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软实力”是什么？

最近有两件值得注意的事件导致公众、学者以及观察家重新聚焦“软实力”（soft power）这一流行话题。
第一件事是由新加坡华文新闻业基金和“通商中国”呈献，也是《新加坡联合早报》庆祝创刊85周年的活动之一的“名人演说系列2008”。在这个系列演讲中，《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以“全球华人社会的软实力”为题发表的演说格外引人注目，其论述中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力的非常澎湃，全球化、网络化的世界给中华民族发展软实力带来前所未有的契机。互联网信息的流通和大量出版资源的投入，让中华民族第一次有很好的机会去探索中国经典，去追寻全世界最新的知识，去创造一个让人动容的软实力。
就在邱立本演说之后，《新加坡联合早报》随即就刊登了一些专家学者就“软实力”这个流行话题进行分析与论述的文章，诸如赵中波的《新加坡对“全球华人社会软实力”的贡献》、张港的《被误读的“软实力”》、李叶明的《要够“软”，才有实力》、严孟达的《软实力的硬道理》以及沈泽玮的《球是圆的，世界是平的》等文。第二件事是最近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发表了题为《亚洲软实力，2008》的报告。在这篇报告里，所谓“软实力”指的是教育、文化、外交和政治等非军事领域的实力，而根据报告显示，与美国比较，中国的“软实力”在亚洲还差一大截。不仅如此，中国在软实力某些方面的表现还不如邻国日本与韩国，这不得不让观察家大跌眼镜。按照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研究部执行主任惠特尼（Christopher Whitney）对路透社的说法——中国在一系列领域都全面落后。以上两件大事糅合在一起，使得一度清静的“软实力”话题再度熙熙攘攘……
纵观众多分析文章，严孟达《软实力的硬道理》给人印象深刻，其在文中有这么一句值得我们细细品位，他说：“软实力本身并不是一种国际竞赛，这个世界容得下更多软实力的相互作用”，虽然作者并没有深入阐述到底“软实力”如何相互作用，也没有具体阐述“相互作用”这个具体的概念，但这句话却体现了观察家看待“软实力”的另外一种逻辑，一种长久以来不被人注意的逻辑。
在我看来，这种逻辑摆脱了单纯从自身狭隘的立场出发而从他者的角度入手看待“软实力”的作用方式，这种新的认知逻辑将有助于扭转观察家对软实力的粗浅认知，也正是在这个维度上，“相互作用”对一个国家饯行“软实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以往观察家在分析“软实力”时，大部分是沿用“硬实力”那套单向分析逻辑——无论是战场上的兵戎相见还是场下的折冲樽俎，皆是从自身的立场出发考虑问题。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单向思维模式在波诡云谲的国际政治世界里明显具有合理性，其也成为了现实主义甚至制度自由主义分析模式的基点。从某种程度来说，由于“软实力”归根到底也是“实力”的一个分支，因此观察家套用硬实力的分析模式无可厚非，至少可以理解。也正是在这种逻辑的作用下，观察家与分析家关心的恰恰是“这个国家本身具有多少软实力”或者说“这个国家能够释放出多少软实力”这类问题。因此，尽管观察家明白对“软实力”的各个无形要素进行量化统计进而实行对比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缺陷但却依旧不依不饶而为之，无论是“软实力”概念的首创者约瑟夫?奈还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报告都热衷于此——通过对比，谁是老虎，谁是猴子也就一清二楚——软实力也同硬实力一样需要谁高谁低的排位赛。
然而在我看来，这两者（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明显存在着不同的分析逻辑。在面对软实力这个话题上，我们需要问的不是“这个国家具有多少软实力”或者“这个国家能够释放出多少软实力”，而恰恰是“这个国家能够吸收多少软实力”。通俗一点讲，就是你有多大的能耐做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从这个逻辑看待“软实力”，我们或许可以突破以往那种看待“软实力”的常规单向方式进而开辟出一条新的认知之路。实际上，探究世界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隐约看到，决定一个国家乃至地区后续发展能力与潜能的关键不是单纯依靠这个国家当前拥有的软资源，而恰恰在于这个国家能有多大的能耐吸收来自外界的软资源并积极为我所用。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所言：“在古代文明时期（公元前3500－公元前1000年），中东在农业、冶金术、文字和都市生活方面进行了基本改革，起了发达的文明中心的作用。但是，这一高度发展的中心在从古代文明到古典文明的转变中落后了，正是中国、印度和欧洲这些比较落后的边缘地区，在古典时期有创造力的革新中起到了先锋作用；革新中涌现的新事物除了包括儒教、印度教和基督教这些新的宗教信仰外，还包括对冶铁术、铸币和字母表的有效利用。”（参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7版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1日版，第297页）。如果不是对历史一无所知，我们会发现，无论是罗马帝国早期的辉煌、西欧在1500年后的异军突起、中期伊斯兰文明的辉煌、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崛起、当今美国的傲视群雄，都与其敢于与勇于接受外来软资源息息相关；而我们同样也会发现，正是那些堪称拥有雄厚软资源并为此沾沾自喜，进而蔑视外来软资源的软实力大国是如何在后来的竞争中惨遭淘汰的。历史的发展并不像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事成功百事顺”，因此如果我们懂得以史为鉴，我们就不会轻易“以一时论而论长久，以一身而论天下”。在这个话题上，“软实力的多少”对一个国家来说弥足重要，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将眼光局限在这个狭隘的问题上，单纯的考虑这国家具有多少软实力而对于这个国家到底能够吸收多少外来的软资源进而提升为自身的“软实力”这个问题却熟视无睹。否则，我们就会因为有指南针、火药、造纸、印刷术这四大发明而趾高气扬，高呼“软实力”大国，而对于其他国家到底如何吸收消化并改进这四大发明进而给世界带来惊天动地的变化则不闻不问进而陷入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可悲境地而捶胸顿足，空悲切。
张港曾在《被误读的“软实力”——听邱立本讲座有感》一文中就中国互联网所发挥的巨大影响力、张艺谋的电影在西方广受好评以及柏杨《丑陋的中国人》所发挥的影响论述了这恰恰不是邱立本所谓的中国“软实力”的体现，而恰恰是西方“软实力”对中国的影响。然而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典型的单向思维模式，其狭隘的将软实力限定在自我的维度上，似乎软实力跟商品一样拥有原产地标签并实现国产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其实，软实力本身的特质在于“相互作用”，我们没有必要拘泥于软实力的原产地，也没有必要将软实力的整个生产过程局限在自己手上，其本身就要求我们将视野从自我扩展到他者，在释放自身软实力时懂得吸收外界的软资源为我所用进而成为自身软实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讲，尽管互联网并非我们首创、尽管张艺谋的电影需要通过西方这个媒介才能发挥巨大的影响力、尽管姚明需要美国这个媒介才能发挥自身的潜力、尽管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并非我们首创，但只要我们能够懂得利用并吸收这些软资源进而提升自我，其也可以成为我们自身“软实力”的一部分。很多时候，我们自身的软实力不仅需要从他人那里获得，也要通过他人的媒介才能发挥作用。
从90年代以来，软实力这个概念一直备受观察家青睐，有许许多多的观察家，也通过自身的努力试图为某国量身定做一套合适的软实力战略，于是一套又一套的战略呼之欲出，从超级大国美国到中等强国中国日本乃至小国新加坡都如是。中国在最近十几年的时间里对于软实力这个概念情有独钟，不同的战略家与观察家也为此出谋划策，意图为增强中国的软实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于是，一批又一批的孔子学院在全球各地落地生根。然而，诚如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的报告所披露的那样，中国在软实力的表现让人大跌眼镜。这个中原因，不仅有丁学良所说的“中国精英对软实力的误解”，更重要的是从一开始精英们对软实力的理解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偏差，那种单纯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模式使得中国过多的将眼光聚焦于“输出”而忘却了“引入”，甚至对“引入”产生反感与厌恶的心态。其简单认为“引入”有辱国格并将对文化主体性产生巨大冲击，于是在输出无效，引入无序的背景下，中国的软实力衰落得一塌糊涂，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中国经济增长了，国力强大了，外界越是担忧的怪相。
不要问我们拥有多少软权力，而要问我们到底能够吸收多少软权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懂得“输出”与“引入”软权力的民族将在世界民族之林独占鳌头，对于中国而言，悬崖勒马还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