台。 中国没有一个残忍专制， 疯狂压制异己的耶教组织。 所以他们可以大胆地提出各种观点而不必担心被火刑烧烤。 相反地，《古史辨》派一度声势浩大，几成学述界主流， 当然， 这也可能受益于五四运动之后，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 反思的整体文化氛围。
我们对待疑古派正确方法， 应该同一个优秀的检察官对待一个律师的诘难那样。律师会对检察官提出种种责难，最终在客观上会帮助检察官提高水平。 认真聆听他们的意见，然后拿出无懈可击的证据。
哪么，中国远古史的证据又在哪里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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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 师从美国著名学者杜威教授的胡适学成归国， 受聘担任北大教授， 主讲中国哲学史。他对中国远古时期， 神话传说和史实杂糅的记载， 持怀疑与否定的态度。 他自编讲义， 摒弃了中国远古的三皇五帝， 而直接从老子， 孔子讲起。
胡适提出“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 而风靡一时。当时在北大求学的顾颉刚对胡适十分佩服，两人情投意合，遂成莫逆。 在胡适的影响和指导下， 顾颉刚开始了整理上古史书资料的工作。他把《诗》， 《书》， 《论语》等书中所载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 并加以比较。顾颉刚于1923年5月在《努力周报》增刊《读书杂志》上， 以一封书信的形式发表了他的主要研究成果，《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这篇大胆立论、引经据典、洋洋洒洒的近5000字的论学书简发表以后，引起史学界众多学者就相关问题持久的考辨论议。
顾颉刚通过考证认为西周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代时，又从苗族神话中引进盘古，作为开天辟地的祖先。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 神话传说发生的年代， 其先后次序和古书中所讲的排列系统恰恰相反――这就是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史学界影响颇大的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他认为从战国到西汉，由于尊古贱今、托古自重的心理，伪上古史不断地被一步步创造出来。因此，形成历史学上“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徵，知道的古史越多”的现象。这种伪造的上古史“譬如积薪，后来居上”。 不难看出，顾颉刚的这个“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理论，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远古史的可靠性。
对顾颉刚等人的观点， 当然就有刘掞藜、胡堇人、柳诒徵、张荫麟等学者反对。 反对者认为， 古代史虽然庞杂，但是尧舜之后的史料， 还是比较一致而且比较接近事实。 而顾颉刚甚至根据《说文》， 把禹解释为一条虫， 不是人类， 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 后来演变成了夏的祖先。 虽然他很快就宣布放弃了这种观点， 但是其在社会上还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给了反对者嘲讽的口实。与顾颉刚水火不容的鲁迅也曾数次在其小说中就此对顾颉刚讽刺挖苦。
从1926年起，顾颉刚把有关古史的论战双方的文章和信件汇编成策， 出版了《古史辨》。 该书一经问世， 风靡学界， 至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7册。顾颉刚提出打破四个旧观念，客观认识上古史。为了建立和构造正确的中国上古史，必须纠正自古以来陈陈相因的古史观念，“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1924年，胡适发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为古史辨讨论作了方法论上的总结和补充。（1）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3）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4）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
按以胡适，顾颉刚， 钱玄同等人为核心的古史辩派对中国历史的考辨，三皇五帝， 夏商周都不再是可信的历史， 而只是一种神话传说。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 一下子被砍去了一半。 许多人对我国的古书， 古史失去了信心。他们这把刀， 是不是太快了？
多数人会本能地认为这个《古史辨》派走得太远了，我国西周文化高度发达，西周社会制度成熟， 周礼包括一整套复杂的仪式和程序， 以致于数百年后， 孔老先生还是念念不忘克己复礼；西周的青铜器制作工艺，已经也是十分成熟，制造了许多精美绝伦的器物；文字已经成熟。 这种高度发达的文化是不会一蹴而就的，石器时代的人， 是不可能直接孕育出老子， 孔子，屈原这样世界文化史上流芳百世的文化名人的。 除非， 除非， 中国文化不是本土上孕育生长， 而是外来的？ 若果然如此， 耶教徒大概要笑歪嘴了。
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古史辩》派的许多观点是不准确或者说是错误的。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可能同他们整理文献不够完备，遗漏与观点不同的证据，依据观点而寻找证据等等因素有关。也源于他们对古人托名出书， 死后出书的方式， 过于苛求而连带否定文献内容本身。
众所周知， 西方的考古学在19世纪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埃及学， 亚述学纷纷建立， 古巴比伦被遗忘的历史重新被激活。考古学的成果彻底粉碎了耶教教会， 《百怖经》对古史的垄断和歪曲。在《大洪水的故事》中介绍的乔治. 史密斯通过解读古代亚述契形泥板文书， 而证明了《百怖经》根本不是什么上帝的语言， 不过是中东一个小部落的历史传说， 夹杂了抄袭古代他国神话而形成的一个大杂烩而已。
但二十世纪初的中国， 田原考古学而没有兴起。《古史辨》派虽然正确地引入了西方史学界疑古， 求实的精神， 却没有同中国的考古学相结合， 结论就难免有失偏颇了。 他们数千年第一次对中国古史记载提出了质疑， 激发了人们对历史的思考和研究的兴趣。 他们受西方的古史研究的启发而提出的许多方法， 也是科学的。
对《古史辨》派十分幸运的是， 中国文化的宽容， 仁慈， 给了他们表现的舞台。 中国没有一个残忍专制， 疯狂压制异己的耶教组织。 所以他们可以大胆地提出各种观点而不必担心被火刑烧烤。 相反地，《古史辨》派一度声势浩大，几成学述界主流， 当然， 这也可能受益于五四运动之后，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 反思的整体文化氛围。
我们对待疑古派正确方法， 应该同一个优秀的检察官对待一个律师的诘难那样。律师会对检察官提出种种责难，最终在客观上会帮助检察官提高水平。 认真聆听他们的意见，然后拿出无懈可击的证据。
哪么，中国远古史的证据又在哪里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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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月上柳梢头
2008-07-20 12:4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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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话
好文章，不过，估计是个大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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