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临终遗愿让朱德老泪纵横

“爹爹进屋时一头汗，他一看见我，没有像康克清妈妈那样上前握我的手，而是站在我面前，嘿嘿地笑。这个只知道站在女儿面前“嘿嘿地笑”的人，此时既不是委员长，也不是总司令，他和天下所有的老父亲一样，平实、厚道，欢喜地看着长大成人的女儿……”在几个外孙的眼里，朱德是一个慈爱的人。
在党内，朱德是有名的厚道人，即使在“文革”最严酷的时期，“朱德的扁担”被改编成“林彪的扁担”，朱德也只是诙谐地笑道：“扁担可以先借给他用几天，迟早还是要还的嘛。”
刘建是朱德的女儿朱敏的大儿子。他以彭德怀为例，进一步说：“比如在对待彭德怀的问题上，爷爷的态度很明白，他觉得那不是什么错，是一般性的认识问题。”
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严肃中肯地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引起了毛泽东的盛怒。经过半个月的猛烈批判，一纸《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撤销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职务。之后，从8月16日到9月1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批判彭德怀的火力比庐山更强，目的是彻底肃清彭德怀在军内的影响。
但是，厚道的朱德没有人云亦云。在许多人表态批判彭德怀时，朱德还说：“彭总在生活方面注意节约，艰苦卓绝，谁也比不过他。彭总关心经济建设，只要纠正错误，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
毛泽东对朱德的发言很不满意，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批评朱德发言“未抓到痒处”。朱德知道自己无法改变毛泽东的决定，只好沉默不语。“老糊涂”之说，不翼而走。
朱敏在《我的父亲朱德》一书中说：
在会议最紧张的时候，爹爹和毛泽东谈过一次话，这是后来康克清妈妈告诉我的，从中可见爹爹那种无私无畏正直的品格。他对毛泽东直言指出会议的不足之处：“我觉得这次会议发言民主风气不够。”毛泽东听爹爹这么一说，先是一愣，想了一会儿，说了一句：“你对一半儿，我对一半儿。”
会议期间据说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在表决投票时，按照惯例，大家都要高举臂膀，便于统计。而爹爹虽说也举手了，但他弯曲着胳膊，那动作，一看就知道他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举的手。散会以后，毛泽东在庐山散步时遇见爹爹，他对爹爹说：“你啊老总，举手举了半票！”爹爹笑答道：“反正我举了手，至于手是怎么举的，我就不知道了。”
庐山会议后，倔强的彭德怀搬出了中南海永福堂住所，到京郊挂甲屯吴家花园离群索居，开始了读书和务农的生活。但朱德还是惦记着自己的老战友和兄弟，他不避嫌，不怕受牵连。
他常常去玉泉山居住，为的是方便看望居住在附近的彭德怀。朱德的每次来访都给满腹冤屈和苦闷的彭德怀带来很大的安慰。
其实，他俩性格上还是有一致之处的，那就是寡言，两人可以半天不作一声。
于是，下棋成为他们交流的方式。这对战场上的正副司令，一坐到棋盘前面，楚河汉界，将帅对垒，寂寞的空气里，顿时就充满了烽火岁月征战的豪情和快乐。
朱敏回忆说，性格不同，两人下棋的作派风格迥异。同样是吃子，朱德吃子是先用自己的棋子将对方的棋子扫开，然后把对方的棋子拣出棋盘，排成一溜，像展示战利品一样，如大河漫滩，不愠不火。而彭德怀则不同，他吃子的模样同他的脾气一样吓人，“砰”，把自己的棋子砸在对方棋子上面，然后从下面把棋子弹出来，把“俘虏”的棋子扔在一边，似提刀四顾，舍我其谁。
如果碰到彭德怀悔棋，朱德会敏感地抓住对方手腕，眼睛瞪得滚圆：“不能赖棋，放下。”
彭德怀则梗着脖子：“你是偷吃，不算。”
朱德说：“吃你的子，还要发表声明吗？战术不行就不行嘛，悔棋算啥子。”
两人孩子一样寸步不让……
1974年11月，彭德怀去世时，临终想见朱德，他一次一次地向看守请求，可谁也不告诉朱德。直到彭德怀逝世后，朱德才知道彭德怀的临终心愿，他顿时老泪纵横，对着空荡荡的房间大声叫嚷：“你们为啥子不让我去看彭老总?要死的人，还能做啥子?还有啥子可怕的!”
三年困难时期，他坚持和全家一起吃菜糊糊
朱德说：“是兄弟们省吃俭用，供养我读书。没有那些在家吃苦的兄弟，就没有今天的我。”
解放后，朱德决定让家乡亲族每家送一个年龄小的孩子来北京读书。这样既可以减轻亲人们的负担，又可以让这些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将来成为建设国家的有用人才。
当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最高领袖，定的是一级工资，但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他们拿的都是四级工资，也就是四百多元。绝大多数人的工资，都是随着参加工作的年限而递增，而这几位最高领袖，又响应了毛泽东的倡导，工资实行“递减制”。
和党政干部相比，军队干部的薪金要稍微高些。朱德功高德劭，完全可以拿元帅的工资，但他以已经不在军队中担任实际职务为由，坚决不拿元帅的工资。
这样一来，他和康克清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才顶一个元帅的工资。两位老人日常生活，再加上十几个孩子的吃、穿，上学的费用，还要接济家乡的亲戚等，日子就变得紧巴巴了。
外孙刘武回忆说：“我记得是七十年代，爷爷曾感叹地说：我这一辈子没吃过饱饭！我不理解是什么原因，就问我妈说，爷爷生活条件这样子，总比老百姓要好一点，他自己为什么说他吃不饱饭呢？后来，我妈妈解释说，因为战争年代，不管长征也好，抗日战争也好，解放战争也好，没什么吃的。解放以后他又得了糖尿病，想吃也不能吃了。”
当年，经常在中南海食堂吃饭的中央领导有刘少奇、杨尚昆和朱德三家，杨尚昆一家只有四个人，老两口和老二杨绍明、女儿妞妞。而朱家则是老少十几个，相比较朱家的饭菜质量自然要差很多，只能吃大锅菜，而且常常不见荤腥。康克清为了保证朱德的营养，每次给他单独做一点相对好一点的菜。结果，菜一上桌，十几双小眼睛立刻馋巴巴地望着，朱德就分了，每个孩子吃一点。有时，邻桌的杨尚昆看到这种情况，便主动过来：“来来来，换一换，把你们家的菜给我一些。”就把自家的扒拉着给了一群孩子。
三年困难时期，家里由于来往客人多，粮食亏了五十多斤。工作人员想让机关补上，朱德坚决不同意。他坚持和全家一起吃菜糊糊，硬是用“瓜菜代”的办法把所亏粮食补了回来。
元帅唯一的一次使用“特权”
朱敏出生后不久，被送到四川老家，跟着外婆生活，14岁到延安后，才见到父亲朱德。然后，又和毛泽东的女儿李敏等一群孩子远赴苏联求学。二战期间，被纳粹德国抓到集中营，饱受非人折磨和摧残，给朱敏的身体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
又是一个十年，1950年暑假，朱敏回国再次见到父亲时，已从一个面黄肌瘦的少女，出落成一个美丽可人的大姑娘，一名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的大学生。
朱敏细致描写了十年后，她在中南海家里再次见到父亲的情景：
爹爹进屋时一头汗，背脊丝绸短衫上也印了一块深色汗迹。他一看见我，没有像康克清妈妈那样上前握我的手，而是站在我面前，嘿嘿地笑。
这个只知道站在女儿面前“嘿嘿地笑”的人，此时既不是委员长，也不是总司令，他和天下所有的老父亲一样，平实、厚道，他们沉默地爱着，欢喜地看着长大成人的女儿……
1964年底，朱敏参加北京师范大学派出的工作组，到山西晋东南长治地区的武乡县搞“四清”运动。朱敏工作的地方是深山区，一次晚上走路，她失足跌下十米深沟，当人们找到她的时候，她满脸是血，已经昏迷不醒了。随队医生简单处理后表示，要挽救朱敏的生命，唯一的办法是赶紧转院治疗，可是，他们当时离最近的县城医院也要走七八个小时，怎么办？情急之下，工作组领导想法拨通了中南海的电话，把朱敏受伤的情况告诉了朱德。“她到底怎么了？”朱德着急地问。
“恐怕有生命危险，我们建议派架直升飞机，不然，时间来不及。”
话筒那边沉默不语。“老总啊，朱敏的身体一直不好，这您是知道的，拖下去很难……”
“好！马上派直升飞机。”朱德终于同意了。
三个小时后，直升飞机把朱敏接到了北京。昏迷着的朱敏不知道，快80的老父亲早早就等在医院的门口，女儿的伤让他揪心呀！
这次事故导致朱敏右眼失明，落下腰椎间盘突出症。为保住左眼，她只好摘除了右眼。
朱德一直为女儿少年时所受到的苦难深感内疚，一直对他没有给女儿更多的父爱留有遗憾。也可能正是这种挚爱，让朱德行使了一次特权，下令用直升飞机救女儿一命。
郭沫若说：“元帅在上，老郭不敢谈诗”
朱德喜欢养兰花，喜欢书法，喜欢写诗。这些文人的雅兴，却偏偏与一个挥师御敌、沙场百战的元帅结缘了。朱德的书法爱好，启蒙于私塾，他在回忆中曾说：
刚开始写字时，名曰“描红”，其实是“描黑”。因为印刷的红字，只有有钱人家的子弟才能买得起，像我们这些穷人家的孩子，只好“描黑”了。
他说的“描黑”，就是由老师以正楷在竹纸上写一首诗，名曰“字格”，学生将“字格”套在麻头纸内，依照映出来的字影描写，当时这种方法叫“写仿”。
习字成了习惯，朱德每到外地视察，都要携带“文房四宝”。他特制有一个扁木箱，将笔墨砚以及墨盒、墨水分放在大小长方不同的格子内，并以小木楔固定。字帖和纸张等放在上边。外出时，无论乘车乘船，打开木箱，随时可以写字。
少年功夫老始成。从柳公权的《神策军碑》再到北碑，从颜真卿到再学黄庭坚，朱德的书法化人为我，日渐精进，他的字肉丰而苍劲，态浓而意淡，秀出于伟，别具一格。
朱德也是一位诗人。1940年春天，身为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亲赴洛阳与国民党军谈判，行至河南济源县王屋山，环顾山河，耳听日寇炮声，朱德马上挥毫，写下了著名的《出太行》：
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
诗言志，歌咏情，朱德的诗大气磅礴，棱角分明，精脉贯通。
1962年4月，在陈毅元帅倡议下，《诗刊》社在人民大会堂组织了一次诗歌座谈会。朱德兴致勃勃地到会与五十多位诗人一同谈诗论作。
朱德谦虚地说：自己时有所感，写上四句八句的，说诗不像诗，只是完成了表现的欲望。)
他转头对着郭沫若说：“我经常要拜郭老为师，当个徒弟，他就是不收。”
郭老闻言而起，插话：“元帅在上，老郭不敢谈诗。”
一阵痛快的大笑，吹散了元帅和诗人之间的无形隔阂。
“你们要接班，不要‘接官’”
中南海的树黄了又绿，绿了又黄，几个外孙慢慢地长大了，开始有思想，有主意了。朱德再和孩子们交流，会主动讲一些带有人生哲理的话，也会提出明确的要求。
刘建参军了，他穿着新军装去看望爷爷时，老人家像对一个新兵一样，严肃地对他说：“到部队后，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不要在别人面前摆架子，不要当‘兵油子’。”
刘康被分配到工厂，爷爷高兴地对他说：“当工人好，就是要当工人、农民，人类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创造财富，才有饭吃，不要想当官，要当普通劳动者。”
他还问外孙刘武：“你长大了去当农民，好不好？农业重要啊！”
他又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要接班，不要‘接官’。接班就是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本领。现在还有这样的人，只想着自己的名誉、地位，这样的人早晚要被人民打倒。”
刘建讲了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
“我是1970年才当的兵。有一次，我们的师长，他专程打电话请示，意思就是要提我当干部，后来奶奶转达了爷爷的专门指示，说让他再多当两年兵，好好体会体会。所以我当了5年兵啊，人家一般都是两三年就提起来了，我当了5年兵。”
“当时部队上下也知道你的身份？”
“都知道，但是那个时候一是自己从来不主动讲。第二，我们也不敢提出让爷爷为你去讲话。他要求你就是老老实实去干工作。像我弟弟他们调到北京来工作的事，他知道了以后发脾气，用拐棍杵地板。他说：我不要孝子贤孙，我要的是革命接班人。说得非常严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