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前，上海女人似乎都会织毛线，当时也算得上家庭主妇的一项本领。那个年代物资贫乏，做妈妈的不仅要操持家务活，通常还要负责打全家的毛衣，所以女人忙着在织毛线就变得天经地义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母亲们有时还会把穿不下的毛衣拆了，洗了，加上新线或拼上其它色的再织出件新毛衣来，这样一来同样的羊毛线用来用去好几次，很符合现在的环保意识。然而，许多上海女人不甘心光打简单的针法，她们心灵手巧，一直创新，翻花样，还要织出个性和时髦来。在当时色彩单调的芸芸众生里，一些别致的毛线花式，多少也满足一下人们对美的追求和向往。
后来社会进步了，生活也富裕了，上海女人的乐趣也转了方向，现代的妈妈是要管好孩子的功课和督促弹钢琴，不需要织毛线了，于是母亲们在灯下为全家织毛衣的情景已变成亲切的回忆。我常常想起自己的母亲当年在灯下飞针走线织毛线的姿势和形态，她喜爱羊毛线，喜爱新花样，喜爱为女儿翻款式，很上海女人。而我和妹妹却沾不上丁点边，只有在她毛衣开工时我们才能找到效力的机会，为她绷紧两尺来宽的大股羊毛线，然后母亲找出一个端头来飞快地绕成一团团的毛线球，接下来姐俩只有观摩学习的份。用不了多久，女儿们便喜孜孜穿上新毛衣，也就不去想如何织毛衣了。
不过也有一次，母亲为了全家的“宝贝毛衣”落得灰头土脸。那是文化大革命抄家的时候，一大队工人造反派押着父亲到家来翻箱倒柜扫四旧，翻出一件件母亲织的毛衣扔得一地说：“大家看看，他们家才四口人，怎么要这么多毛衣？”当年母亲年轻气盛不会忍马上回了一句说：“中央国务院没有规定一个家庭应该有几件毛衣。” 当时把说这话的人噎在那里， 但母亲也为之付出代价戴上“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帽子，他们临走前把一张大字报贴在大门上，一队人还对着她举举拳头吼了几声“打倒资产阶级走狗！”那是个疯狂的岁月！一切都会变的可笑和不可理喻。全家一直把那件事当成笑话讲，母亲还是照样织毛线，寻找新花式，织毛线变成了她的爱好和专利了，垄断得两个女儿不曾有机会练习，我印象中只记得为自己打过一条白色的长兔毛围脖，冬天围在呢格子的大衣外走在南京路上很得意，大有上海女人的洋气和锋头。
来到美国已有二十几年了，织毛线在心目中已成了一项古老的手艺活，现代人哪有空折腾这玩意儿？偶尔在车上或在船上见到个把洋妞在织毛线会勾起我对母亲的思念，但她们的奇怪手势和马拉松的速度又让人佩服起以前上海女人的伶俐来。然而这片刻间的回忆常常如同被风吹起的叶子从脑海的这一处又落到了另一处……
谁知生活如同毛线头会引出意外的故事来，入秋后我开始接受了化疗，体验这些全新的痛苦经历。尽管思想上再有准备还是要一步一步去对付每次疗程带来的突发反应；尽管平日加强锻炼身体，但药物还是一口一口吞噬着全身的体力。此时一位好友送来一大袋毛线希望能帮助我在养病中找些乐趣。毛线让我想起了上海和上海女人来，织毛线似乎更有主动性，我擦擦掌，决定试一试。可惜的是母亲已把毛线手艺带去了天堂，只留下织针，我掂了掂自己的能耐，充其量也就织围脖了，于是拿起针起个头为喜爱的孩子们打围巾吧。
我开始游针走线，用简单的针法在排列组合中寻找空间，我也开始面临挑战，接受化疗带来的反应和虚弱，逐渐调整和适应。听听音乐织织毛线似乎有些以前上海女人的味道，一针一线和一分一秒交替着，这“围脖工程”伴着化疗疗程倒也织出一番色彩互補的心情来。我也带着织物上医院做化疗，有次在候诊大厅里遇上了一对带着头巾的巴基斯坦母女，她们见我在织毛线高兴地走过来攀谈起来。于是我们从织毛线的针法到家乡近况，从不同的文化国度到同一种病症，聊得好像老友重逢。临走前，那位母亲指着织物悄悄对我说：“织毛线是种语言，是世界上女人的语言。”果然毛线语言让我认识了来自俄罗斯的大娘和长在意大利的护士，以及一位漂亮的舞者。毛线能织出一堆病友来，织出一种交流和欣赏可是我从没有料到的，好似这治疗室外还有种前奏治疗，毛线语言的基本针法和花色变成了沟通和舒解的心情治疗。
现在我已会去手工商店挑选不同颜色的毛线，满怀兴致地想去完成“围脖工程”；孩子们都不缺我的围巾，而我却深深感谢他们，感谢他们接受一种尝试和对尝试的肯定。他们的可爱，向上和生机勃勃如同一缕阳光常常照着病中的我，而病中的我织着五彩毛线，织走了化疗带来的晕厥，呕吐和脱水，织进了希望和信心，织着织着我织完了整个疗程，带着亲人和朋友们的支持和鼓励，渐渐地从体力的低谷走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