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613)
2007 (556)
2008 (369)
2009 (298)
2011 (232)
2012 (174)
2013 (145)
2014 (89)
2015 (101)
2016 (83)
2017 (53)
2019 (76)
2021 (62)
2022 (116)
2023 (95)
早在三孩政策出台前的2015年7月底,联合国人口署发布《2015年世界人口展望》,就预测至本世纪末,中国人口数将降至6.13亿,即相对于2016年,中国将消失50%以上的人口。
2015年公布的《中国统计年监2016》中对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中国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5,比世界正常人口更替生育率2.1整整低一倍。
本世纪末中国人口跌至6亿已不可逆转
中国人口在2100年跌至6亿,这意味着不到百年时间内,中国人口将减少一半。对于这一判断,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绝不可能。这种反应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人口数量是指数变化的,而人们的直觉往往是线性的。用线性直觉去判断指数变化的趋势,自然会高估短期效应,低估长期效应,而且对长期效应的低估会远胜于对短期效应的高估。
人口变化是一个典型的慢性问题,在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段,几乎看不到变化,但放在几十年乃至百年区间来看则是触目惊心。因此,人口政策最忌只看眼前,而是要从长计议,至少要前后各看百年以上。中国人口已经接近峰值,而在峰值附近的几年,人口的上升和下降都会非常缓慢,这个特性更让人们难以认识到之后是雪崩式崩溃。
如何才能拨开人口总量的迷雾,看到人口未来变化的汹涌暗涛?多名人口学者建议要聚焦于每年出生人口的变化。中国目前每年出生人口不到1700万,在未来10年,中国处于生育旺盛期23~30岁的女性数量将萎缩40%以上,而中国生育率即便按1.5计算也只有更替水平2.2的68%。
“这两个因素叠加意味着在一代人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出生人口会降到700万以下。再放宽一些也就800万。即使到时生育率能够提升到更替水平,出生人口不再下降并且每个人都活80岁,总人口也不过6亿人。”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减少的是年轻人、新出生的人。这意味着,未来人口总量减少的同时,结构并没有优化,老龄化的挑战更加严峻。这一观点得到受访人口学者的一致认同。
据测算,中国20~64岁劳动力与65岁以上老人之比将从2015年的6.5下降到2030年的3.3、2050年的1.7、2100年的1.1,人口结构不断老化,经济活力持续下降,而这些反过来可能进一步抑制生育水平。
人口学者姚美雄判断,中国未来人口将呈现严重少子化叠加快速老龄化、适婚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结构扭曲状态,这将导致劳动力供应减少、消费和创新能力减弱、养老压力加大、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
科学家把跳蚤放在桌上,一拍桌子,跳蚤迅即跳起,高度在其身高100倍以上。然后在跳蚤头上罩一个玻璃罩,再让它跳;这一次跳蚤碰到了玻璃罩。连续多次后,跳蚤改变了起跳高度以适应玻璃罩,每次跳跃总保持在罩顶以下高度。接下来逐渐改变玻璃罩的高度,跳蚤都在碰壁后主动改变自己的高度。最后,玻璃罩接近桌面,这时跳蚤已无法再跳了。科学家于是把玻璃罩打开,再拍桌子,跳蚤仍不会跳,变成“爬蚤”了!
科学家把这种现象叫做“自我设限”,其实从计划生育到放开二胎,形成的就是这种“爬蚤效应”。
即使放开三胎,乃至四胎,也很难激起人们想生孩子的欲望了,因为房价,因为工作岗位供不应求(尤其以后人工智能的普及,如十年前的公交车售票员被滴卡机取代),因为城市与城市间断崖式差距,等等很多原因,爬蚤效应的持久性存在说明中国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制度以及伦理体系出了问题。
国家安全之忧
国防是领土完整的后盾。当前的生育状态对支撑国防的人、财、物影响都极为负面。中国城市长期实行一胎化,农村通常生女孩的家庭才可生二孩,因此执行政策的家庭一般最多一个儿子。中国曾有“独子不当兵”的传统,很多国家也对独子从军有特别规定,但长期的生育限制政策导致独子成中国兵员主体。中国军队70%士兵来自独子家庭,在战斗部队中这一比例高达80%,这将影响中国的战争潜力和外界对中国战争意志的判断。
长期低生育率还会恶化财政收支而挤压国防经费。中国近年国防工业突飞猛进,与发达国家的装备差距逐步缩小。这得益于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研发能力,但人口萎缩将削弱这些基础。维持同等军力,人口减一半,人均分摊增加至少一倍。
目前的生育状况也在改变中国边疆的地缘政治形势。清末民初内地民众“闯关东”,确保了中国人在东北的绝对多数,让东北几经波折却未丢失。但目前东北的生育率远低于周边的朝鲜甚至俄罗斯,也低于韩国和日本。即便全面放开生育,东北的出生人数仍会持续萎缩,就算稳定在现有水平,最终也只能保持当前一半的人口。低生育率下的东北经济相对低迷,大批年轻人南下寻求机会。
虽然主体民族在中国的地位短时间内难以动摇,但局部地区情况复杂。比如,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汉族、维族分别占新疆总人口的40.5%、45.8%,分别占0~4岁人口的21.1%、62.9%。新疆建设兵团是维护新疆稳定的重要力量,其汉族人口自1990年代可生二孩,但生育率却徘徊在1.0左右,使兵团当地汉族每隔一代减少一半,完全有悖于建立兵团的初衷。在华南一些地区,劳动力短缺让非法移民更容易获得工作;他们的涌入和高生育率可能改变一些地方的族群构成。
现代国家不乏因人口的民族构成改变而分裂的例子。科索沃曾是塞尔维亚族的发祥地、文化和政治中心,但不断外迁和远低于阿尔巴尼亚族的生育率(Parant、Penev,2009)使塞族人口比例在近代持续下降,从1948年的23.6%降至1991年的9.9%(科索沃统计办公室),最终让科索沃独立形势不可逆转。前苏联在1991年解体时,俄罗斯族仅占前全境人口51.4%,在除俄罗斯联邦外的所有前加盟共和国中都是少数(Sakwa,1998)。尽管导致分裂的因素不一而足,但长期来看,人口构成的改变无疑是根本性的因素之一。
由于年轻人口急剧萎缩,中国未来可能面临年轻劳动力短缺,经济动力会促使中国成为移民输入国。实际上,一直支持中国计划生育的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就建议中国引入移民。但由于中国民众反对,又不是传统的移民接收国,大量引进外国移民还一直未得实行。
如果真的大规模引入移民,那相当于中国付出巨大的代价不让本民族孩子出生,最后却把土地腾给外来移民。与本国出生的人口相比,外来移民在语言、文化和认同感上都不相同,基础素质上也有显著差距。对于那些因为限制政策未能如愿生育的家庭,这种现实于情于理何堪?然而,道义的说辞无法对抗经济规律和现实需求,当大量人口老无所依,社会普遍缺乏年轻劳动力时,外来移民将纷至沓来,而且很多人来了将不再离开。如何管理外来移民将是中国未来又一个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