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逝世三十年后的中国

毛泽东不愿死后被人参观，他曾于1956年4月27日，带头在在倡导遗体火化的文件上签名；毛泽东也不喜欢摸钞票，对卫士长说那东西很脏。
如果死后还有知觉，他已经躺在纪念堂里忍受了三十年骚扰，无法入土为安；如果某天早上他从冰冷的水晶棺中坐起，走出这间世界上最大的卧室，会发现自己的画像依然无所不在，不但仍挂在卧室对面的天安门城楼上，还印在百元大钞上到处流通，全国人民都在为那肮脏的纸片奔忙……或许令老人家不如意的东西还很多：他一直提醒全党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但至今“姓社姓资”都属于“不讨论”的话题；他认为农民运动“好得很”，但在当今“父母官”眼中绝对属于“恶意维权”；他曾主张“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如今“民主”、“宪政”都是网络上的敏感词……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对未来曾有过两次美好的憧憬：一次是1949年建立的共和国，另一次是1980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第一次发轫于革命的理想，第二次则凭藉改良的理念。
毛泽东领导的新政权，通过激进的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农民；然后又通过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将土地重新集中，要搞“一大二公”的规模经济，其结果却是“规模而不经济”。“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农奴制，除了征收农业税的功能外，根本无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新政权通过公私合营的形式，只支付了相当于成本50%的定息，就将全国的工商业集中到国家手里，据说是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其结果却是消灭了市场经济，国家资本主义成了全面垄断的代名词。垄断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而且通过社会一体化，迅速扩张到各个领域。
1949年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继承的是民主宪政和联合政府传统共识，1954年宪法才正式确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从此，执政党独自承担起全部社会责任，并通过发动阶级斗争和各种政治运动走向集权。从1957年“反右”到1966年“文革”爆发，昔日盟友沦为改造对象，“人民民主专政”剥落得惟存“专政”。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民主宪政和共同富裕的建国理想，已经异化为垄断一切的体制和“均贫”的社会。
19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建设现代化富裕国家的美好憧憬。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经济的飞速增长令全世界瞩目。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毛时代集权体制的刚性依然存在，垄断的惯性随着经济发展而日益贪婪，腐败成为社会的癌症。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土地出让金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源，“屁股决定脑袋”，权力与资本的联姻，使政府成为“圈地运动”等各种利益博弈的最大庄家，否则就无法解读每年高达9000亿元的公款消费。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据，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高达50%。社会分配不公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改革口号，几乎成了一种讽刺。既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富悬殊就更不是社会主义，甚至连国家资本主义也不像。
中国在毛泽东逝世后告别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但宪法中仍保留了“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表述，这句话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今天，似乎被赋予了新的含义。虽然中国对外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是具体的人权，但资本的发展权正在迅速吞噬人民的生存权。在生存权与发展权的抗争中，地方当局往往站在资本一边，导致群体事件、生产安全事故、环境污染层出不穷，工人、农民这些宪法地位上的主人翁，沦落为弱势群体。
执政党的社会理想是消灭分工、消灭差别，现代化进程却要求扩大分工、扩大差别，这就使执政理论逐渐形成了悖论，无法自圆其说。在改革遭到普遍质疑的时刻，毛泽东的幽灵重新在中国上空游荡。他作为人民大救星的神话早已破灭，但在民间仍被视为一位气场很大的神祗，可以镇妖降魔。在革命与改良的循环赛场上，毛泽东作为革命平等理想的象征，仍被不同的利益集团反复搬用、各自诠释。部分被市场经济边缘化了的群众，开始怀念那个革命平均主义的年代，即便是平均分配贫困。一些原教旨学者则主张重回计划经济的鸟笼。
迄今为止，中国的政治体制无法完全走出毛泽东的阴影，执政党仍需独自应对改革开放带来的全部内外压力。毛泽东的遗体继续奉祀，毛泽东的遗产却令人尴尬。除了“反右”、“大跃进”、“文革”的历史禁忌以外，权力不受监督的毛氏习性，更是动摇政权合法性的负资产。垄断之下无和谐，如何维持一党执政地位，避免腐败带来的亡党危机，成为困扰执政党领袖的噩梦。
五十七年来，历史给了一党执政体制两次机会：中国人民用一半的时间体验毛泽东领导的革命，用另一半时间感受邓小平开创的改革。但无论革命或改良，其合法性都源自民主宪政的承诺。如果经济体制改革不能使大多数人受益，政治体制改革仍无所突破，则整个改革将异化为一头食人怪兽，历史会走向新一轮循环，执政党只能独自承担改革失败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