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冰》连载一个偷渡女和大学教授的爱情故事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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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花和景凯的故事我可以暂告一段了。现在我要为读者回到朱向才重审案这件事上来了。这案子最要紧的人证是于平。不用说，我们已经找到了他。正如朱向才所预料的那样，于平不肯出庭为他作证。

“没关系，”安迪生轻轻笑着说，“我们可以把他列入指定的证人里，通过法庭传票。对于法庭所指定的证人，他就是不愿意也得来，他总不能触犯法律吧？”

朱向才的那件血衣经过法医的检验，和安迪生希望的一样，在那衣服上没有找到陈阿大的血迹，那上面所有的血迹全是朱向才自己的！这是多么值得庆幸的结果啊！根据开枪距离判断，凶手身上是不可能不沾上血迹的。

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由于那些肌肤皮屑和朱向才的脚印，经过再次化验后，它们确实属于朱向才的。因此，检察官汤姆·贝利认为朱向才仍然具有很大的嫌疑，至少在案发那段时间的前后，他不可能不在现场。彼德甚至认为，距离赢得这场官司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为此，他再次提出第二个凶手的看法，并且改变了上一回的说法。这是因为在我第二次打电话给朱向才时，这位死囚说他曾经听陈阿喜说过，陈阿大坐轮椅只是为了弄张医疗卡。

“如果有人能证明陈阿大的腿不是完全瘫痪的话，”彼德说，“那么，一种可能就是，也许陈阿大就是谋害陈阿喜的人，他弄死了老婆，然后自己自杀了。根据他对陈阿喜的痛恨来看，这不是没有可能的事。又因为他的那把驳壳枪掉进了水里，所以他只能用另一把女式手枪，而这把枪也许正是他老婆用来和他打斗时所用过的。这个设想的唯一漏洞就是，警察发现那把女式手枪时，它并不在陈阿大尸体旁边，而是在一个墙角。其实这个漏洞是可以弥补的。因为这很可能是朱向才在惶恐的跑动中，把枪踢到了墙角。”

“另一个可能是，”彼德十分得意地坐在一把转椅里，晃着他的二郎腿说，“有人预谋先和陈阿大一起害死了陈阿喜，然后再打死了同谋。因为根据存在两把手枪的情况看，也许陈阿大原本也想打死另一个人，只是在他开枪之前，那个人抢先一步，把他打死了。但是由于朱向才和陈阿喜有着情人关系，所以这个人肯定不会是朱向才，而是另一个痛恨陈阿大的人。至于谁是宏运里最痛恨陈阿大的人，这个我们只要听一听吴胖或者费南多的证词就可以知道了。”

“呵呵，”安迪生笑着说，“彼德，你是在写推理小说吧？”这位久经法律沙场的老板，用他的派克钢笔在办公桌上轻轻敲着说，“既然汤姆·贝利拿准了肌肤皮屑和脚印这两条证据，为什么我们不就这个，来个针锋相对呢？只要有证据证明朱向才有晕血症，脚印的事就可以推翻。而这一点我认为并不难。所以，我们实际上只剩下了肌肤组织的事。至于找吴胖作证，这个我也赞成。可他不见得肯。”

重审法庭设在圣康坦监狱里，距离关押朱向才的死牢不太远。我们一直等到九月，这个旧金山海湾区最炎热的季节，才接到开庭的日期。再也没有比这更简陋的法庭了。

朱向才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两个身材魁梧的警察。从他的神色看上去，他有足够的自信心。他的脸上长满了青春痘，这说明监狱里油腻的伙食让他相当满意。唯一使他不够耐烦的是他的手和脚，因为它们被腰里的锁链锁住了。

前一天，彼德已经和他谈过了，要他什么都照实说。在诚实的前提下，什么是他应该说的，什么是他不应该说的，该说的怎么说，不该说的又怎么回避，这些基本常识也都一一对他说了。幸好他的智商并不低。

女法官一阵风似的进来后，由彼德传出了我们的第一个证人于平。由于他是被法庭指定的证人，所以昨天，他在接受彼德的谈话后，也接受了我们的对手，检察官汤姆·贝利的谈话。

“请您指认一下，”彼德单刀直入地问于平，“您录像带里所出现的人当中，是不是有一个，现在正坐在法庭被告席上？”

“是的。”于平伸出胳膊指着朱向才说，“就是他！他叫朱向才。”

这位证人的身体被笔直地憋在西装里，炎热使他一脸酱红，不住地淌着热汗。所以他又擦了擦额头。

“请您为法庭说说您是怎么把他录进去的。”

“我当时正拍着录像，”于平说，“看见有人从镜头前方的一簇虎刺梅里走出来。我就忽然来了灵感，我想，如果在这部作品里当场加进一个鬼头鬼脑的第三者，必定能够使它更为真实化。于是我就把朱向才拍进来了。”

“您和被告说话了没有？”彼德把他的一条胳膊架在证人席的挡板那里。

“说了。”

“说了什么话？”

“我说，朱向才，你跑到那片荆棘丛里干什么去了？弄得满脸是血。别是摔着了吧？”

“被告和你说过话吗？”

“说过。”

“说过什么？”

“这个我记不清了。朱向才当时匆匆忙忙地要走，好像不愿和我多说似的。”

“那么，你的录像带是怎么到了景凯的手里的？”

“当我发现我在无意中把朱向才也给拍进去后，我就把这盘录像寄给李先生去看。据李先生说，二零零四年初景凯曾经打电话向他询问唐桂花的事，后来过了一天又到他那去为唐桂花拿过一只滚轮箱。就是这一次，李先生给景凯看了这盘录像带。”

“那么，请问您为什么把这盘录像带放了那么久才拿出来？”

“这是因为我一拍完录像就交给了我的经纪人。我不知道他会拖那么久，直到今年年初才还给我。”

“难道你事先没有看过这盘录像带吗？”

于平眨了几下眼睛说，“我搞行为艺术这么多年来从来不看，也不剪辑，我每次都是一拍完就送交我的经纪人，我认为作品越剪辑越糟糕。”

检察官汤姆·贝利对彼德的问话始终漠不关心，甚至放弃了对于平提问的机会。

“那好，”女法官拿起法桌上的那个小锤子重重地敲了一下说，“退庭！”

法庭的窗户被打开了，一道阳光射了进来。在下午的证人中，检察官找的是做肌肤皮屑化验的验尸官皮拉尔。当他问完后，彼德对他提出了他的问题。

“您在属于朱向才的那些皮肤末里发现血迹了吗？”

“没有。”皮拉尔转着胖胖的脸说。

“任何人的血迹都没有吗？连被告本人的血迹也没有吗？”

“没有。谁的血迹都没有。那肌肤皮屑里根本不存在有血迹的化学反应！”

哈！我在心里暗自叫着，这都是安迪生的意思。如果皮屑里不存在血迹，又怎么解释朱向才的脸一定是陈阿喜抓破的呢？我向汤姆·贝利看去，这位一贯昂着脑袋的检察官先生，现在面色正呈现着铁灰色呢。我再次意识到安迪生对我说过的话，任何案子除了确凿的证据，剩下的就是律师和检察官的较量了。我相信彼德此刻一定也有同感，因为我看见他正得意地在证人席前走来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