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粤人赴澳留学档案汇编(百廿九)：高要余瑞

民国粤人赴澳留学档案汇编(百廿九)：高要余瑞

高要(村名未知)

余瑞(Yee See)生于一九二五年，出生的具体月份与日期不详，而且具体是哪个村之人氏亦不可知。他有一个在澳大利亚经商的伯父，名叫苏达才(Tart Choy)[1]。因此，余瑞只是他的名，实际上他应该姓苏，全名应该是苏余瑞。苏达才大约是一八七五年出生，澳大利亚档案馆中有关他最早的返回中国探亲的记录是一九○三年[2]。根据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年赴澳发展的广府人通常都是在那里打拼至少五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之后方才得以有点积蓄回国探亲的特点，苏达才显然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便从家乡来到这块土地谋生，寻找机会发展。他选择定居的地方是雪梨(Sydney)，最终在雪梨中国城里的德胜街(Dixon Street)四十九号与人合股开设一间商铺，名为“和兴记”(War Hing & Co.)。

一九四一年是中国进入抗日战争最艰苦卓绝的一年，中国军队陷入了与侵华日军的苦斗和缠斗之中，日军对两广沿海进行封锁作战，也使得当地民众生活更加困苦。此时在澳大利亚的华人，自然十分关注家乡亲人的生活和安全以及孩子的教育，总是想方设法伸手相援。这一年七月三十日，苏达才以监护人的名义填上申请表，具结财政担保书，递交给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要把已经十六岁的侄儿余瑞申请到雪梨华英学校(Chinese School of English)读书，为此，他早在二天前就从该校校长戴雯丽小姐(Miss Winifred Davies)那里拿到了给余瑞的录取信。他以自己参股经营的和兴记商铺做保，承诺每年供给余瑞膏火一百二十镑，作为其学费和生活费，希望尽快将其办来雪梨留学。

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此时位于雪梨。总领事保君建接到上述申请后，发现其信息和其他资料都有不全之处，比如余瑞的具体出生日期不明，申照人也没有提交他的照片。但经与苏达才沟通后，他意识到苏达材此时无法提供这些信息和照片，一方面是他不记得侄儿的具体出生的月份与日期，另一方面也在于此时中国在战争影响下，即便想获得上述照片和信息也会诸多障碍，困难重重。此外，保总领事最关注的一点是，以十六岁的年龄来澳大利亚留学，按照规定须具备基础的英语学识能力，不知余瑞是否具备这个条件。对此疑问，苏达才表示，他所了解的是，他的这个侄儿此前已在学校已经读了好几年的英语，他敢保证余瑞具备了这个条件，只是鉴于现在中国的恶劣环境，他很难在短期内拿到侄儿具备英语学识能力的证明。为此，他恳请总领事跟澳洲内务部协商，先给予其侄儿核发入境签证，待其抵达澳洲时海关可当场对他进行英语测试，他确信侄儿能够通过这个测试。如果通不过，那就接受遣返回国。作为一名资深外交官，保总领事对目前中国国内的形势十分了解，也理解在澳华人急于将家乡子弟办来安全国度接受教育的良苦用心，因此，对于上述苏达才陈述的理由全部予以接受。于是，八月八日，他便致函内务部秘书并附上这份申请材料，并在函中将上述理由重复一遍，希望内务部能尽快核发签证，以便余瑞能尽早来澳留学。

内务部秘书接到上述申请后，也十分重视，毕竟中国目前处于战时状态，学子们随时都有可能因战火而失学。他于八月十四日发文到雪梨海关，指示其尽快核查苏达才的财政状况。海关接获指示后立即行动，在当地警察的协助配合下，五天后便将核查结果呈报上来。根据走访调查，作为和兴记股东，苏达才已参与上述商行经商达二十年之久，他在该商行中的股份价值为五百镑，目前担任该商行经理，领取五镑的周薪，再加上年底还有分红。由此可见，他的财务状况极为稳定。此外，他经商有道，为人谦和，邻里关系好，买卖有信誉。

内务部接到上述报告，认为苏达才符合监护人的条件，其财政担保能力也毋庸置疑，遂于九月三日复函保君建总领事，批准了余瑞的入境留学签证申请，但特别强调要在其入境时通过移民官的英语测试，此签证方才有效。保总领事接到上述公函后自然很高兴，九月八日便签发了一份没有照片的学生护照给余瑞，号码为No.1014229。九月二十六日，内务部在接到保总领事寄来的这份护照后，也在上面钤印了签证章。

按照惯例，在中国家乡收到这份没有照片的护照后，护照持有人应该携带照片入境，到时再由中国总领事馆将其贴在护照上，然后再交给内务部保管这份护照。但遗憾的是，余瑞的档案到此中止，此后也未见澳大利亚海关记录中出现其名字。显然，从当时的形势来判断，他已经无法按照原定计划赴澳留学。因为仅仅二个月之后，十二月八日，日本海军突袭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也在当年的圣诞日被日军占领；战端一开，本已危机重重险相横生的从香港到澳大利亚的航路就此中断。即便上述护照顺利地送到余瑞的手中，并且这位年轻的学子也已经安排好了赴澳行程，面对因战争带来的这种灾难，此时也无计可施。检视在澳大利亚的与他留学相关的这份留学档案，也不见上述护照的踪影，足以显示出该护照已经按照流程寄往中国，但持有人余瑞是否收到则不得而知，而且事实上当时也已经无法赴澳。

一九四一年七月三十日，苏达才为申办侄儿苏余瑞赴澳留学手续，向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递交的申请表，为余瑞申领护照和签证。

一九○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三十三岁的苏达材为回中国探亲申请的回头纸。

档案出处(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档案宗卷号)：Yee Sea - Student exemption [9 pages], NAA: A433, 1941/2/2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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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澳洲鸟修威中华总商会职员名录，其名写作“苏达材”，作为第十五届(一九四○年)总商会执行委员。见：“雪梨中华商会职员履历册”，藏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of New South Wales, Noel Butlin Archives Centre, Open Research Librar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https://openresearch-repository.anu.edu.au/handle/1885/11483。

[2] Chue Tart Choy [also known as Chue Tart, Cheue Tart Choy, Tart Sun and Tartson] [includes 8 photographs showing front and side views; Certificate of Registration and left and right thumb prints] [issue of CEDT's in favour of subject] [box 359], NAA: SP42/1, C1938/1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