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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至6亿!汉族人口未来的超级大崩溃(图)

(2021-07-26 10:28:50) 下一个

早在三孩政策出台前的2015年7月底,联合国人口署发布《2015年世界人口展望》,就预测至本世纪末,中国人口数将降至6.13亿,即相对于2016年,中国将消失50%以上的人口。

人口减少

2015年公布的《中国统计年监2016》中对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中国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5,比世界正常人口更替生育率2.1整整低一倍。

本世纪末中国人口跌至6亿已不可逆转

中国人口在2100年跌至6亿,这意味着不到百年时间内,中国人口将减少一半。对于这一判断,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绝不可能。这种反应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人口数量是指数变化的,而人们的直觉往往是线性的。用线性直觉去判断指数变化的趋势,自然会高估短期效应,低估长期效应,而且对长期效应的低估会远胜于对短期效应的高估。

人口变化是一个典型的慢性问题,在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段,几乎看不到变化,但放在几十年乃至百年区间来看则是触目惊心。因此,人口政策最忌只看眼前,而是要从长计议,至少要前后各看百年以上。中国人口已经接近峰值,而在峰值附近的几年,人口的上升和下降都会非常缓慢,这个特性更让人们难以认识到之后是雪崩式崩溃

如何才能拨开人口总量的迷雾,看到人口未来变化的汹涌暗涛?多名人口学者建议要聚焦于每年出生人口的变化。中国目前每年出生人口不到1700万,在未来10年,中国处于生育旺盛期23~30岁的女性数量将萎缩40%以上,而中国生育率即便按1.5计算也只有更替水平2.2的68%。

“这两个因素叠加意味着在一代人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出生人口会降到700万以下。再放宽一些也就800万。即使到时生育率能够提升到更替水平,出生人口不再下降并且每个人都活80岁,总人口也不过6亿人。”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减少的是年轻人、新出生的人。这意味着,未来人口总量减少的同时,结构并没有优化,老龄化的挑战更加严峻。这一观点得到受访人口学者的一致认同。

据测算,中国20~64岁劳动力与65岁以上老人之比将从2015年的6.5下降到2030年的3.3、2050年的1.7、2100年的1.1,人口结构不断老化,经济活力持续下降,而这些反过来可能进一步抑制生育水平。

人口学者姚美雄判断,中国未来人口将呈现严重少子化叠加快速老龄化、适婚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结构扭曲状态,这将导致劳动力供应减少、消费和创新能力减弱、养老压力加大、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

科学家把跳蚤放在桌上,一拍桌子,跳蚤迅即跳起,高度在其身高100倍以上。然后在跳蚤头上罩一个玻璃罩,再让它跳;这一次跳蚤碰到了玻璃罩。连续多次后,跳蚤改变了起跳高度以适应玻璃罩,每次跳跃总保持在罩顶以下高度。接下来逐渐改变玻璃罩的高度,跳蚤都在碰壁后主动改变自己的高度。最后,玻璃罩接近桌面,这时跳蚤已无法再跳了。科学家于是把玻璃罩打开,再拍桌子,跳蚤仍不会跳,变成“爬蚤”了!

科学家把这种现象叫做“自我设限”,其实从计划生育到放开二胎,形成的就是这种“爬蚤效应”。

即使放开三胎,乃至四胎,也很难激起人们想生孩子的欲望了,因为房价,因为工作岗位供不应求(尤其以后人工智能的普及,如十年前的公交车售票员被滴卡机取代),因为城市与城市间断崖式差距,等等很多原因,爬蚤效应的持久性存在说明中国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制度以及伦理体系出了问题。

国家安全之忧

国防是领土完整的后盾。当前的生育状态对支撑国防的人、财、物影响都极为负面。中国城市长期实行一胎化,农村通常生女孩的家庭才可生二孩,因此执行政策的家庭一般最多一个儿子。中国曾有“独子不当兵”的传统,很多国家也对独子从军有特别规定,但长期的生育限制政策导致独子成中国兵员主体。中国军队70%士兵来自独子家庭,在战斗部队中这一比例高达80%,这将影响中国的战争潜力和外界对中国战争意志的判断。

长期低生育率还会恶化财政收支而挤压国防经费。中国近年国防工业突飞猛进,与发达国家的装备差距逐步缩小。这得益于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研发能力,但人口萎缩将削弱这些基础。维持同等军力,人口减一半,人均分摊增加至少一倍。

目前的生育状况也在改变中国边疆的地缘政治形势。清末民初内地民众“闯关东”,确保了中国人在东北的绝对多数,让东北几经波折却未丢失。但目前东北的生育率远低于周边的朝鲜甚至俄罗斯,也低于韩国和日本。即便全面放开生育,东北的出生人数仍会持续萎缩,就算稳定在现有水平,最终也只能保持当前一半的人口。低生育率下的东北经济相对低迷,大批年轻人南下寻求机会。

虽然主体民族在中国的地位短时间内难以动摇,但局部地区情况复杂。比如,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汉族、维族分别占新疆总人口的40.5%、45.8%,分别占0~4岁人口的21.1%、62.9%。新疆建设兵团是维护新疆稳定的重要力量,其汉族人口自1990年代可生二孩,但生育率却徘徊在1.0左右,使兵团当地汉族每隔一代减少一半,完全有悖于建立兵团的初衷。在华南一些地区,劳动力短缺让非法移民更容易获得工作;他们的涌入和高生育率可能改变一些地方的族群构成。

现代国家不乏因人口的民族构成改变而分裂的例子。科索沃曾是塞尔维亚族的发祥地、文化和政治中心,但不断外迁和远低于阿尔巴尼亚族的生育率(Parant、Penev,2009)使塞族人口比例在近代持续下降,从1948年的23.6%降至1991年的9.9%(科索沃统计办公室),最终让科索沃独立形势不可逆转。前苏联在1991年解体时,俄罗斯族仅占前全境人口51.4%,在除俄罗斯联邦外的所有前加盟共和国中都是少数(Sakwa,1998)。尽管导致分裂的因素不一而足,但长期来看,人口构成的改变无疑是根本性的因素之一。

由于年轻人口急剧萎缩,中国未来可能面临年轻劳动力短缺,经济动力会促使中国成为移民输入国。实际上,一直支持中国计划生育的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就建议中国引入移民。但由于中国民众反对,又不是传统的移民接收国,大量引进外国移民还一直未得实行。

如果真的大规模引入移民,那相当于中国付出巨大的代价不让本民族孩子出生,最后却把土地腾给外来移民。与本国出生的人口相比,外来移民在语言、文化和认同感上都不相同,基础素质上也有显著差距。对于那些因为限制政策未能如愿生育的家庭,这种现实于情于理何堪?然而,道义的说辞无法对抗经济规律和现实需求,当大量人口老无所依,社会普遍缺乏年轻劳动力时,外来移民将纷至沓来,而且很多人来了将不再离开。如何管理外来移民将是中国未来又一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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