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川鄂边区绥靖公署始末(上) / 雷云仙

国民党川鄂边区绥靖公署始末（上）

雷云仙

组成之前

第五绥靖区

    1945年底，蒋介石把进驻平汉铁路南段受降的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孙震所部改为第五绥靖区，以孙震任司令官，董宋珩、陈鼎勋、李宗昉任副司令官，仍直辖四十一军(原川军二十九军田颂尧部)、四十五军(原川军二十八军邓锡侯部)、四十七军(原四川边防军李家钰部)等三个军；并指挥六十九军(原属西北军，军长宋文和)及第十军(即原滇军第三军，军长赵锡田)。接着，蒋介石借“整军”为名，按“三编二”的标准，废军整师，把孙震所属的三个军，裁编为整编四十一师(陈宗进代师长)和整编四十七师(陈鼎勋兼师长)；所裁掉的四十五军番号给胡宗南扩编队伍，所指挥的六十九军拨归刘汝明部整编，第十军改为整编第三师(师长赵锡田)，仍继续与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边区刘伯承司令员率领的大军在中原作战(其他临时配拨孙震指挥的部队，未予计列)。

    1947年春，孙震指挥的整编第三师赵锡田部进犯解放区，在豫鲁交界之大黄集被人民解放军消灭。参谋总长陈诚以孙震是地方杂牌，又一贯亲何(应钦)，于己也不恭敬，乃指责孙无能，于5月18日在豫北战地把孙之第五绥靖区番号撤销并将部队调散。任孙震为陆军总司令郑州指挥部(原名郑州“剿匪”总司令部)主任，另调整编第四十一师代师长陈宗进为郑州指挥部主任办公室主任，以孙震的参谋长胡临聪任整编四十一师师长，又调孙部副官处处长雷起鹏为郑州指挥部总务处处长，孙部人事处处长林肇戍为第一处处长，孙部后勤处处长覃毅武为第四处处长，孙部参谋处课长曾达光为第三处课长；其余或拨编四十一师，或编入郑州军官总队，或给资遣散。

郑州指挥部

    当时，郑州指挥部主任系由陆军总司令兼徐州指挥部主任顾祝同兼任，孙震担任这个职务，免不了还要受顾祝同的指挥。陈诚的用意是要孙去分享顾的既得利益，从而“坐山观虎斗”。可是，孙震却趁五绥区撤销之际，跑回成都家中养“病”，矢口不谈到郑州就职的话。于是反对陈诚的白崇禧等人，就把这事作为攻击陈的口实之一，说陈“排除异己，歧视地方部队”，“逼走孙震”等等。蒋介石为了敷衍门面，不得不申斥陈诚，并打电报促孙回郑就职，还叫顾一定挽孙回任。与此同时，白崇禧也暗借孙震在抗战时期任过李宗仁的副司令长官的关系，竭力拉孙任华中“剿匪”总部九江指挥所主任，并利用四川财阀刘航琛向孙游说：“如德公(指孙震)到西南坐镇，要用钱我负责，见德公的条子我就照支。”孙震恐怕过份靠拢桂系遭蒋疑忌，就借顾祝同一再促驾的机会，于1947年冬回到郑州就任指挥部主任。孙就职前即向顾声明：“全部人事仍旧，经济一切由总司令负责，自己决不过问!”接着又保原任郑州指挥部参谋长张世希(顾的亲信)为副主任，副参谋长韩文源(准顾系)为参谋长。部内事务，仍凭顾的原任秘书长卢旭全权处理。因而郑州指挥部人心大安，顾对孙也逐渐表示其倚重之意。 

第十六兵团

    大概是1948年一二月间，张世希为孙震出谋划策，并通过顾祝同的作成，将散在豫北一带作战的孙震整编四十一师和已调在郑州附近的整编四十七师，重新组合为整编第四十七军，其军长一职，孙震迳行保他的侄子孙元良(孙元良当时任重庆警备司令，与这个部队素无关系，孙震拉他，是因为孙元良为蒋介石所相信的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孙震此举是为了向蒋介石表示他的靠拢之意)充任。此后不久，适逢蒋介石内战中迭遭惨败，蒋又急急忙忙改旅成师、改师成军来虚张声势。规定原来把军整编成师的，现在一律改还为原军的旧番号。因此，整编四十一师仍改为四十一军，整编四十七师仍改为四十七军；各整编师长一律升任军长(四十五军这个番号，已为胡宗南所有，无法恢复)。孙震又借顾之力，向蒋介石要来第十六兵团这个番号，将新恢复的四十一军、四十七军编隶该兵团，以孙元良升任司令官。孙震捞回这个基本部队后，把它作为郑州指挥部的机动部队经常将其放在郑州附近，以与中原方面的人民解放军相对抗。

调组川鄂绥署

    不久，中原军区刘伯承司令员的大军解放了开封、洛阳、许昌，郑州成了孤点。与此同时，顾祝同调南京任参谋总长，由刘峙出任徐州“剿匪”总司令(陆军总司令徐州指挥部改名)，仍指挥郑州指挥部。于是孙震想脱离郑州离开刘峙，就竭力向顾辞职。而张世希以郑州孤危极想随孙脱身，也积极怂恿顾设法把孙调一下。当时张世希不止一次地当着我说：“郑州搞成这个样子，把德公(指孙)这个老好人放在这里顶着，实在太没道理!”顾为了调处这一事件，就借川黔湘鄂边区绥靖主任潘文华业已撤职，拟调孙继任签呈蒋介石。孙恐继任潘职，遭受人事上的烦累，乃借口任务过重，力不从心，请缩小范围。于是顾决定撤销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另调孙震在宜昌重新成立川鄂边区绥靖公署，归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指挥。因为张世希借势回转南京国防部另谋别的职务去了，孙乃保郑州指挥部参谋长韩文源为川鄂绥署副主任，副参谋长李循道为参谋长，凡顾旧属，愿随到宜昌者，都听自便，因又保持了靠拢顾祝同的这一密切关系。是时，徐州“剿匪”总部副总司令杜聿明来郑接管事务，有告以“孙将郑部人员和物品带走甚多”者，杜答：“凡愿随孙主任去宜昌者，让其自便。关于郑部的交接，留好多，收好多!”但是，孙随行的几部小吉普，刚过徐州(因平汉路已不通)就被刘峙阻留，后来还是通过国防部，由张世希“硬讨荆州”才顺利通行。

赴宜昌途中

    1948年六七月间孙震借过南京之便面见蒋介石，请予调配部队，其用意是想将孙元良的十六兵团带到宜昌。蒋正大肆征募新兵，扩充实力，即顺口答应给孙两个新编师的番号，由孙自行成立。孙过汉口向白崇禧谈及，白即告以“必须趁热打铁，守着要！一回宜昌，万事大吉！”孙乃停驻汉口旅馆，电南京办事处刘大元向国防部守催说：“川鄂绥靖主任，无兵就无法执行绥靖任务！总统已经准予成立两个师，请即发表番号，否则不敢到宜就职。”同时，顾祝同亦从中支持，白崇禧也帮忙打电报。后来，孙震在汉口旅馆呆了将近3个月，待南京办事处向有关方面送遍“小人情”后，终于取到三○一、三○二两个师的番号，孙即时赶到宜昌，加紧着手接交。

    孙震调任后，其驻在郑州附近之十六兵团孙元良部即拨归刘峙指挥，对此，孙元良很不高兴。据孙震的驻京办事处主任刘大元告知林肇戍(川鄂绥署第一处处长)说：“孙元良曾跑到南京面见蒋介石‘耍孩子气’，说他‘总是被派在一些老先生管辖之下，不能展其所长，有什么话，还要经人转达，才能到达校长面前’，其意思是想学胡宗南独当一面。”适孙震到武汉与白崇禧商谈请调十六兵团问题，白亦想把这个兵团拉到武汉方面加强自己的兵力，就借口中原解放军的刘邓大军已经分离，要乘势集结豫鄂兵力进行截击。这个作战计划密报国防部批准后，白即着手调用十六兵团。首先派出华中“剿总”副参谋长赵援持孙震密函到郑州向孙元良说好，并在四十一军军长胡临聪处与孙元良谈定：“10月1日，十六兵团即由郑州南下，华中派部队沿平汉路北上接应(因许昌以南，已被解放)”。胡临聪知道南行已无问题，就将自己的行李和军部部分辎重交其军需处课长刘成禄经由陇海路转运汉口。不料连着几天大雨，部队没有如期出发，刘峙知道后赶着派副参谋长舒适存来拉孙元良，并说：“十六兵团属于徐州战斗序列，如孙要去武汉，需要报告校长。”孙元良一恐惊动蒋介石自己会挨骂；二因孙震对两个军的人事抓得紧，亦不愿与之合在一起，也就乐得靠拢徐州，追随刘峙去了。(淮海会战中，十六兵团于12月6日全数被歼。此后，孙震又向蒋介石要来四十一军、四十七军番号，重新在川东编组成立，行将撤离万县时，得以恢复十六兵团番号，最后在川西什邡被迫起义。)

川鄂绥署的编成

    1948年9月中旬，孙震转到宜昌，正式组成川鄂边区绥靖公署，并加保前第五绥靖区副主任董宋珩、李宗昉为绥靖公署副主任。绥署的组成为：

    主任孙震，四川人，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出身；

    副主任韩文源，贵州人，黄埔五期学生，陆大毕业，原任郑部参谋长；

    副主任董宋珩，四川仁寿人，保定军校二期学生，孙震旧部；

    副主任李宗昉，四川人，四川军官学校出身，李家钰旧部；

    参谋长李循道，湖北人，中央军校七期学生，陆大出身，郑部副参谋长；

    副参谋长骆道源，四川人，中央军校六期学生，陆大特五期学生，孙震旧部；

    秘书长陈宗进，西康人，保定军校六期学生，孙震旧部；

    第一处处长林肇戍，四川人，中央军校高教班毕业，孙震旧部；

    第二处处长柳树棠，湖北人，中央军校六期毕业，原任郑州指挥部二处课长；

    第三处处长邬国贤，陆大毕业，李循道约来的；

    第四处处长覃毅武，四川人，中校军校八期学生，陆大出身，郑部四处处长；

    总务处处长雷起鹏，四川人，黄埔六期学生，孙震旧部，继任黄耀南，湖南人；

    主任办公室主任黄骏，湖北人，保定军校四期学生，孙震旧部；

    政工处主任汤晶，四川人，原任四十一军部政训处主任；

    联合汇报秘书处主任杨振铎，湖北人，军统特务，直接听命国防部第二厅，在署内由参谋长领导；

    检查官室主任傅克仁，四川人(似由国防部或总统府直接派来)；

配属单位

    联合勤务四十一补给分区司令欧阳家清，湖南人，中央军校六期毕业；

配属部队

    二三五师师长潘清洲，前川黔湘鄂绥靖主任潘文华之子，陆大毕业，拨配孙部；

    三○一师(正着手成立)师长张则荪，四川人，中央军校八期毕业，陆大学生，孙震旧部；

    三○二师(正着手成立)师长张子完，四川人，中央军校六期毕业，孙震旧部；

指挥部队

    六十师师长易瑾，黄埔四期学生，蒋介石的新编师，原戍当阳方面；

    二二三师师长陈瑞鼎，中央军校八期学生，蒋介石的新编师，原戍兴山方面。

     川鄂绥署虽已略具雏形，但实力单薄，故孙震到宜后即急急着手选拔旧部，凡是前第五绥靖区和前四十一军的编余人员前来投效的都一律收用，编成三○一师、三○二师两个师的接兵干部回川接收壮丁。但遇由解放区遣还者，则一个也不任用。

撤出宜昌

一个骗局

    随着中原各重镇的解放，宜昌地区也常是风声鹤唳。川鄂绥署为了安定人心，曾利用“双十”节进行阅兵，凑合警卫、后勤部队和各部勤杂人员搞了一个阅兵式给参加典礼的地方官绅看。在报告到场兵员人数时，将几千人故意谎报为一万数千人，借以虚张声势。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回奉化后，孙震即派他的驻京办事处主任刘大元代表他到奉化面见蒋介石请示行动。蒋要孙在宜昌召集包括宋希濂在内的当时留驻湘鄂边区的高级将领(除桂系外)会议，意在将川湘鄂边区部队的指挥权交与孙震。川鄂绥署正筹议这事时，戍守当阳的中央新编六十师师长易瑾忽然捏造情报，说解放军大举南下，他且战且走，现解放军已直逼宜昌城下。孙震惶惶无计，只有听凭副主任和参谋长的意见，撤出宜昌，退过长江南岸。易瑾不仅继续伪造战报，说他“已无力支持”，还在宜昌城郊搞实弹射击，打得炮火喧天，逼着孙震将长江南岸防务交与二三五师师长潘清洲率领一个团凭河防守，孙则率川鄂绥署主要人员退驻三斗坪(三峡出口处，距宜数十里)。不几天，宋希濂由沙市电告川鄂绥署，说要“亲率两师，收复宜昌”(实际是从易瑾手中接收宜昌)。从此宜昌易手，蒋介石要孙震召开的湘鄂边区国民党高级将领会议也就告吹了。

    宋希濂赚得宜昌后，守备南岸之二三五师师长潘清洲前往谒见，宋即邀潘便宴。宴后小谈，宋向潘说：“不要走了!就在宜昌，我给你编个军，交你带!”潘恐宋吃掉他，即赶到三斗坪面见孙震，说明衷曲，表示一定跟孙走。孙随即以调整防务为辞，电陈国防部将潘清洲全师调驻巫溪方面去了。

三斗坪的会见

    1949年2月间的一天，宋希濂由宜昌乘汽划子到三斗坪专访孙震，孙震未作任何欢迎仪式。午饭后，宋上船回宜昌，孙震同绥署几个高级将领送他到河边，大家在河边相对无言，空气显得很沉闷，宋希濂欲言又忍地说：“孙老伯，我与元良就像弟兄一样，您是长辈，我们是子侄，一切望老伯……”从此，孙震对宋虽未说过什么，但孙部人员对宋却老有意见。

    宜昌紧张，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要孙震经湘西转向武汉靠拢，而重庆绥署张群亦很盼望孙震代他守护川东门户，张除急急向孙联络外，并向国防部力争川鄂绥署归其指挥。可是，一场大风雪却把三峡河谷中的电线压断了，蓉、渝两地接连几天得不到鄂西的消息。后来，孙据通信兵报告“重庆、成都守着电话找孙主任”，又闻邓锡侯曾悬出重奖要通信人员即时找到他的位置。孙震有鉴于此，乃决定撤出宜昌，一心往川东方向移动；署中的非作战人员，即移到巴东。接着，重庆绥署张群指定万县为川鄂绥署驻地，并划出川东3个专区22个县为孙震的绥靖区。孙震这才由三斗坪移到万县，继而与白崇禧脱离了关系。

迁驻万县

重组四十一、四十七两军

    1948年12月孙元良十六兵团在淮海会战中被消灭后，所有被俘官兵被陆续遣返，其中部分人员沿津浦路到了南京。四十一军、四十七军两个驻京办事处，先后收容了一千余人，加上原留南京的新兵部队，人数达五六千之多。孙震即由宜昌电请蒋介石批准仍保留四十一军、四十七军两军番号，拨由他“重组国军，为国效命”。蒋介石这时正以退为进，打算下野，立即批准了孙震的这个要求，但又附带一个条件，就是要两军将在京收容的士兵和留京新兵全数拨交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收编，剩下的官佐一律拨回宜昌由孙震安置。孙震奉电令后，即积极筹划重组自己的基本队伍。不料事出意外，此时宜昌发生了问题(指被宋希濂赚得宜昌)，乃至1949年春迁到万县后，才又着手这两个军的新建工作。

    这时，孙元良已乘淮海会战被围缴械的空隙，化装逃出解放区，由平汉路转到南京，赶上四十一、四十七两军仍交孙震成立的机会，即电告孙震他回京的情况，孙震乃复电叫其主持两军留京的善后事宜。孙还借此机会向蒋介石要得一笔巨款，加上原来已领未发的淮海会战官兵的“奖金”，一并交他的一位“丫太太”(丫头收房者)，不久丫太太就飞往香港去了。对两军主要人事的安排，孙元良先就自任四十一军军长，并以其亲信旧部杨熙宇(与这个部队素无关系)充任四十七军军长，还安置了一批高级副职人员。孙将组织好的两个军的“班底”带到万县后，孙震只好承认既成事实，仍以他任四十一军军长并指挥四十七军；指定四十七军驻丰都，四十一军随绥署驻万县。

    升三○一师师长张则荪为四十一军副军长兼万县军警督察处处长；升三○二师师长张子完为四十七军副军长。把他们两师已经组成的新兵部队，全数拨补四十一、四十七两军。同时急急编组接收新兵干部，分遣各地抢收新兵。由于干部人数一时编凑不够，对由解放区遣还或逃回者，也不再事审择而一律任用，甚至为了需要，还有升迁。对上来说，孙震一面向重庆绥署(后改为西南长官公署)电请拨配新兵，补充武器、装备，一面电国防部请求恢复十六兵团的番号，仍以孙元良任司令官(闻国防部业已同意，但还未发表)，并派孙元良亲到重庆活动，因而补给得很快，也很如意。在征募壮丁方面，孙震规定凡在川东辖区22个县内的应征壮丁一律扣留，不让外调。因此在三五个月内，四十一军和四十七军两个军又逐渐恢复旧观。10月前后，三○一、三○二两个师又重新组成，并还另成立了一个独立纵队(由三○一、三○二两师的输送团凑合编成)。

    在重组两军的过程中，孙震和孙元良之间也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孙震把两军的人事、经济抓得很紧，如营长以上的任用、调换，孙元良都无权过问；所有各级的额外开支，都按级规定了一定的额度，就是孙元良也不例外。孙元良无隙可乘，就另辟蹊径，从事私卖武器和军用物品等项。例如他把从重庆领来的枪械，迳自原封不动地卖给梁山、大竹一带的地方团队和招安部队。孙元良的助手杨熙宇在四十七军方面因为人事和经济方面的原因，导致所属一二五师、一二七师两师官兵联名控告，一二七师师长游联璋还与孙元良闹到孙震面前，互诋不休。最后，孙震只好把他们两个都调了职，另以四十一军师长严翊升任四十七军军长，以一二七师的团长袁国驯升任一二七师师长。孙元良为此事在孙震面前争吵，孙震批评他说：“你这样搞要出问题的!”孙元良说：“那就请主任另找别人!”一气之下，他跑到重庆住了两个月不回来。他把成、渝两地的私有房产变卖得差不多了，才又经人劝说回到万县。不久，江南解放，川鄂绥署奉命在川鄂边境设防，孙震以孙元良率四十一军、四十七军和二三五师为右兵团在夔巫一带布防，以罗广文为左兵团位置于大竹方面。孙元良驻夔府后，即在巫山、奉节各县设卡征税，为所欲为。

两个措施

    1949年春孙震迁到万县后，急急召集全绥靖区3个专区的专员、22个县的县长、参议长、国民兵团团长、兵役科科长等在万县开了一次川鄂边区绥靖公署绥靖会议，历时5天。会议在“戡乱建国”的前提下，议了一些征粮、征兵、加强保甲、清查户口、编练挨门丁、实行党政汇报之类的问题，并未取得什么成果，只不过是大家见见面，联络一下感情，庶使以后的呼应可以灵便一些。 

    孙震在万县的经济措施，除继承了前川黔湘鄂绥署在万县港私设的水上检查站，加征过往轮船、木船的过道税外，还在通往各地的交通要道，如公路、大小道路等关隘地方，增设了陆上检查站，凡过道货物，都必按质征税。其借口为弥补地方“绥靖”费用，实是维持其扩张部队和应付浩繁而日益增涨的一切开支。同时，孙震还对中央银行万县分行等公私银行实行控制，这才稍稍解除了他财务上困境。

实力概况

    重庆西南长官署张群需要孙震看守川东门户，故对孙扩充部队给了很大支持，将川鄂边境的国民党军残余部队(如由豫鄂湘边境溃退入川者)都划归孙指挥；并另加派前川黔湘鄂绥署副主任范绍增、陈兰亭二人为川鄂绥署副主任，意在利用他们的绿林出身，号召川中袍痞、土匪出来“打游击”。与此同时，孙震也加保孙元良、罗广文、陈鼎勋3人为副主任(这时的副主任已共有8个)。1949年秋后，孙震所统率的部队概况大略如下：

    基本部队为四十一军(军长孙元良、副军长张宣武)，下辖一二二师(师长熊顺义)、一二四师(师长蔡钲)；四十七军(军长严翊)，下辖一二五师(师长裴元俊)、一二七师(师长袁国驯)；三○一师(师长张则荪，并兼万县军警联合督察处长)；三○二师(师长张子完)；二三五师(师长潘清洲)；独立纵队(司令刘景素)；战炮营；警卫团(团长陈伯光)。

    指挥部队为第十五兵团(司令官罗广文)，下辖一○八军(军长罗广文)、一一○军(军长向敏思)；七十九军(军长龚传文)，下辖一七九师(师长朱济猛)、一四○师(师长赵鹤庭)；一二四军(军长吴峻人)，下辖六十师(师长易瑾)、二二三师(师长陈瑞鼎)、新六师；湖北省绥靖总司令部(总司令朱鼎卿)所属一、二、三绥靖分区的六个旅(每分绥靖分区辖两个旅，系由原湖北保安部队编成)；一二七军(军长赵子立)；联合勤务四十一补给分区(司令欧阳家清)部队。

    还应补充说明一下的是，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川东逐渐形成了半独立状态。在此期间，孙震委任了不少的纵队司令，各专区的专员都兼一个纵队的司令，孙之目的是要把地方的保安团队拉编成军。

川东吃紧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后，西南吃紧。重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不久即召开了一次军粮会议，凡军长以上人员都被邀参加。会上，提出了大巴山设防问题。张群的副参谋长刘某区划任务时，要罗广文兵团(当时川中战力较强的部队)进入大巴山布防。罗部恐进入口袋，钻不出来，乃密促联勤四十一补给分区司令欧阳家清即席汇报大巴山地区交通不便、补给困难、不利大兵团作战等内容，借此留在大竹、梁山地区未动。后来川南吃紧时，才被调赴大巴山方面应援去了。

    解放军入川后，川东南吃紧，张群想甩脱“西南长官”这个包袱。他向蒋介石致意后，蒋就派去川给各军打气的蒋经国顺便给张群找“替身”。10月前后，蒋经国持蒋介石的亲笔函到了万县，向孙震口传蒋谕，有以“西南军政长官”属孙之意，并再三请“孙老伯”屈就。孙震以“资望不够”力辞，并借口“西南有张长官负责，甚是得人，我们在总统领导下，尽全力辅助张长官稳定西南，我个人绝对不敢担此重任!”实际是不敢担当此事。蒋经国见孙辞之甚坚，也就不好再提了。蒋经国到万县后，孙震曾召集高级会议，请他讲话。蒋经国在讲话中大打其气，说解放军“不得人心，只要我们目中无‘匪’，心中不怕，就可打胜仗……我这次到南川方面，见到宋希濂部溃退下来的士兵，整带的子弹背在身上，一颗也没有消耗，枪是新崭崭的，枪膛透亮，一枪也没有放过，他们完全是跑垮了的……只要我们不怕，能战，就可消灭共产党!”事后，孙震向身旁的人幽默地说：“蒋先生说得蛮好，可就是办不到啊!” 

董宋珩与孙震

    川鄂绥署副主任董宋珩与孙震是保定军校二期同学，从在四川当营、团长起，他们二人就一个顶一个地往上升。在四川防区时代，孙任二十九军田颂尧的副军长兼川西北屯殖司令，董就任孙的屯殖副司令。田、孙闹矛盾，孙震跑上海后，董代理屯殖司令，其间，董亲田阻孙，想取而代之。孙震复职后，即把董逼走天津。抗日军兴，董回部任孙震四十一军的副军长，继又任第二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抗战胜利后任第五绥靖区副司令官。董一向是孙震部中处理公文和日常事务的实际负责人，与四十一、四十七两个军的主要部队官长都熟。适第五绥靖区撤销，董即编余回成都作寓公，孙震调川鄂绥署，才又保他作副主任。但因孙已向顾祝同靠拢，绥署全班人马都是由郑州搬来的，而署中事务又有韩文源负实际责任，所以董虽一再请回绥署效力，但孙震都回电请他“暂住成都代为联络”。而成都方面，则因蒋政权的日趋崩溃，人心惶惶不安，董处其间，大有岌岌不可终日之感。一日董忽致孙一电，举出川中某某要人都已“应变”飞港，并指明杨俊清(四川军管区司令，孙震的亲信)和与孙有关系的陈某的家眷都先后飞港，“职为钧座计，准备先行去港，代为布置一所公馆，以备万一!”并说：“港方的通货，是以黄金为本位，必须准备足够现金，始能成行。”孙震持电大笑，遍示左右。适我还蓉，孙亲笔复董一函说：“万(县)方一切，由雷处长面达!”我经过重庆时，得到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地下策反人员的教育、帮助，初步了解到中共有关部队起义的政策，思想上已有所触动。故到蓉见董将孙函交付后，即告以“孙尚无去香港当‘白华’的经济条件”，“没得足够的金条，去香港是自讨苦吃，倒是‘远走不如近爬坡’，‘守着甑瓦子可以吃饱饭’”。我同时还将渝中地下人员的指示转达于董，劝他设法转移孙震的政治方向，“如能举川鄂绥署的这般实力及时起义，是一件不朽的事业。可署中目前尚无人敢进此言，这就有待于长公(指董)来说动德公(指孙)了！即使德公不听，到紧要关头他也会走的。那时长公回部，自然成为他的唯一代理人。”董自明了万(县)方情况后，即常用电函不断与孙联系，并积极作回部准备，从此打消了飞港的念头。

10月，董宋珩请回部仍被挡驾，乃由我于11月借回万县请假之机向孙震说项，孙震似有所感，即说：“请他跟着转来!”话言未罢，万县也跟着紧张起来，川鄂绥署立时遣送家眷。孙震即又叫我回成都告董暂缓来万，他说：“今后我们要以成都为后方，说不定将来全部也要转到后方来！”董得知此信后，即又暂留成都。 

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五辑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