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大成人（十六）

四、傻子与破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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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岁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学校后的草丛里捉蜻蜒，那天我惊恐地看到了怪模怪样的天空，我坐在土堆上看到天边翻滚的像浓烟般的云浪，阳光从云层后透过来，呈放射状射入西边连绵的山坡，我对着躲避在云层后的太阳撒了泡尿，然后看到阳光投进山坡上一条条金色的带子，我一遍遍地数着它，但总是数不准，我不知道那些带子欺骗了我，它们瞬息万变。我还以为自己的数法有问题，我数得筋疲力尽，最后幼年的脑子里对光带产生了极深的厌恶，我指着光带大叫：

“带子带子，靠xxx。”

这时候，余琴慌慌张张地跑来，拉住我的手，面带神秘地说：“沈庆沈庆，告诉你一个秘密。”她总是神神秘秘的样子。

“什么秘密？”我大声问她。然后联想到这个怪模样的天空，连忙问她：

“是不是要地震？”

幼年时，人们还没有从唐山那场地震的惊恐中走出来，喜欢把一切怪异的现象和地震联系在一起。
她赶忙捂住我的嘴，小声说：“沈庆沈庆，秘密是不能大声说的。”

我放低了声音，小心翼翼地问：“是不是要地震啊？”

“我说了后你不能对别人说。”她说，“比地震好玩，但你要保证不说。”

“保证不说。”

“那我们拉钩。”于是我们把小指勾到一起，余琴很认真地说了句“说了的人烂舌头。”后，对我说：“开小店的刘阿姨是破鞋。”

“什么破鞋？”我好奇地问。

“破鞋就是和男人睡。”余琴解释说。

“那……那我舅和舅妈睡，她是不是破鞋。”显然我无法理解破鞋的真正含义。

余琴拿出少有的耐心对我说：“不是，破鞋就是和野男人睡。”

“什么是野男人？”

“听我妈说，我爸就是野男人，刘阿姨就是跟我爸睡。”她说。

“那你也跟你爸睡过，你是不是破鞋？”我还是弄不懂破鞋的本质。

余琴挠了挠头，显然她也不太明白自己是不是破鞋，只好说：“我回家问我妈去。”

我很喜欢刘阿姨，喜欢她那里好吃的棒棒糖，我并不在意她是不是破鞋，但她却和余琴的爸爸搞破鞋，这让我不太理解。余琴的爸爸脸上长满了黑色的毛，两只眼睛就像掉进毛丛中的两只钮子。他还有一只大肚皮，夏天时我看过他洗澡，那些猪鬃似的黑毛甚至长到他的肚子上。我想刘阿姨一定是个怕冷的女人，睡觉时搂着这些毛能当一床被子用。我想，如果她不怕冷，我到是乐意和她搞破鞋，因为我喜欢闻她身上香喷喷的味道，如果她愿意我就睡在她的胸上，那里一定很柔软。回家的路上，我抓耳挠腮地想。

自那天起，每次经过刘阿姨的小店时，我带着看破鞋的眼光。看到余琴的爸爸时就要把眼光调整过来，用看野男人的目光看他。

在刘阿姨还没有成为我和余琴眼中的破鞋之前，还发生了很多事，有的事有着荒诞的本质，如浮在水面的泡沫一样捉摸不定，令人在它过去许多年之后怀疑到底有没有发生。事实上我希望我的五岁不曾有过，这样就能轻易地绕过生命中某些过程。如果真的会那样，我所认识的有趣的朋友就不会死去，做过的错事还可以推倒重来。人生就象一次牌局，拿到手里的每一张都如此重要，但人生还是不同于牌局，没有机会可以重新洗牌。每一张牌都是改变不了的命运。就像我舅舅和舅妈那些有数量却没质量的做爱，即使高潮迭起，但精子始终只能在子宫外围徘徊。

如果能跳过五岁，首先我希望幼年时唯一的朋友能活过来，他叫大牛，是个有些智障的中年光棍。他是天生的悲观主义者，但却乐以助人，他有一付超级挺拔的身材，但他衣着破旧。每当他赶着牛从人们视线内出现时，人们会说：

“大牛大牛，村子里有人叫你。”他会很认真地停下步子，侧着头成倾听状，然后乐呵呵地说：

“哎。”

几乎所有人都喜欢这个叫人的游戏，似乎所有人都能在这个游戏里寻到快乐。

他和父亲住在村口，他们在承包的土地上种植西瓜，西瓜成熟时，父亲安排大牛坐在炎炎烈日下看瓜。大牛像稻草人般的忠于职守，也像稻草人一样是个摆设。

孩子们走过来对他说：“大牛大牛，你爹叫你过去呐。”他“哎”了一声后，转身赶往家里，所以他的西瓜总是越看越少。坐在那儿或是去村里找人让大牛投入了更多的热情。事实上，他始终弄不清地里西瓜的数量。在我幼年的目光里，那年夏天大牛总是卷着裤管在那条通往村子的大路上不知疲倦的走来走去，惹得尘土飞扬，他手里拿着用来防贼的钢叉，像是一个可笑的道具。

我对他说，别人在骗你呐，他立即快速地转动着脖子，嗡声嗡气的说：“在哪里？”显然，他虽然一次次的受骗，但他还能知晓自己的职责。那个夏天我们一起做过最有成绩的一件事也是关于抓小偷的。那个邻村的孩子在有月亮的晚上潜入瓜地，当我们听到动静赶出来时，看到靠进地里的河面有人推着西瓜游动，大牛好奇地指着它大声说：

“咦，那个瓜会游水。”

我说：“那是别人在偷你的瓜呐。”强烈的责任感促使大牛奋力把手中的钢叉象那个游动的西瓜抛去。

钢叉在月光下闪着冷峻的光芒向河中飞去。它擦着偷瓜孩子的面颊击出蓝色的水花。孩子在水花中惊慌失措，毫无防备地把尿撒进河里，然后疯子一样跑回家。

最先我接近大牛的目的也带着吃瓜的动机，我鄙视那些偷窃者，却用了比偷窃者更卑鄙的手段，我投其所好，和大牛玩一种无聊透顶的叫“抓窝子”的游戏。游戏的代价是输了的人要奉献一只西瓜。当时大牛并没有意识到其实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当然输了后，就从他的瓜地里给他摘只西瓜。这样不论输赢，我永远都是胜利者。后来我开始内疚，但大牛却乐此不彼。

5岁的孩子为了得到某些东西而有了狡猾的智慧，他开始尝试欺骗比他大得多的人，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以此为乐。

当他在苍茫的暮色里和一个衣着破旧、行为古怪的人玩“抓窝子”时，他叫杨辉的哥哥正走进学校。那个叫杨辉的男孩用沉默寡言来抗拒父母的溺爱，他偶尔会想起远在外地的弟弟。在他能流畅地写出自己名字之后，他郑重无比地给遥远的弟弟写了第一封信，他把信小心地放进门口草绿色邮筒里，但是他却忘了贴邮票，这封用符号和图画写成的信里没有炫耀唾手可得的幸福，过多的宠爱让他麻木。他甚至以为5岁的弟弟能和他一样得到幸福。

事实上在杨辉还没有学会系鞋带的时候，他的弟弟已经在夕阳下挎着竹篮去地里刈猪草了。循着岁月的痕迹，我闭上眼寻找5岁时的自己，寻找那个匆匆走过的比竹篮高不了多少的孩子。他的家里有只黑皮白花的母猪。长着两只比扇子还要大的耳朵，形状过大的耳朵总是遮住它的眼睛，这样的结果是它总是在院子里走得趔趔趄趄。后来它把大号手电筒似的嘴伏在地上，闭上眼睛用鼻子观察地形，这样它走动时反而无比稳健。

春天的时候，舅母把一个浑身散发着腥骚的男人领进院子，那个身材瘦小的男人长着比泥土还要灰暗的脸，比枯草还要衰败的发，他牵着一只凶悍的种猪，那只种猪长着针尖一样的白毛，屁股上挂着两只盐水袋似的椭园形卵子，走起路来，卵子左右摇摆，有一种明目张胆的气焰。在种猪的气焰下，黑底白花的母猪柔情万种，当种猪熟练地爬在母猪的后背上时，它们完成了快乐的交配。热得只穿一件衬衣的时候，母猪产下六只粉红色猪崽，刚出生的猪崽闭着眼，在地上摸摸索索，但是它们能够闻到乳头的气息，它们凶狠地叨着两排乳头，就像流氓肆无忌惮地撕扯女人胸前的钮扣。

当天夜里，母猪随机寻着一只倒霉的猪崽作为它的夜餐。第二天清晨，当我准备给它们添食的时候，只见到半只粉红的耳朵，它孤零零地藏在麦草丛中，用残缺来展示出自己的不幸。那年夏天，我似乎有刈不完的草，幸好大牛总是在放牛的时候给我帮忙，他把牛赶到坟场后，我们默默地刈完一天的猪草，然后开始坐在坟堆上发呆。

秋天的时候，从邻村上学的孩子们口中传来地震的消息。令人恐惧的消息长着黑色的翅膀在农村的村口徘徊，它和每个不认识的人打招呼，好让他们象瘟疫般的迅速传播。人们在地里停止收割，相互传递。在路上停止步子交头接耳。

对死亡的描绘和惧怕让我的朋友无限哀伤，他成天像丢了魂似的闷闷不乐，我们坐在那里用垂头丧气的眼神抚摸夕阳，希望它能把我们的不快带进西山。有一天，大牛变得无比清醒，像哲人般充满智慧，他指着芳草萋萋的荒冢说：

“我们最终的家园，我看到他们在对我微笑。”

关于地震的流言象洪水般的在空气中汹涌，人们甚至已经知道地震的确切时间，对于瘟疫的恐惧比瘟疫本身更有杀伤力，胆小的人开始迁徙或是住进临时用草席搭起的棚子里。他们的述说中地震将会发生在某天夜晚，那时地将裂开一个十丈宽的口子，整个村子都掉进这个叫地狱的黑洞里。那就叫灭顶之灾。大牛的悲观到了极点，他已经失去了等待死亡的耐心，他开始狙击死亡，某天晚上，他用一根绳子把自己勒死在铺满金黄色麦草的牛棚里，他想以悬挂在空中的方式接近地狱。

关于地震的谣言最后不攻自破，但它却夺去了一个悲观主义者的生命。

在地震的流言还没有没入头顶之前，我和余琴弄清了破鞋的真正含义，我们在长满飞机草的坟地里欢呼。但我们的欢呼却没有持续多久，一切就被地震打乱了方向，我们盲目地在坟地里奔走，相互诉说着听来的关于地震的细枝末节。所有的结论都对我们不利，因为我们那么年幼，似乎还没有经历过大人的快乐，但这一切都要被一个叫“地震”的东西所斩断。

“我们还不知什么是快活，就要死了。”余琴叹着气说。

就在对未来失望到了极点的时候，我们决定玩成年人的游戏，天快黑了的时候，她褪去自己的裤子。让我在最后的一抹余辉中对她一览无余。

后来好像起了些风，露水使草地变得潮湿，我爬在她的身上，看见不远有人走来走去。那天，余琴是我的破鞋，我是她的野男人，虽然我们还为时尚早，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做破鞋或是野男人的机会。但我们那时却不知道，那时我们在对于地震的想象中等待死亡。我5岁的鸡鸡象只粉笔，在她的阴唇上描绘，那是一次笨拙的描绘，也就是说，幼年的尝试是失败的，我最终没有刺破她，幸好如此，才让我在十五岁的时候从陶小鲁给我的身体上正式长大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