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04年第5期
谋刺陈毅案中的漏网女特务
曾洁
1958年3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山东省会济南市。
济南火车站，一列开往上海的列车停于站台旁，火车头已经升火待发。忽然，一辆吉普车从车站内部专用通道疾驰而来，一直开到站台上，在第6节车厢前停下。这一不寻常的情景，引起已经上车的旅客的注意，大家纷纷从车窗里探头出来观望。只见吉普车门打开，下来两男一女三名警察，中间押解着一个三十五六岁、留着整齐的短头发的女犯。
这个女犯，就是1950年台湾特工谋刺陈毅一案中的最后一名嫌疑人，时隔8年，她终于落入了法网……
有一手惊人枪法的刘全德落网
1949年5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一部发起了著名的上海战役，于5月27日解放了整个上海市。根据中央的命令，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出任上海市长。
上海的解放，引起了其时已经败逃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强烈仇恨。执掌“党国”大权的蒋介石咬牙切齿地向“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下达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暗杀陈毅！
毛人凤积极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于1949年6月至9月短短4个月间，分别指派原国民党军统局高级行动特工朱山猿、封企曾潜入上海执行暗杀任务，均被我公安机关侦悉抓获，处以极刑。
消息传到台湾，蒋介石失望之下，将毛人凤召去大骂了一顿。1950年初春，蒋介石再次向毛人凤下达了针对陈毅的密杀令。这次，蒋介石亲自指定了刺客：“不要叫别人去，就派刘全德过去！只有刘全德去，才能‘解决’陈毅！”
被蒋介石点到名字的刘全德，是国民党特务系统著名的行动特工、王牌杀手。刘全德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的一名下级军官，三十年代前期曾经担任过时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长的罗瑞卿的警卫员。三十年代中期，刘全德在奉命前往武汉执行机要任务时被捕，因经受不起敌人的威胁利诱，叛变了革命。
刘全德自幼拜名师习练武术，精通拳术、擒拿，还有一手惊人的枪法。当时担任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局前身)处长的戴笠在听说刘
“”全德已经弃暗投明后，立刻亲自接见，并且破例宴请。席间，戴笠宣布请刘全德担任复兴社特务处特工训练班的教官。
刘全德在长期特工生涯中，为军统局培养了许多特工。抗日战争期间，军统局奉命执行行刺汪伪汉奸政权“外交部长”陈篆的任务，戴笠派遣了几拨特务均告失利。最后，戴笠亲自指令刘全德执行这一任务。刘全德密赴上海，小试牛刀，一举成功。刘全德返回重庆后，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和嘉奖。从此，“刘全德”这个名字在蒋介石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是蒋介石亲自点名要派刘全德出马执行暗杀陈毅的原因。
刘全德接受任务离开台北的前夜，毛人凤特地为其举行了一个欢送宴会。席间，有人提议请刘全德表演射击，毛人凤也示意刘全德露一手。刘全德其时已经喝了很多酒，他的身上一向是带着两支手枪的，当下就让人如此这般作了一番准备。片刻，两个小特务出现在宴会厅里，一个手里捧着一只鸽子，一个手里拎着一只皮鞋。毛人凤那天的兴致也特别好，亲自主持这场表演，站在一旁叫着“一——二——三”。那“三”刚出口，两个小特务一齐把鸽子和皮鞋分别扔向两个方向，而且是一上一下的，这算是代表“飞禽走兽”。毛人凤叫“一——二——三”时，刘全德还端坐在席上喝酒，就在“飞禽走兽”分投两个方向时，他突然启动，其速度快得令人难以察觉，就在那极其短促的一瞬间，已经完成了拔枪、瞄准、射击这一系列动作，只听得“啪啪”两下，鸽子、皮鞋已经同时落地！
当时，毛人凤带头为刘全德鼓掌。毛人凤还即兴发表了简短的演说，说凭刘全德的这一手惊人的枪法，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当然是不成问题的，预祝刘全德圆满完成任务。
刘全德化装潜赴大陆时，身上没有携带任何用于暗杀的武器，因为根据他长期的特工经验，认为这样是最安全的，至于行动时需要武器了，到时候再想办法。
刘全德密赴上海后，前往一个潜伏特务处去落脚。哪知这个特务在上海解放伊始，公安机关贴出公告让反动人员主动向政府登记以求宽大时，已经向公安局自首了。根据当时的政策，他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当场就回家了。这一情况，台湾方面是不清楚的，毛人凤还把他作为“潜伏关系”之一郑重其事地悄悄向刘全德作了交代。
刘全德作为一名高级特工，自有其独到的经验和思维。
当时，毛人凤一共交给他三个“关系”，其中两个是有潜伏电台跟其联系的，已经将有“海外来人”赴沪执行“重要任务”一事作了交代，只有这个“关系”没有通知，这是一个备用“关系”，如果前两个解决不了问题了，再去找他。刘全德的考虑却是跟毛人凤两样的，他寻思如果潜伏电台那边出了问题，那电台就等于已经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了，那么他的赴沪就可能已为上海市公安局侦悉，他上门去那就是自投罗网了。因此，刘全德决定不去那两个“关系”处，而先去了这个“备用关系”处。
不料，这回刘全德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他一登门，还没说出接头暗号，对方已经认出来人便是大名鼎鼎的刘全德了。
这个“关系”既然是吃特工饭的，自然是有一定思维能力的，他一看是刘全德来上海，马上知道肯定是来执行暗杀任务的，而且其暗杀的对象一定是中共的高级干部！于是，他就想向公安机关举报。
但是，刘全德的警惕性极高，他拦住了要给他张罗着买好酒好菜热情款待的“关系”，说只要吃一餐便饭就可以了，吃过饭他就要离开的，他是来了解最近上海的治安和公安局的警戒措施等情况的。那个“关系”的家里是有电话的，刘全德生怕他利用电话报告公安局，就寸步不离地跟着“关系”，使对方根本没有报告的可能。
那个“关系”也是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务，跟戴笠本人也相识，由此可见其在军统的资格。他一看刘全德如此防范，知道他对自己不放心，于是就做出一副自然的样子，真的把刘全德所想了解的情况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刘全德来上海执行暗杀任务，自然预先也是了解过上海的情况的，向“关系”打听一是为了核实是否起了变化，二是借以判断对方是否“叛变”了。“关系”向他如实地提供了情况，这使他认为对方还是可靠的，于是渐渐就解除了戒备心理。
但是，深知刘全德的厉害的“关系”还是不敢掉以轻心，他既不跟家人接触，有电话打进来也不接，并且不许家人接，对刘全德解释说生怕家人说错了话引起人家的怀疑。这样，一餐便饭吃完后，刘全德终于对他放心了。这时，“关系”就开始行动了，他趁刘全德不注意时，把正在抽的香烟的尾端咬下一截吞下肚子，于是引起了强烈的恶心而产生了呕吐。他对刘全德解释说是胃病发作了，只要买点药吃吃就会好的，以前都是这样的。刘全德进来前已经观察过周围的地形，知道西药房就在附近，干是同意让他出去买药。
“关系”知道他离开的这段时间绝对不能长，否则马上会引起刘全德的怀疑，可是他家距公安分局、派出所都有一段距离，这就难以如愿了。正犯愁间，突然看见马路上迎面过来一支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巡逻小组，不禁大喜过望，便上前去将情况悄悄说了。
巡逻小组一听，立刻要冲到“关系”家去抓人，“关系”慌忙拦住：“不行，你们三个人三支枪，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巡逻小组大吃一惊：“什么，他那么厉害？”
“关系”说：“他的厉害根本是无法形容的，你们赶快去多叫些人来，四下包围住，然后才能行动。快！快！”
巡逻小组当即跟部队取得了联系，部队急忙向公安局通报情况，军警双方立刻紧急出动，光解放军就出动了一个排的兵力。就这样，刘全德终于落网了。
刘全德在接受审讯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参加审讯的公安人员中有一位是年轻人，他对刘全德被捕时身上没有携带武器感到不解，怀疑把武器密藏在哪里了，于是就问：“你是来执行暗杀任务的，那么你的枪呢？”
刘全德当时非常傲慢地看着这位审讯员，冷笑道：“枪？我刘全德搞这种事还要带枪？当我需要时，你们解放军的枪、警察的枪就是我的枪！”
但是，刘全德在我公安人员的政策攻心下，还是较为利索地交待了所有情况，包括另外两个“关系”。于是，上海市公安局领导就下达了立即拘捕那两个敌特分子的命令。
被戴笠赏识过的劳有花
刘全德交待出的另外两个“关系”，一个名叫雷霜，40岁，此人以前是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便衣探员，抗日战争时期又作为军统的地下人员打入汪伪的“76号特工总部”。抗战胜利后，雷霜算是军统地下潜伏有功人员，受到过嘉奖。随即去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当上了一名科长。后来患了肺病住进了广慈医院，一住就是一年，出院时已是1948年5月了。不知什么原因他突然改了行，去了一家洋行做起了职员。上海解放前夕，这家洋行易主，改名叫“祥德商行”，雷霜是该商行的襄理。
上海解放伊始，人民政府发布命令让国民党伪职人员去登记时，雷霜也去登记了，因为没有发现他历史上有过什么血债，而且他在1947年春天就已经离开警察局了，公安机关也就没有对其特别注意。但没想到现在刘全德的交待表明这个姓雷的家伙竟然是毛人凤留下的一个重要潜伏特务，现在让其协助刘全德执行暗杀陈毅的行动！
公安人员立刻出动，将雷霜缉拿归案。雷霜在审讯期间，因肺病复发，救治无效，死于狱中。
与此同时，公安机关的另一路人马还去抓捕刘全德交待的另一个“关系”劳有花，但是，这次行动却是无功而返——刘全德所交待的地址并没有劳有花其人。
据刘全德交待：劳有花，女，出生于山东省胶州半岛上的一个资本家家庭，初中毕业后，考入了南京的一所外国教会创办的护士学校。刚刚去报到就爆发了“8·13事变”，护士学校不久迁往汉口，后来又搬往重庆。1941年夏，劳有花从护士学校毕业，当时受形势影响，和一批同学积极报名要求参军，上前线抗日杀敌。当局批准了这些热血青年的要求，准予入伍，量材录用，劳有花被分配去了军统局。
军统局人事处把劳有花打发到局本部的医务室去当了一名护士，那段时间刘全德在重庆军统局的特务训练班担任教官，戴笠每个星期都要把包括他在内的十几名资深教官召往局本部去谈话、吃饭。所以，刘全德经常在军统局本部见到劳有花，也听说过关于她的一些情况。
据说劳有花刚到军统时非常不开心，因为她之所以要参军，是为了上前线抗日杀敌，现在让她呆在后方，实在于心不甘。为此，她曾专门写了一份血书，当面递交给戴笠，请求准许她去前线。戴笠没有批准劳有花的请求，但是曾专门去医务室看望过劳有花，并且谈了几分钟话，给予勉励。
从此，劳有花在戴笠的头脑中留下了印象。1944年底，军统局开办了一期短期特训班，其中有10名女学员名额，戴笠想起了劳有花，派人去问她：是否对从事特工感兴趣？劳有花于是报了名，自然是第一个被批准，还由戴笠点名担任了特训班副班长。
特训班结束时，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劳有花随军统局迁往财京。之后，刘全德就不清楚其去向行踪了。直到这次奉命赴沪执行暗杀任务时，毛人凤亲自把三个关系人的名单交给刘全德，让他当场熟记后撕毁。刘全德一看之下，方才知道那个局本部医务室的小护士已经成了“保密局”的潜伏人员，现在上海霍山路的一家诊所工作。
可是，当上海市公安局的侦查员会同提篮桥分局的警察急赴霍山路该处时，却发现那里并没有什么诊所，只有一家两开间的水果店。警方问了店主，答称是半年前新开的店铺，以前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用的，他不清楚。
上海市公安局当即决定立即对劳有花的行踪进行周密侦查，务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其捉拿归案。为此，警方专门成立了一个三人小组。
三人小组接受任务后，随即对案情进行了分析：看来诊所确实是存在过的，那么刘全德的口供看来不会有错，那个名叫劳有花的女特务肯定曾经在诊所呆过。现在要想得到她的下落，只有先从诊所的下落查起了。
侦查员二上霍山路，不但访问了水果店老板，还走访了附近几家店铺，得知水果店的位置以前确实开过一家诊所，诊所里也确实有一个如刘全德所交待的那个年龄、模样的护士，至于姓什么叫什么，因为没有打过交道就不清楚了。
侦查员心里有了底，寻思要查清诊所的情况，只有去向卫生管理部门打听了。于是，他们门去了提篮桥区政府卫生科。
上海解放后，各方面的秩序恢复和建立得很快，一周之内各政府机构职能部门就已经建立了，随即开始调查分析，逐步推出了一套套管理措施。1949年8月，上海各区就进行了对全市私人医院和诊所的登记。这种调查是由各区政府卫生科进行的，所以提篮桥区政府卫生科应该是有那家诊所的登记材料的，而材料中应当是有从诊所主任到所有医生、护士、杂务工的基本情况的。
可是，侦查员过去一查，登记倒是进行过的，而且也登记了劳有花所供职的那家诊所。但是，材料却是没有！原来，去年8月进行登记时，那家诊所的业主也就是主任，向卫生科报称他准备歇业了。工作人员告诉他，歇业自然是可以的，但是必须在这次登记工作结束前也就是8月底前歇业，否则，还是需要登记和交纳登记费用。对方说那我就不参加登记了，我一定在8月底前关门打烊。到了8月27日，那家诊所果然关门歇业了。这样，就没有进行登记，因此也没有留下任何材料。
这个结果对于侦查员来说，自是非常意外，脸上立时显出了难以掩饰的失望和沮丧。那个接待他们的科员看在眼里，颇有点同情，于是说：“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说说看的，我知道的情况有助于你们的调查也说不定。”
侦查员寻思也只有这样了，于是问对方是否知道那家诊所的医生护士情况。对方说这不清楚，不过那个主任他倒是知道姓生名的，说着他就写下了三个字：杜传耀。并且向侦查员述说了此人年龄、外貌特征等等，除此之外，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过，知道了这个名字也好，调查起来总是要方便一点的。侦查员经过一番商议，最后决定还是去霍山路那里查摸情况，不管是杜传耀的情况还是劳有花的情况，只要查到一点，也许就是线索，顺藤摸瓜有个结果也是可能的。
寻找留德医生
但是，霍山路那里的原诊所邻居所提供的情况也就只是原先写在该诊所墙壁上做广告的内容，归结起来是这样一组十六字的广告词——留德博士肺科专家真诚效力起死回生。
于是，侦查员就只好从这组广告词上试着做文章了。他们寻思按照当时拍的规矩，这种广告词肯定有夸大之嫌，光凭比是难以作出准确分析的，还得进行调查。于是二赴提篮桥区政府卫生科，不问别的，只问一点：那个姓杜的诊所主任医术如何？那组广告词里究竟有多少水分？
卫生科的那位科员告诉侦查员：杜传耀的样子看上去确实像是一个出过洋留过学的人，当时来他过里询问是否可以歇业时，可能是生怕对他的医术产生误解，以为其要求歇业是因为怕政府登记而露馅，所以拿来了他在德国留学所取得的文凭和一些照片，看来那倒是真的。另外，区政府有一个干部经卫生科出面关系请杜传专耀看过病，据说倒是有点效果的。因此，此人看来确实是一位学过医的专职医生。
侦查员据此分析就得出一个结论：杜传耀虽然不开诊所了，但是他既然是一位正牌的医生，那就不大可能把自己的专业丢弃了去另外寻一份工作，他极有可能仍旧在行医，多半是在哪个医院或者诊所。于是，决定以此为突破口，在全市医院、诊所范围内进行寻查。
这项工作做起来虽然麻烦些，但是总还是理得出一个头绪，因为只要到各个区的卫生管理部门去查一查登记材料就可以了。全市所有的医院、诊所的医生、护士、杂务工的名单分布于各区的卫生管理部门，要求一个月去区政府卫生科补报一次是否有变更。因此还是颇有可信性的。
侦查小组借助各区公安分局的力量，在三天之内查遍了全市所有医院、诊所的材料，可奇怪的是竟没有发现杜传耀其人！
侦查小组向领导汇报了侦查过程，领导也觉得出乎意料。这个案件是上报公安部的特别重大案件，当时破获情况已经向中央报告了，报告中也提到了“尚有涉案特务一名正在侦缉之中”，所以，领导对此分外重视，指示一定要将劳有花追缉归案。三天后，上海市公安局专门举行了一次有18名资深侦查员参加的案情分析会，专门分析劳有花的下落问题。
会议经过一番讨论，最后得出结论：侦查小组的侦查方向和思路都是准确的，还是要从寻找杜传耀的下落作为楔入点，而杜传耀其人还是要着眼于从卫生系统找。有人提出了一个主意：不排除杜传耀去上海周边地区开诊所或者行医的可能，但是，周边地区的西药一向都是要向上海西药批发商进货的，因此，可以去向上海的西药批发商那里打听情况。
这是一个到位的主意，侦查小组随即走访了西药批发商，果然查得了杜传耀的下落：在榆林区“大德机器厂”担任医务室主任！
原来，杜传耀是一位正直的医务人员，他在行医经营中既不超常收费，所用的药品也是完全正宗的，在消毒方面也不敢有丝毫的疏忽，这样，其成本肯定高了。而解放后由于情况起了变化，原先那些喜欢到熟识的私人诊所来看病的有钱人走的走了，抓的抓了，没走没抓的为了表示向劳动人民靠拢，也不敢摆阔了，这样，杜传耀的诊所就有入不敷出之虞，于是他就决定关门。关门之后，杜传耀应一位朋友之请，去了其开的“大德机器厂”担任医务室主任。
侦查员问杜传耀：你以前的诊所里是否有一个名叫劳有花的护士？
杜专耀点头称“是”，随后不等侦查员再问，就告诉说劳有花已经去了曹家渡的一家纱厂，是他介绍过去的，也是在厂医务室工作。因为诊所关门时，其他医生、护士都表示可以自己寻找出路，只有劳有花看上去面有难色，于是他就把她介绍到那家纱厂去了。之后杜传耀再没有跟劳有花有过联系。
侦查员随即急赴曹家渡那家纱厂，这是一家不过三四百人的小厂，缩在一条弄堂里。侦查员直接找了厂长，一出示证件，对方特别客气，客气中显出了一种一眼就能看出的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畏惧，这是当时许多资本家和资方代理人的普遍现象。
侦查员向这位资方代理人说明了来意：要找一个名叫劳有花的人。厂长略一考虑，摇头道：“对不起，本厂没有这样一个人。”
侦查员暗吃一惊，寻思难道又扑空了。于是写下了劳有花的名字，说那是一个大约二十七八岁的女子，皮肤很白，长得略有几分姿色。厂长听了还是一脸茫然，但他随即打电话通知人事股送来了职工花名册，一翻，果然没有“劳有花”这个名字。
侦查员想，这劳有花既然是杜传耀介绍过来的，那肯定是在这家工厂的医务室工作，于是问道：“你们厂有医务室吗？”
厂长点头：“有的。”
“你现在打电话让医务室的负责人过来一趟！”
医务室负责人是一个三十多岁的戴眼镜的女医生，走路轻轻的像一只猫，整个样子文静至极，宛若教堂里的修女。她说话的声音也是又细又慢，但却明白无误地告诉侦查员：医务室有过这样一个人，但是只呆了一个多月就离开了。
“离开？为什么离开？”
“她是去年8月底来的，到了10月中旬就离开了，至于为什么离开，她没有说，我也没有问。她离开时，还请我们医务室的四个同事吃了一顿饭，就在曹家渡桥旁边的那饭店吃的。”
“她去哪里了你知道吗？”
“这个她没有说，只是说不想在本厂呆下去了，好像嘀咕过句是嫌工资太少。”
再问，对方也兑不上什么了。
医务室负责人离开后，厂长马上向侦查员鞠躬表示歉意：“对不起，这不是我故意的，因为我确实不知道本厂有过这样一个员工。”
侦查员对此表示不解：“你这个厂子一共四百来人，怎么医务室有没有这样一个人都不清楚呢？”
厂长又鞠躬：“对不起，我是去年11月1日才到这里来的，因此不了解情况，请同志们原谅。”
原来如此！这当然怪不得他了。根据杜传耀说的劳有花是他介绍给这家工厂的老板的，侦查员寻思兴许劳有花离开时会跟老板打一个招呼，透露其去向，于是又问：“你们老板呢？”
厂长点头哈要道：“老板就是原先这里的厂长，他已经过世了。”
“过世了？”
“是的，老板过世后，他的遗眷邀请我来管理这个厂的。”
“老板是几时过世的？”
“去年10月份。”
“他是生什么病过世的？”
“听说是心脏病突发，没抢救过来就死了。”
侦查员当时没有把老板的猝死跟劳有花的离开关起来。回去之后，三人商量了一番，决定兵分两路再作调查：一路是向那家工厂的医务室其他三个人了解劳有花在那里工作一个多月期间的详细情况；一路是去访问老板家属，了解老板是否透露过劳有花的去向或者其他情况。
两路同时行动，但是都没有取得什么突破。对于劳有花的调查，就此搁浅了！
不久，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上海市专门成立了“镇反工作领导小组”。该小组曾发文要求全市各有关职能部门密切注意一批漏网敌特分子，其开列的名单中就有劳有花。
但是，直到运动结束，也没有查得劳有花的下落。
纱厂的女护士
劳有花潜逃到哪里去了？
她逃往山东济南了。
劳有花当年被戴笠点名去军统局的特训班接受为期一年的特务训练后，由一个小护士成了军统的情报特工。她在随军统局“还都”南京后，曾先后在南京、镇江、苏州和上海执行过对付中共地下党的特工任务，每次都完成得十分圆满，受到了接任戴笠的特务头子郑介民、毛人凤的重视，破格晋升为陆军少校军衔。
1948年11月，解放战争形势已经十分明了，国民党方面知道大势已去，开始准备备后路，其中一条就是大批安排潜伏人员。劳有花的名字也被列于其中，毛人凤亲自找其谈话，让她前往上海潜伏，并规定了联络方式和暗语、密码。
劳有花算得上是一个出色的特工，当时因为上海还是国民党的天下，一般凡是奉命潜伏的特务都是由各自的机关，或保密局，或中统，通过掌握的关系联系潜伏点，予以介绍安插。而涝有花认为那是一着险棋，因为共产党过来后肯定要对潜伏犬分子查一查的，这种介绍方式是不可靠的，所以她就摒弃不用，而宁可自己冒着寒风在上海滩四处奔走，最后在杜专耀的诊所找到了一份工作。
劳有花在诊所做得很好，杜传耀对她满意，跟同事关系也处得非常和睦，她正感到欣慰时，杜传耀因为难以经营下去而决定关门了。劳有花于无奈之下，只好接受了这一事实，幸亏有杜传耀的热心介绍，她随即去了曹家渡的那家纱厂，还是做她的医务工作。
杜传耀是那纱厂老板的朋友，当时是直接将劳有花介绍给老板的，由他掏钱在西菜馆吃了一餐，就把劳有花交给对方了。令劳有花没有料到的是那个老板不像杜传耀那样是一个正人君子，对于她的年轻美貌无动于衷。这位老板是一个色鬼，从见到她的头一眼开始，就动起了不轨之念。她上班后不不到一星期，就不得不跟老板上了床。但劳有花想想这也好，老板至少可以成为她的一把保护伞，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令劳有花始料不及：
1949年10月中旬的一个晚上，老板的家人去亲戚家了，老板把她接到自己家里，照例还是上床。哪知，老板因为患有心脏病，激动过分竟然发作了，在她的身上失去了知觉，随后就猝死了！劳有花虽然受过军统的特工训练，但是训练科目中是没有这一项内容的，她大惊之下也昏了过去。当她苏醒过来时，老板的家人正好刚刚返回，这一幕固然使她无地自容，但是也使她摆脱了“谋杀”嫌疑。
老板的妻子是出身于被旧时上海滩称为“大人家”的有产阶级家庭，其父其兄都是帮会人物，她成长于这种环境之中，耳濡目染父史们的那一套做派，也形成了一种有胆有识、杀伐果断的性格。面对这令人震惊的一幕，她很快就冷静下来，然后作出了决定：从家族名誉考虑，必须对此严格保密，任何人不许透露片言只语，对外统一口径——老板是在睡眠中突发心脏病而殁的。
这当然也需要劳有花封口。于是，老板妻子跟她进行了谈判。先把一沓钞票放在她的面前，然后是命令式的话语：给我立刻离开这家厂，自寻出路；永远忘记今晚这一幕！
这个外理结果，当然是劳有花最愿意的，于是她收了钱，立刻走人。次日，她向工厂人事股提出了辞职请求。三天后，劳有花离开了这家工厂。
劳有花离开纱厂后，很快就在卢家湾一家私人诊所找到了工作，也是故护士。根据“保密局”的潜伏规定，她将自己的职业和新址用暗语写了两张条子，分别贴于大世界后门和十六铺大达码头的广告牌上，以通知她的上司。
劳有花跟她的上司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她从来没有见过她的上司，也不清楚对方的任何情况。她跟上司的联络，就是靠在上述两个地点张巾条子，而上司跟她的联络，一般是用寄信件或者印刷品来进行的，当然用的是密写药水，需要特殊的显示液才能显示出来，显示出来后刚刚看清就又自动消失。
劳有花贴出上述条子后，没有接到上司的任何消息，这于她无碍，因为根据规定她算是已经尽到责任了。由于解放后“肃反”声势非常强大，劳有花对于这种对她的不闻不问反而感到欣慰，她愿意就这样一直维持下去。
可是，到了1950年2月上旬，劳有花的希望破灭了：她突然接到了一封没有落款的信函，以密写药水显示出来一看，是以“保密局”本部的名义向她下达的指令，让她立刻着手收集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市政府要员的出行、生活情况，所列名单的第一个就是陈毅，以下还有饶漱石、谭震林、曾山等人。
劳有花凭着她的特工经验，马上意识到台湾方面已经决定要对上述中共高级干部实施暗杀行动了。
一个月后，劳有花又收到了一封挂号信函，用密写药水显示出来一看，竟是以密码所写！这就是说，向她发出这封密信的上司也不清楚这封密函的内容，她用密码本翻译出来一看，是以毛人凤本人的名义直接下达的一道指令，只有短短12字：即将来客，准备接应，务予配合。
劳有花马上意识到台湾所派遣的刺客即将抵达上海了，而她则必须配合刺客进行这次行动。劳有花处在这当儿，要么向人民政府自首，要么执行台湾的命令，她尽管不愿意选择后者，但是最后还是决定选择后者了。
叙述到这里，要指出台湾“保密局”在这件事上面的一个失误：“保密局”在制定《潜伏人员工作条例》时，没有具体规定应当将潜伏特务的每一个住址也即联络点的变更立即向台湾报告，因此，当劳有花那个不知名址的上司在知晓劳有花已经变更联络点的情况下，并未将这一变更通知台湾。而台湾方面也没有在决定动用劳有花这个“关系”时询问劳有花的上司，这样，毛人凤交给刘全德的联络点也就还是她在霍山路的那家诊所的地址。这个失误使劳有花成了漏网分子。
之后，劳有花就开始等待海外“来客”跟她联系，但是，等来等去一直没有等到。直到后来报上刊载刘全德落网的消息后，她才知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劳有花作出的反应是：立刻离开上海！
于是，劳有花就逃往山东，并且在济南落了脚。
劳有花的父母早在抗战时期就已经双亡，她在济南有一个表妹，抗战后期曾经去过重庆，劳有花当时热情地接待过她，因此两人是有联系的。
解放后，劳有花的表妹嫁给了一个解放军军官，她本人也成为干部，在区政府工作
劳有花离开上海后，直接去了济南这个表妹处。劳有花在军统工作一事，她的所有亲属都是不清楚的，因为她当时离开家乡时是考上了南京的护士学校，因此大家都只以为她是从护士学校毕业后从事医务工作了。就是对她那个去过重庆的表妹，当时劳有花接待时也没有说自己在军统局工作，只说是干医务工作，表妹自然信以为真。现在，劳有花到了表妹那里，就谎称自己在上海失业了，因此来济南投靠表妹。
表妹自无二话，跟军官丈夫商量后，由丈夫出面跟个已转业到地方上当了官的战友打了个招呼，劳有花就安排去了一家私人开办的工厂，还是在医务室工作。不过，这家工厂的医务室连她一共只有两个人，因此，她被称为“医生”，好在劳有花的那医学知识已经足够胜任这份工作了。
劳有花这回离开上海，算是跟“保密局”方面彻底脱钩了，她离开时也未在大世界和十六铺张贴条子，寻思“组织”再也找不到她了。这样，劳有花就面临着一个重新选择的问题，她观察形势，知道共产党肯定是站住脚了，再也不可能像当初上司让她潜伏大陆时说的“最多两年就可以打回来”，于是，她就动起了过太平日子的脑筋。
劳有花最初的做法是百事不管，做好自己的一份工作。但是，她的文化在当时说来已经是全厂最高的了。这样，政治学习时读报纸、开会时的记录、出黑板报、写标语等等的跟文化搭界的事情就脱不开，渐渐地她自然而然也成了全厂的有名人物，不但本厂，就是外厂也都知道她了。
不久，行业开会也就叫上劳有花，区政府举办什么政治性的宣讲员培训班，也有她的份儿，接着，又是工会。不到两年，劳有花已经成为厂里的积极分子。
劳有花寻思这样倒也好，自己表现得积极点儿，让人根本不会对她产生怀疑。怀着这种动机，劳有花竟然安然度过了“三反”“五反”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这时，劳有花所在的工厂已经成为公私合营性质的企业了。
“反右”运动结束后，工厂党组织发展中共党员开具的考察名单中，有劳有花的名字。于是，劳有花马上写了入党申请书，又上党课列席党员民主生活会等等，忙得不可开交。到了1958年初，党组织正式派人找劳花谈话，然后叫好填写登记表格。
登记表上要求如实填写本人的履历，并且得——列出证明人和证明人的身份、地址，这是需要政审的。这个问题，劳有花早已考虑过了，否则她也不敢要求入党了。她把自己从1937年考取南京那所教会护士学校一直到在重庆军统局、南京保密局的全部经历，篡改为考取护士学校上学毕业后在重庆、南京的私人诊所工作，一直到1948年底她去上海奉命潜伏为止，那么证明人是谁呢？劳有花已经想好并且试探过了，就是她的表妹。
1948年底去上海潜伏后的那段历史，劳有花倒不怕，因为她是这样考虑的：当时她离开上海来济南时，那个地址是在卢家湾那里的诊所，如果落网的那个台湾刺客已经把她供出来了，公安局去查过了，也已经是一个无头案子了，因为那个诊所的人根本不知晓她的任何情况，而她只要氢那段短暂的时间放到济南，谎称离开曹家渡那家工厂后是直接到山东的，只不过在山东各处转了转，寻找失散的亲戚，又在表妹家呆了一段时间，这样也就呆以蒙混过去了。在霍山路杜传耀开的诊所和曹家渡那家工厂的时间她是照实写的，因为她认为自己在那里没有发生过政治问题，而跟那个老板发生肉体关系之事，已经跟老板家属有过协议，双方当然都是守口如瓶的。
主意打定，劳有花就按照这一如意算盘进行了。登记表交上去后，党组织首先是向她的表妹夫妇调查，两人分别作了证明。情况果然如唠有花预先所估料的，她的表妹把听她以前自己介绍的情况作为她所了解的情况，以知情人的身份作了证明。
劳有花大为得意，寻思这一关过去了，另外两方面的调查她也不怕，因为她在表格上面所写的是实情。
殊不知正是这实情使劳有花露了馅：工厂党组织分别向上海方面发了两份外调公函，一份是发往上海市卫生局的，要求代为向杜传耀调查核实——有关人员也想当然地认为杜传耀肯定在卫生系统工作；另一份是按照劳有花表格上的地址发往曹家渡那家工厂的，料想也一定已经公私合营，但地址估计是不会错的。
前一份公函还在上海市卫生局打转时，后一份公函已经发生作用了。那家工厂确如发函者所估料的，已经公私合营，但是还在曹家渡原址，而且医务室也还是那几位，那位修女样文静的女医生还是当着主任。这样，接下来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这份公函随即被送到了公安局。
上海警方的档案中还保存着这个悬案的记载，尽管当时的经办人已经调离了原先的岗位，但是一查还是马上弄清楚了。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亲自签署了逮捕令，指派警员前往济南对劳有花实施逮捕。
劳有花被捕后，对其所犯罪行供认不讳。不久，劳有花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