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储习近平冒升之谜新解 (图)

1978年之前，浙江是中国一个中等偏下的省份，人多地少，资源贫乏。因为地处东南沿海，在“要准备打仗”的岁月，属于全国投资最少的省份。改革开放前30年，国家在浙江的人均投资总共只有420元。但正是这种历史原因“无心插柳柳成荫”，使浙江国营包袱较小，成为“自组织市场”试验场
现在，人们对浙江的富，有了深刻印象。其实，1978年之前，浙江只是中国一个中等偏下的省份，人多地少，资源贫乏。因为地处东南沿海，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要准备打仗”的岁月，位于最容易受到“帝修反”攻击的前线，所以中央决策不在浙江发展重工业。据记载，改革开放前的30年，国家在浙江的人均投资只有420元，属于全国投入最少的省份。
但正是浙江的这种历史原因，无心插柳柳成荫，使该省国营包袱较小，无意中成为“自组织市场”的试验场。在改革开放以后，依靠企业制度创新和政府职能转换，促成了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尤其是“天高皇帝远”的温州，早在改革之前就不时推出制度创新，又在改革之后形成了闻名全国的“温州模式”。这些发展的动力，是非正式制度：浙江尤其是温州的重商文化传统、晚清文化变迁中成型的市民行业公会自治传统，上个世纪30年代以后被掐断，但在改革开放中似乎重新接续上了社会和文化发展脉络。
浙江道路：定义与核心
中国是个泱泱大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学者胡鞍钢最近归纳为“一个国家，四个世界”：浦东之类为第一世界，浙江之类为第二世界，农村地区为第三世界，边远山区为第四世界。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把部分行政和经济管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这才有了地方的相对独立行为主体地位，也为地方之间的横向竞争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纵向竞争，推开了大门，浙江才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
浙江道路是什么道路？有人言简意赅地说：浙江发展的显著特征和独特魅力是：通过“富民”实现“强省”。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郑永年，走访了绍兴、宁波、台州和温州等地，在《联合早报》撰文，对浙江道路也做了类似归纳：发展动力来自内部，经济立基民营资本。
他认为，一直支撑着该省可持续发展的是内生型民营经济。上世纪80年代，浙江民营经济在恶劣的外在环境下辛辛苦苦地生存下来，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以后，民营经济具有了合法性，发展速度加快。
中国沿海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再到京津唐、渤海湾很多地方，经济发展的主动力来自外来资本。尽管外来资本的确推动当地经济，但也滋生越来越多的问题。郑永年列举说：资本进来了，技术不见得进来；高密度的外资严重制约着本土企业发展和技术创新；外资也制造房地产等行业的经济泡沫。浙江则没有这样的情况，“20多年间，民族工业得到长足的发展，足以和外来资本相抗衡”。
不仅资本来自内部，产品也是先抢攻内部市场为主，出口为辅，全国各个角落现在没有一个地方没有浙商。很多沿海地区主要依靠低廉劳动力，两头在外，大进大出，高度依赖于出口导向。而浙江经济不同，更稳定和更具有可持续性，更能承受外部国际市场的冲击。80年代，浙江温州以“假货”闻名，但是现在完全改观，浙江技术创新能力比其他地区高出很多，更具有自主性。近年来浙江产品在发达国家经常遭受地方贸易保护主义“反击”，从一个侧面反映浙江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
温州以“小商品，大市场”闻名全国，是中国私营经济和股份合作经济的先行者。
郑永年还注意到，浙江劳工状况远较其他地区好。在中国一些台资、港资和韩资密集的地区，劳工权益得不到保障，劳资关系也很紧张。但在浙江，侵犯劳工权益情况相对较少。这与浙江重视本土资本有关：外来资本是为了赚钱，尽量利用廉价劳动力，很难表现出社会责任感；而本土资本则受地方归属感等因素影响，劳资关系相对和谐。
此外，在浙江，企业、政府和社会往往相对独立，互不依赖，可以互相制衡；而在中国其他地区，官商搅在一起，社会就很难制约企业。
持有这种看法的，不仅是外籍华裔教授郑永年一人，中国科研和政策调研机构也越来越重视浙江：浙江的实验能不能给中国今后的发展提供一条可行模式？浙江的民主建设是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的一个雏形？浙江是不是走出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第三条道路？
挨骂甚多的改革派学者高尚全，反对“政府控制和配置全部资源、包办所有企业”的国家社会主义，主张“人民社会主义”，认为这才是“社会主义的正途”，他举例盛赞的正是浙江经验。
曾在《中国新闻周刊》、《经济观察报》、《南风窗》担纲的章敬平，2006年元月出版专著《浙江发生了什么》，指出：新兴的私营企业主阶层将带来民主创新的活力，将成为公民社会发展的动力。
中科院和社科院争相总结“浙江经验”
中科院组织了大规模的浙江调研，派出各分课题组，最后形成了专题调研报告，2006年7月底，召开“浙江经验与中国发展”课题成果汇报暨研讨会，提出：浙江经验的普遍意义在于“领会了科学发展的核心是人的问题”。
《多维月刊》2008年6月号讨论了多个热点话题。
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完成了从经济实力处于中等偏下水平的省份向经济大省、强省的转变；在文化建设方面取得后来居上的成就，人口结构实现现代转型，就业结构逐步实现高度非农化，新的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社会阶层结构正在形成。报告特别称许浙江建立了广为覆盖的社会保障体制。
无独有偶，中国社会科学院也组织了“浙江经验与中国发展”研究课题组，与浙江省合作调研，从2005年启动，历时一年半，形成包括总报告与五个专题研究报告在内的共140多万字成果，正式出版《浙江经验与中国发展——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在浙江》。报告肯定浙江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成就，近年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又取得了新鲜经验，具有普遍意义。
这些研究报告并非给王储习近平拍马之作，调研时间多是在2005年到2006年进行，当时并没有几个人能预见到习近平后来会“一飞冲天”。毋宁说，倒是这些调研报告所总结的浙江经验，让习近平给中共高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