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零，政府抗疫——瞎子与牵线木偶

二零二零——站在拐点上的我们

2.2 政府抗疫——瞎子与牵线木偶

     前一节，我曾提到在COVID-19这样残酷的疫情面前，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所以，这样时期，你所在的区域、地区、国家的行政力量便是至关重要的了。我们评价抗疫，实际上是在描述政府行为。

在抗疫的前期阶段，在没有疫苗和特效药的情况下，世界各国政府的抗疫办法都差不多，无非是围剿堵截，或者说是“蒙着眼睛堵象”。然而，虽然全世界都在沿着相似的思路“摸着石头过河”，其控制方法天渊之别，结果也是大相径庭。中国和美国大概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中国是COVID-19最开始流行的国家，人口密度大，平均医疗水平并不高。但是客观地说，在武汉大流行之后，政府的控制还是有效的。——最高领导层一声令下，十四亿人唯马首是瞻，封城，封路，封门，小脚侦缉队、朝阳群众齐齐上阵，每个人的行踪被手机锁死，每个人的行为一目了然。这个路数真不是想抄就抄得来的。

美国，妥妥的世界第一强国，在对付COVID-19 pandemic的问题上，除了围剿堵截，也没有太多的新玩意。由于体制不同，文化不同，观念不同，中国的办法不可能用在美国。偏偏又恰好赶上大选年，抗疫悲催地成了政客手中的工具，用来攻击、牵制对方，其结果当然不可能理想。

其实，我没有什么资格评论中国或美国。对于疫情，最真实的经历和感受只能来自不同政体下每个个体。就我来说，来自我所居住的加拿大，安大略省，来自我住的那个小城和我的生活工作环境。

在我看来，加拿大2020年的抗疫分两个阶段，年初延至夏末的第一波，我称为"前疫情阶段"。而波涛汹涌的第二波，我称为“后疫情阶段”。前一段的政府抗疫大致是“瞎子摸象”，而在后一段，摸象还在继续，受掣肘的因素却更多，政府成了“牵线木偶”。

在第一波疫情中，加拿大联邦政府和安省政府的作为还是有可圈可点的地方。加拿大与美国一衣带水，其横跨东西大洋的南部全部与美国接壤，人们不需要万里投毒，只需多跨越一步，就会使两国疫情更加泛滥。但是那个阶段，虽然疫情来势汹汹，情况却并没有完全失控，究其原因，除了政府的强制措施之外，民众心理和行为也起了很大程度上的作用。

在安省的第一个lockdown 的阶段，政府要求除了essential business 外，所有部门关闭，所有人呆在家里，开始的时间正是学校的March Break 期间。那段时间，我常常伫立在窗前，眼前除了自家和邻居院中早春的枯草外，路上见不到行驶的车辆，见不到人的踪影，就连往日喧嚣的孩子们也都乖乖地被大人藏在家里，小区呈现从未见过的死一般的寂静，仿佛时间都凝固住了。

那个时期，政府的紧急时期法令清晰明确，执法力度到位，大部分民众内心对瘟疫也有恐惧感。所以，在"前疫情阶段"，虽然安省在一些区域也遭受了重创，例如很多老人院老人集体感染，死亡率极高，但总体来说，在政府和民众的双重努力下，疫情没有过分失控，这在西方国家来说已经难得了。

然而，第二波疫情到来时，事情的发展就有些一言难尽了。

就我所居住的安大略省来说，我们不能说福特政府没有努力，事实上，自从9月份第二波到来之际，他和他的政府一直在"折腾": 学校开不开学? 零售店关不关闭? 小生意何去何从? 红橙黄区域怎样划分? ······。多变的抗疫计划一直在推行，但大多数既没有清晰的实施细则，又没有强制的执行手段，总是让人感觉似有似无，犹抱琵琶半遮面。

在去年圣诞节期间出现的那场官场丑闻便是一个例子: 安省财政部长假期违反旅游禁止令，去中美洲度假，还自做聪明地在自家客厅提前录像，圣诞节时在Facebook放出，假装自己在家里祝福圣诞快乐。他的做法被曝光后彻底激怒民众，最后以辞职告终。严格地说，这位“影帝”部长没有违法，因为“旅游禁止令既细则模糊，又没有执法的措施。这样的法令必然劳民伤财，让民众不满，抗疫成本增加，效果却大大打折。

事实也是这样的。安省政府从九月份整整"折腾"到年底，但是每项措施都是出尔反尔，犹犹豫豫，瞻前顾后，其结果是经济并没有好转，企业和个人都怨声载道，而到2020年底，日患病人数却飙升至4000以上。

在后抗疫阶段，为什么政府如此摇摆、徘徊，失去决断能力了呢？究其原因，除了受领导者个人智慧和能力限制之外，政府面临了多方面前所未有的制衡，这个时候的政府就变成了一个“牵线木偶”。

制衡，原本是民主政治的一个法宝——多党派相互监督，相互制约，防止集权引起的个人或某党派的极端行为。而这个体系的基石是健全和取信于民的法律。美国的分裂，很大程度上不是来自制度，而是人们对基石的动摇。所幸，在加拿大，党派之争并没有明显地削弱政府的抗疫行为，但是来自其它方面的制衡却大大困住了政府。

在没有战争、饥荒、瘟疫这样的特殊情况发生时，我们这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是大体健全的。人们工作，纳税，失业有保险，生病有医保，低收入有社会福利，即使是瘾君子或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政府都有相对的措施和制度。但是，一个COVID-19把这些四平八稳的基础打乱了。企业停摆，小生意关门，员工和业主怎么办？学校改网课，先不说怎样保证学习质量，父母是工作还是在家照看孩子？超市收银员，护士等本来就是众多工作的一种，但是与那些stay home却仍然远程工作的人相比，他们拿着微薄的工资，却不得不每天面临着染疾的危险，公平何在？如果再一次lockdown，那些住在老人院的老人，由政府照料的残疾儿童和青年，有心理疾病者，甚至瘾君子流浪汉，他们无法接触家人或社会工作者，会是怎样的悲惨？

这是一个重视人的社会，重视个体的社会，每一个人，每一个利益群体都有自己的发声渠道。在第一波疫情的时候，大家都以为只要我们牺牲一点个人的自由和利益，遵守政府法令，疫情很快会过去的。但是事与愿违，到“后抗疫阶段”，人们就彻底抗疫疲劳，失去耐性，不仅不再忍耐，而且把“前抗疫阶段”的怨气和不平全部发泄出来，摆给政府——这就是我（们）的现实，你的抗疫措施不能以牺牲我的利益作代价。

一直试图左右平衡，一直在作牵线木偶，这就是我对加拿大安省政府在第二波疫情控制中的印象。事实上，在这种特殊阶段，想要作老好人，面面俱到，不牺牲任何人的利益是不可能的，这样只能加大疫情，最终经济没有保住，个体利益依然受损，而所有民众都被置于危险之中。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元旦之后，福特政府痛下决心，全省lockdown，这一做法也遭到很多人反对，但疫情的扩散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得不孤注一掷了。结果立即见效，疫情曲线得以明显见缓。

“政府”、“国家”——这样的字眼一直让我感到大而空，感到生疏和茫然。然而，在2020年这样的特殊时期，我对“政府”却有了一些切身的理解。当我们芸芸众生无力与疫情这个庞然大兽抗争，而只能默默地祈祷的时候，我们所在的区域、地区、国家的行政干预和管理便凸显了其存在的重要性，从一定程度上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疫情控制的好坏，完全依赖于所在国，所在区政策制定者；依仗于执政党的决策力及其领导下的机构的执行力。

疫苗给我们带来了曙光，但仍希望政府和民众不要松懈，继续努力，度过这曙光前的黑暗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