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大成人（二十一）（完）

离开的时候，学校所有的人都站在路口，但我的舅父和舅母却呆在家里。他们要假惺惺地暗自垂泪以博取同情和隐藏六千元带给他们的惊恐。余琴的父母牵着她，他们对我说着模模糊糊的话，那时我的灵魂已经飞远，所以听不清他们快速的表达。余琴的父亲，这个肚皮上长着黑毛的大胖子，在我离开的时候甚至开始流泪，显示出粗糙男人的似水柔情。余琴晃动着辩子，模仿着大人的手式挥动着臂，用比清晨的露水更加透明的声音大声地说：

“沈庆沈庆，回来看我啊！”

经过刘阿姨的小店时，我想起这个已经搬走的漂亮少妇，不知道我下次回来时，她会不会再搬回来。我这样毫无目的地想着，让父母抛得老远。后来，我加快步子，脚步坚定，追上前面快速行走的父母。我们走得那样匆忙，以至于路边的蓝牵牛都来不及开放。地里吃草的牛群听到脚步声，转过身子时，只能看见三个灰色的影子。

在行走中，我再次转过身来。我看到雾茫茫的一片，晨雾已经覆盖了学校，覆盖了我黄昏的荒草地。景物在雾的吞噬中正以无于伦比的速度消逝，好像是为了让我忘记它们，让我相信过去的七年只是一段空白，它们永不存在。

对于我的归来，我的哥哥和姐姐并没有表示出应有的热情。他们没有把我的归来当成失而复得，而是看成一个被领养回来的陌生孩子。当父母推开院门时，我看见身材挺拔面庞清秀的杨辉穿着雪白的短袖衬衫正坐在小桌子上写信。面前堆着洁白如雪的信纸，桌子的右边放着“英雄”牌纯兰墨水。我的姐姐，那个叫杨琳琳的少女蹲在水池边，正在给我洗竹凉席。

她穿着印有卡通图案的白色T恤，蓝色的牛仔长裤。这种简洁的装束10岁那年在我的脑子里根深蒂固，以至于后来我喜欢任何一个这样装束的女孩。他们用陌生的眼光扫视我，半分钟后，好像是异口同声地说，“是弟弟吧。”

父亲显然还沉浸在孩子失而复得的欣喜当中，他拍了拍我脏兮兮的脑袋说，“娃，叫哥哥姐姐。”

陌生的目光跟随我很久。在他们看来，这个来自农村的男孩有着惊人的体力，我炫耀地把一桶水提进厨房，他们站在院子里目瞪口呆。后来，他们轮流上前，试着提起水，他们把一桶水弄得水花乱溅，打湿了衣裳。我拍着手，发出了青蛙鸣声般很大的笑声。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用弹弓打光了附近的麻雀，用蛛网套取了方圆一里的知了。

当我提着一串麻雀走进院子，在水池边熟练地剥皮时，我的哥哥姐姐：两个城里孩子的恐惧到了极点，哥哥上前阻止我的行动，姐姐飞快地跑进屋里向母亲告状。母亲没收了我的弹弓，并规定我一个月之内不许离开院子。后来，他们联名给已在安徽上班的父亲写信，他们在信中讨伐我的暴行，并提出措词激烈的抗议：如果小烽再这样痞下去，而你们又不教育他，那么，我们将永远不认这个弟弟。

我积极地承认了错误并接受他们的批评。接下来，哥哥姐姐开始帮我辅导功课，教我一些城里人的习惯。他们要求我勤洗头，勤剪指甲，晚上睡觉前要把脱下的衣服叠好，上厕所后要记得冲马桶。一个月内，我未出家门。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我收敛起暴戾之气。秋天，当我走进新教室时，似乎和城里人没什么两样了。

如果不是初冬的举家南迁，我们现在肯定会过着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那次南迁打乱了生活规律，但它却是来自父母的深思熟虑。我们走得毅然决然，许多东西都丢弃在老屋里，我们的全部家当只是两只旧箱子。多年后，我第一次踏入老屋时，潸然泪下，因为那一切和最初是那样相同。锈迹斑斑的锁好不容易被我打开，我推开门，门轴由于久未转动而发出让人忧伤的声音。院子里的荒草从砖缝里长出来，像一张绿色的网，地下是很久前凋零的叶片，发出陈腐的气息。

我看到门后，哥哥姐姐每年除夕留在那里的成长痕迹。想起姐姐第一次拉着我的手，把我领到门后，指着那些刻痕对我说：“小烽你看，我五岁时这么高，然后这么高这么高。”

我推开房门，里面的东西布满了灰尘，但还是和最初离开时一样，井然有序。桌子边堆着的书被老鼠撕咬得残缺不全。盛墨水的碟子干涸了，墨水如裸露的河床般开着口子。毛笔还架在那里，桌子上甚至有一本摊开的《芥子园画谱》，这一切就像它的主人偶然离开。

我又想起那个清晨，一家人在老屋子里最后的清晨，我坐在桌边象往常一样开始练画，母亲在堂屋和往常一样叫我，“烽儿，走了。”我把笔搁在盛墨水的碟沿，应了一声，飞快地奔出去，后来迷迷糊糊地走出家门，一走就是七年。

对于这次归来，我事先和哥哥姐姐都打了招呼。那时候，哥哥在省公安学校读书，正在为参加全省公安系统大练兵而做着准备。接到我电话时，他刚刚回到宿舍，汗水泠泠地说没有时间。我的姐姐大学毕业不久，在烟草公司上班。这个长相迷人的姑娘那时正在和一位在银行工作的小伙子恋爱。在办公室接到我的电话后，她沉吟半晌说；“小烽，我刚参加工作，请不到那么久的假，你自己去吧。”

我记得少年时的杨辉目光坚定，身材修长，衣着整洁，他的一言一行和来自城里人良好的修养让农场子弟学校的女孩们着迷，但是他对这些女孩嗤之以鼻。他不早恋，为了将来成为一名警察而认真学习。他的身边有许多朋友，那些男孩与其说是他的朋友，莫如说是他的追随者。他在少年时就具有领导气质，警校毕业后，原本可以留在省城，但是他却绝然地回到农场。他做了一名管教，继承了父亲的衣箔。

3

多年以后，我重新跨过那座水泥桥，回到伴随我长大成人的劳改农场。我看到犯人们排着队从我的身边走过，刚加入不久的犯人身上的伤显然还没好，走得摇摇晃晃。他们极不情愿地唱着革命歌曲，把一首献给党的歌唱得怒气冲冲。我来到西大圩，看到远处正在兴建的新的劳改农场，四个大型监区在夕阳的照耀下熠熠生辉，阳光撞击着巨大的幕墙，发出耀眼光芒。这个投资达1.7亿元新场区的布局已初现轮廓，露出霸气的峥嵘。几年时间，农场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人目不瑕接。

我走在圩坝上，寻找旧时的痕迹。远远地我看到带车接我的杨辉。

我的哥哥穿着干练的警服，和从前似乎没有太大变化，只是多了些成熟和内敛。他叫我上车，我摇着手说：“哥，我想走走。”于是，他对着车子挥了挥手说：“小吴，你先回去。”

“农场这几年搞了这么大的动作，好多地方我都认不出来了。”我问杨辉。

“还不是因为那些设施太陈旧了，而且这几年，年年水灾，没少遭罪。去年，东大圩还蓄洪了。”他回答我。

“又蓄洪啊。”在我的印象中，水患是一场灾难。我曾经经历过两次蓄洪，闭上眼，还能感觉到那喘急的洪水汹涌而下，顷刻间吞噬自己的家园。

“是啊。”杨辉说，“去年蓄洪，我们转移了六千六百名犯人，整整忙了一个多月。”他指着正在兴建的新监区说，“你看，就是因为洪灾原因，现在我们正在扩建四个大的监区，六个标准化监区，我们叫他4+6工程。”夕阳下，杨辉的警徽闪闪发光。

路上不时遇到走过的劳改，他们和过去一样，看到我们时马上立正，低着头说，“领导好。”

“传统没变嘛。”我对杨辉说。

“哪能变呐。”我们哈哈大笑。

是的，传统的东西哪能改变呢？改变的只是每次走进它是不同的心理感受。

夜晚吹过温和的风，圩坝外的河流波光粼粼。四周寂静无声，我坐在坝子上，清冷的月光照耀着我生活了七年的这片土地，这片广漠的土地和我的成长紧密地联在一起。这里50个犯人关押点我曾经去过32个，我在形形色色的犯人中穿梭。在这个坝子上，陈东第一次教我练琴，那年他三十二岁，这个年青人有光洁的额头和被阳光烙红的脸庞，他已经头发花白，显得与年龄极不相称的沧桑。他原来是上海某一乐团的吉它手，因和团长的女儿恋爱而受到阻挠。团长指使他的情妇：一个吹长笛的年轻女子诱惑他，然后教唆那名女子拿着粘有脏物的短裤告倒他，他因强奸被判七年。

陈东有双修长的手，按他的话说，那双手是为艺术而生。可是当我看到他时，他的那双手正在农场水稻田里除草。由于经常在水田里劳作他的脚生满了脚气，他弯着腰，正在遭受水蛭的袭击。农场的圩区有成片的长500米，宽50米的大田，这样的大田让任何一名劳改望而生畏。许多服刑犯人逃跑被抓回后都交待说，乏味可陈的生活和重体力劳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些望不到尽头的大田，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一生都将会消耗在这些大田里。后来，劳改管理局采纳了管教的要求，把大田改成长200米，宽25米的水田后，农场逃犯就显著减少了。

我央求父亲，让他把陈东调换了工作，调到副业大队放牛，这是一件轻松而又相对自由的活计。每周，我用两个晚上去找陈东，他就坐在坝子上教我练琴。练琴的同时他还以一个过来人的口吻教我许多做人的道理。他说，“不要迷恋女人的身体，那是男人的陷阱。”他还说，“小烽，以后你工作后，千万不要和领导顶撞，和领导的矛盾就是你的灾难。”

在这个坝子上，我的父亲和我进行了一次象征我长大成人的谈话。那时我们并肩坐在一起，就像两只大小不等但形状相同的瓷器。他对我说最初的农场，说他们围圩造田时的艰辛，还说他幼年时艰难的生活。他说起我的舅舅，他说，“小烽，等到你工作后，抽个时间去看他，不管他当初如何对待你，但他毕竟养活你七年。”我说，“会的，爸。”

当他知道我当兵的决定已无法挽回后，他以过来人的口气对我说，“小烽，到了部队要尊重老兵，要勤快，做好表现，还有，要学会照顾自己。”

“我五岁时就会照顾自己了。”我说。

“嗯。”父亲沉吟着。“你早上洗脸的时候，要先捧点水把脸弄湿，因为直接用凉水洗脸很容易感冒。”他然后又补充，“打饭的时候，先打一小碗，这样，等别人还在吃第一碗时，你就能打第二碗了，这样才能吃饱。”说到这里，父亲狡诘地笑着。

在这个坝子上，我逃学时，陶小豫陪着我。我们低着头走着，用脚踢着路上的石子。我们也许为某一件事情激烈地争论，也许我们默默无语。当来到大队的路口时，我们拍了拍肩。他转过身，走回场部的家里。

在这个坝子上，我开始对第一次的梦遗而惊慌，开始对于一个女孩懵懂无知地爱慕。我开始慢慢长高，开始变声，开始长喉结。我在夜晚骑着单车去场部和陶小鲁约会，我吹着口哨，对未来充满美丽的向往。

我想起十岁时第一次坐着场车行走在坝子上的情景。那时小雪初晴，我睁着好奇的眼睛看着窗外结着薄冰的河流，冬天的阳光洒在平整如镜的土地上，一切是那样安静祥和。我看到管教的家属们坐在小竹椅上晒太阳，有些人在嗑瓜子，更多人在嚼甘庶。我看到父亲站在大队的路口等待我们。当场车停稳后，母亲小心翼翼地走下车，揉着因长久坐车而弄痛的背，对我们说；

“娃，我们到家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