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或狂欢（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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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时，原打算一个人到外地过春节，但卡上的钱已经不够去外地的往返车票了，我不喜欢回家，北方的冬天又寒冷干燥，家里冰冷的气氛更让人难受，还有，虽然曾经试图和父亲交流，但每次都是不欢而散，他们对于我，像一个客人一样彬彬有礼，从语言里听不出一丝的感情色彩，这样的交流比屋外的天气更加寒冷。我的父亲是一名管教干部，母亲是队部医生，我总是在怀疑他们是否把工作中和劳改们打交道的方式也带回了家，若是，那真是一种让人绝望的职业习俗。

放假的前一天，我跑到电话亭给他们打个电话，父亲不在家，电话是母亲接的，她只是问了问我是否还要在外过节，我说不了。于是她又问我回家的车次——鬼知道她为什么要问我这个，印象之中她们从来就没有在车站接过我。我说还没定，如果没有例外，后天下午就能到家。母子之间的交谈没有一些的感情色彩。

我的父母早已习惯了没有我在身边的生活，事实上，我已经有很多都假期在外地飘泊了，我想他们对我的回去应该表现出应有的关心，但他们没有，在他们的眼里，我和那些犯人好似毫无区别。我不喜欢回家，不喜欢听他们的说教，父亲看到我时，眼神漠然而平静，母亲对于我，总会摆出一付恨铁不成钢的架式，他们串通起来蔑视我，当我学习成绩不好时，他们挖苦我，说给我钱读书就是浪费；我自八岁就开始洗衣服，但母亲总是唠叨，说我连衣服都洗不干净，害得她重洗，她把我洗好的衣服从晒衣架上拿下来，给邻居们看，说我笨手笨脚，我做菜时，母亲说盐放少了，父亲就放下筷子，说很难吃，他们总是有预谋地算计我，不放过任何一次让我难堪的机会。

为了表示对我的关心，在六岁时，他们就为我找了个画家，要教我学画，还要我背那些难懂的古典诗词。他们上班时，就用手铐把我的脚铐在桌腿上，他们怕我出去玩，和别人打架或是弄坏东西给他们丢脸，但等到我十五岁开始，他们又开始放任我，对我不闻不问，偶尔的交谈除了相互否定就是相互挖苦，那时候，我认为他们已经无法控制我了，虽然他们想让我无地自容。

我真的是他们的孩子么？

打完电话，我坐在校外冰冷的长椅上，冬天的长椅很少有人光顾，地下干枯的野草像垂暮老人的白发在风中瑟瑟发抖，有几枝干瘪的烟头和失去光泽的纸屑在风中乱晃，我觉得自己就像那些摇晃不定的烟头，这种想法会让人失声痛哭。

然而我并没有痛哭，只是简单地调整一下思绪。

坐了一会，我给安娜打了个电话，原本是想和她道个别，毕竟有些人一个月后就很难相聚了。当安娜听说我要回家，兴味盎然地提出要和我一起走。我不可置否，如果我回家，安娜的故乡——那个叫阜阳的地方，是我必经之途，似乎没有理由不和她一道，在我爱着采薇的时候，安娜用自己的方式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一个大学生和一个坐台女，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为好朋友，且关系比好朋友还要暧昧，我们之间，到底是谁猎取了谁、捕获了谁？

采薇给过我思想的快乐，安娜却给过我身体的愉悦。思想和身体到底哪个更重要，这是我二十岁的时候无法明白的问题。

我收拾好小屋，和采薇道别，第二天清晨，安娜的电话就准时出现在我的手机上，她已经赶到了火车站，在候车室等我。我拒绝了采薇送我，虽然很想和她多呆一分钟，但我可不想让安娜和采薇见面，那样会尴尬无比。

我们真的在阜阳下了车，当时是午夜，因为无处可去，我们打车来到安娜位于城郊的家里，这是一座寂静的乡村，灰白色的水泥路一直延伸到村子附近，这儿原来是个风景区，当时正大兴土木，在我们走向她家的那条路上，我抬头看天，天上有一颗彗星，拖着条巨大的尾巴。

乡间的夜晚清冷无比，地面上积雪未化，在月色之下映着幽暗的光芒，安娜一路指指点点，她说，那一排灰白色的平房是她从前上学的地方，那一排冷杉是在她离开后才栽的，但现在已经变得高大无比，路边有一条干渠，冬天水很浅，像一汪水洼，安娜说好久前的夏天，曾经有一辆车栽进干渠里，车上的五个人再也没有爬上来，她说经常有人在夜里看到那些屈死的灵魂湿淋淋地站在路边，有人蹲在那儿怕冷似的抱着胳膊，有人正用青草在堵冒血的伤口，安娜的话让我们害怕，于是，我们俩象征性地抱了一会，相互用身体为对方勇气。

安娜的父母都是老实八脚的农民，他们看到我后，误认为我是他们未过门的女婿，他们摸索着下了床，给我打了五只荷包蛋，在北方农村，这是未过门的女婿才有享受的待遇，当然我并不知道这些，毫不客气地将五只蛋收入腹中。最终我并没有回去，而是在安娜的家里逗留了整个寒假，那是我大二的寒假，那段时间，我正在跨向二十岁的门槛。在北方空荡荡的村庄里，在被严寒所占据的堂屋里，我和他们在同一个桌子上吃饭，屋外所有的树木都将光秃秃的枝干伸向天空，天空比城市要干净许多，天像蔚蓝色的宝石发出璀璨的光，屋子里一只土黄色的狗在桌子下搜寻食物，鸡在院子里跑来跑去。

偶尔，我会和安娜一起骑着摩托车去镇子上赶集，许多陌生人勾着头从身边走过，我们在集上买回象征喜庆的烟花，在大年三十晚上，跑到院子里放。我和安娜从村子上走过，许多人用诧异的眼光看着我们，有人说，瞧，多班配的一对。

无从知道父母是否曾焦灼地等待着孩子的归来，在那个缺乏温情的南方，他们会不会想念过远方的孩子。这个孩子是如此叛逆，如从他们的怀抱里迸裂的薄公英，他只会按着自己的意愿飞翔，天空是那么大，大得让人恐慌，到处都可能会成为他的家，他就像薄公英一样在蔚蓝的天际中飘浮。

四年前的春天如约而至，春节过后，我和安娜又要和她那善良的父母道别，阜阳有数以万计的打工者，他们在春天出发，去一个个陌生而又令人向往的城市寻找奇迹，安娜便是这数以万计的打工者之一。她曾经爱过我，并用自己的方便把我留在她身边过，她是一个坐台女，属于城市的夜晚，属于酒绿灯红，当我们从拥挤的火车上挤下来，城市正以冷峻的面孔注视着我们。

下车后，我当即给采薇打了个电话，在确信她还在宁远老家玩后，便和安娜回到出租屋。当我打开小屋后，屋子里的一切还像刚刚离开时那样，一尘不染，到处都有采薇留下的痕迹，显然在我走后，采薇经常来过这儿。

自从“浪漫假日”那几次肌肤相接后，我和安娜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起单独呆过了，安娜来到我的出租房，用惊诧的目光搜寻一番，屋子里的整洁超出她的想象，好似它的主人一分种之前才离开，还有，房子里甚至还有淡淡的香水味——采薇把自己的气息留在房子里。这显然已经不象男生的房子。她坐在木板床上，用手弹了弹绿格子床单，床单一尘不染。安娜惊惶失措坐在那儿，发觉自己好像走错了房子，但它分明是我居住的地方。安娜坐在那里，眯着眼，然后将脚抬离地面，两只手撑在床上，身体前后摇晃，她是判断小木床会不会因为重量而摇罢不定，或是发出忧伤的吱吱身。但这却又是个分外结实的木床，可以说任何常规性的动作都不会使其发出声音，这让安娜满意。

为了庆祝回到城市，安娜趁我换衣服时下楼，切了点熟食，我从抽屉里找了瓶酒，这是一次简单的晚餐，但因为有酒就变得有些欢喻气氛，我们喝光了瓶中之物。安娜比我善饮——也许是做小姐时练出来的酒量吧——她喝掉了一瓶酒中的大半，就有些面色酡红，摇摇晃晃。我帮她脱下鞋子，打了盆热水，在她洗脚的时候，我铺好被子，我的床上只有一床被子，在这个寒冷的初春，我们只能睡在一起相互取暖了。

一切弄好后，安娜脱下外衣钻进被子里。我关掉大灯，拧亮写字台上那只带着深蓝色面罩的台灯，采薇曾经笑我这只台灯很难看，但我却一直没有时间去换它。我整理去年的一些文稿，许多稿纸上都留有采薇娟秀的字迹，有些是赞誉之词，但更多是对那些文字的批评，想必这都是采薇在我呆在阜阳那段时间所留，因为在此之前她并没有在我的稿子上留下蛛丝马迹。看到这些熟悉的字迹，我又想起写下它们的那个女孩，她坐在冬天寒冷的书桌边，巨大的影子投在墙上，那又是一个漂亮的剪影，我能想象出她看我文稿时的形态，歪着脑袋坐在那儿，嘴里咬着笔头，桌子上几只水笔都被她咬得面目全非，我随手拿起一只，看着上面深深浅浅的印痕，卟哧一笑。

笑声惊动了安娜，她问我：“笑什么，还不睡觉。”

我扭过头，看见她在被子里摸索着脱衣服，一会儿扔出一件内衣，一会儿又把胸罩扔到床边。安娜的举动让我吃惊，我连忙问她：“你干嘛，还裸睡啊？”

“我就喜欢裸睡。”她顶了我一句。

安娜的话让我瞠目结舌，我尴尬地扭过头，又开始看那些文稿，安娜问我：“你还不睡觉，你想干
嘛？”

“做功课。”

“别做了。”

“不做功课做什么？”我挠着头，不解地问。

“做爱。”安娜小声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