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道德沦丧的原因
(2008-02-03 12:2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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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有没有道德观?这是一个问题。
道德建设是不是可以自外于政治体制和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就像我们看到的——只要搞出一种类似空姐的微笑服务,道德建设就会因此发生——抑或是,她笑她的,道德败坏,还是道德败坏。于是,何以国人数典忘祖,道德沦丧,究竟是些什么因素造成,成为一个亟待解释的课题。
笔者无法深入其中给出完美的答案,只是说说感觉。
这些感觉首先是政治因素使然。我常常和朋友说,如果一个人,一个集团,一个国家可以任意杀人,这个国家的道德底线就彻底玩完了!这当然不是说笑话。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比如说,伟大的伏尔泰就把摩西骂得体无完肤,说是于史于理,摩西都不是好东西;这样,到了法国革命时代,人们就可以把圣经拴在驴子的尾巴上招摇过市。其结果,当然就是断头台呼呼转动,人头滚滚落地。因为杀人是一种新道德,是革命者最大的时髦——这个东西,在中共革命时代被如法炮制;他们的政治正确论可以杀死几百万地主,文革可以杀死学生自己的校长,为甚?就是因为摩西说的,不可以杀人——这个看法被颠覆了。既然可以杀人,杀人有理,试问,人间尚有何不可以实践之事呢?六四,就是一证。说是杀死二十万,换来二十年稳定;这二十年,就是所谓刺刀下建设的道德本体,也就是无道德本体。这个口子一开,道德中人自然惶惶然不可终日,因为这个现实太残酷,残酷到可以人人自危。这个自危,是杀人天天有,今天到你家,那种自危。
危机是不是六四开始?当然不是。从四九年,这个自危运动就开始了;不是五七年才开始,说假话,不是五七年开始,是四九年开始,甚至更早。看看建政初期的大小报章,即可获证。儿子揭发老子,工人攻击老板,农人杀死地主,就连著名人士,也在那时开始了诛心之道——文革时,叫做批倒批臭。于是,杀人可以论和揭发批判,谎言覆盖论,合而为一。暴力和谎言,持续中国几代人,人们避之唯恐不及,但是,你其实无法避之。说谎,对不对?在中国,说谎,很对。比如,我们可以列出几种说谎的方式。
第一种,就是明知故犯。报纸,是人民公器,不可以谎报新闻。但是,在此国中,你不可以不谎报之。人们知道,大跃进时期的亩产谎报等,即是。第二种,叫做内外有别,上下有别。做新闻,可以采用说出一部分事实之做法。记得笔者所在报社报道九一一,就是只能在头版固定位置刊载一则新华社通稿,五百字,不能多,也不能少——所有大报版面一致,字体一致,所载报道一致,放在右下角——你可以写五百五十字吗?不可以——你可以抬高报道位置于版面吗?不可以。你是不是可以转到下一页详细报道?不可以。于是,出现第三种道德滑坡,就是人们自主性的彻底丧失。新闻从业人员如此,其他人员也如此。长此以往,不但做报纸的人们自律得道,看报纸者,也习以为常。由于长期举起一个所谓的选择眼,人们甚至面对真相也是惶惶然,不知其所以然也!我本来可以在所在报社,看到台湾解严新闻,但是,内地报章对此毫无反映,我做为一个读者,就连这样重大的新闻,却也看过等于没看——报社中人,在那一年,那一月,那一天,无一人言说此端;就这样被自律掉了。
那么,和自律相反相成的是什么?就是不择手段和无所不用其极——就是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你看六四,就是不管死人还是不死人,清场镇压,就是得道。于是,在自律的反面,人们得令猖狂,枪口伴随着微笑射杀,这就是国家在承担道义灭绝的保护伞。这个事情和纳粹屠杀犹太人可以有恃无恐,是一个道理。我们强调过很多遍,很多学人也写过很多遍,一个政治设计和理想乌托邦,把德国秩序论,大东亚共荣圈论,共产主义论,改革论,做为最高道德诉求,就像人们在历史上常见的打打杀杀,据说,都是要在实现目地的时候可以不择手段,于是,人类的悲剧应运而生。现在,中国人继续走在这条险恶的理想之路上,不得回头——因为,他们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一部分人究竟何时回顾广大没有富起来的民众,好像要等一百年。于是,这一百年里的道德,就是一部分人吃掉另一部分人的道德,而且非常明显的是,是少数人吃掉多数人,吃掉人,吃掉环境和资源,吃掉基本的文化和政治常识,一直吃到他们不想再富?是的,中国人的全部道德/不道德原理,就在这里。
国家机器开动起来,国家宣传机器开动起来,政治正确,就成为政治血腥的保护伞。这一点勿庸置疑。人们说,你们要诉诸人们的良心,对各种罪犯施行所谓的良心挽救之道——说,自由存乎每一个人的心里,含罪犯的心里。这个说法在绝对的意义上,没有错。宗教的力量成为道德法庭的忏悔之所,在绝对的意义上,没有错;但是,人们还是在一个更大的错误前提下,忘却了建设一个必不可少的小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首先要区分恺撒和上帝的各自归属。如果人们不知道极权主义的上帝之道,可以杀死恺撒,他的这种宗教理念和拯救之道就非常虚伪。也就是说,宗教正确论的现实,首先要面对政治正确论——人们可以在宗教歧见中生存的前提,往往是不违反政治上的人人不干涉人人的原则。除去这个原则,实行政教合一,说是毛主席就是上帝,就是救星,人们还有何宗教可言呢?你要对纳粹游行时期德国大众的道德,来一个谆谆教导,使他们回心转意而不废其国家机器乎!于是,星空律令被语录本子代替,摩西和耶稣,佛陀和阿拉,自然悉数滚蛋。于是,一切道德沦丧,由此开始。(可悲的人类,在回顾他们历史的时候,确然发现了一些写进文化历史和政治学史的新名词:古拉格;劳改;文革;右派,等等——试问,这是一种什么样子的道德回顾呢?谁要承担这种无道无义的政治历史责任呢?何以这样的道德历史,却会被西方的政治道德容忍,并且与之共舞呢?稍有尝试者,无论东、西方人士,都会因为上述名词的出现而痛心疾首,因为,那正好是世界村道德沦丧的现实和历史写照。)
现在,这个后极权主义没有具体的毛主席了,但是,其思维方式,还是要国人统一思维,统一步调,统一情绪。于是,宗教要服从党的意志,耶稣等人也要,据说是,可以入党了。这样一来,耶稣的道德规范,成为党的一种意志;佛陀,也要学习马列主义了。这个东西,不是说笑话,是道德滑坡的一个本质原因。人们看到,既然耶稣可以入党,那么,耶稣就不是耶稣,党也不是党——就是,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是的教育,教育出来的东东,就什么也不是——相信耶稣的,就不相信了,相信党的,同样也不相信——这个什么也不是主义,成为新时代的虚无主义。很多人说,他们是基督教徒,但是,他们可以咒骂祖先于笔下,什么孔子是条丧家犬啊,什么中国文化是吃人文化啊,什么党文化,是封建主义啊!等等。于是,中国人的祖先和传统文化,在这样的叫嚣声中,被颠覆和涂炭了——而这正好是耶稣不是耶稣,党不是党,这样一种畸形后极权主义道德文化的呈现。我们的提法简单之极,就是:民主体制,才可以容纳宗教文化和其他文化;专制体制,尚且可以宽容之,如,一再提到的拿破仑文化和俾斯麦文化,可以容忍甚至建设了某种道德体系和法律制度——唯独极权主义文化是无文化,他不可以容纳宗教。这也就是一向所言之帝师合一文化的排斥宗教性质。我不知道伟大的梵蒂冈教宗,如何因应这个挑战!他是不是也认为耶稣和党文化,可以合一乎!他的前任在争取波兰人的宗教自由和道德复归,而他这个现任者,却在研究他的耶稣,他的教义,是否可以由共党授权加以解释,背书,通融,搞出一个新的改革运动——世界上,真的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在廓清这些大前提,大问题之前,几乎中国所有道德文化问题,基本处于无解状态。暴力,成为不单是六四武装镇压对于道德层面的基本毁灭,经济暴力——我们指,所谓新阶级和红色资本家的、可以有权不择手段的假竞争,假博弈,同样带来道德和经济双层面的虚无主义和掠夺主义。这样的政治不道德,带来的一切不道德,成为中国社会生态的根本病状。他们这些大小毛主义分子,关注的抓老鼠主义,成为了中国人投机取巧,趋炎附势,明抢暗夺,枉道从势的现实,且越演越烈。我们说过,不是孔孟之道没有统领五千年文明,不是世界文明轴心,排斥了孔孟和中国文化(见雅斯贝斯语);不是中国所谓专制主义,没有产生中国文化和孔孟精髓;不是蒋介石取消了基督教义,儒学原则,取消了《大公报》和《观察》(起码他存在过),而是中共极权主义文化体制,使得任何一种文化,变态成道德本体的异化体和退化体——陈寅恪大师明言此理:他说,近代以来的体制所变,使得儒家文化失却载体——他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换言之,民主政府如果成立,儒家怎么办?一言蔽之: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虽然,我们可以甚至允许实证主义的语言学质询,将此命题,进行辩驳,来证实凯撒和上帝的语言归属课题——因为,当人们这样判断的时候,他们无以为他们可以界定何谓凯撒,何谓上帝做出实证——其实,这个东东,也属无解。历史,是历史的解说——自由的历史,就是不自由的历史;道德的历史,就是不道德的历史;我们寄希望于一个宽容的历史,改变一个不宽容的历史。其中的道德要素,就是认同所有层面的文化存在——唯独不可以容忍排斥一切文化的文化,党文化,布尔什维克文化和雅哥宾无神论文化——因为,所有这些文化,是反文化,是反人类的政治毒瘤。容忍毒瘤,不是衔接生态物链而是要削弱之,甚至消灭物种。
这个道理,放到道德层面,就是道德可以存在,甚至容忍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道德,但是,不可以容忍每一个时代,都要消灭每一个时代的道德。就像我们所言,道德就是道德,是元起于摩西,耶稣或者孔孟的那些基本教义,甚至可以说,是覆盖一切时代的道德通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也就是,自由主义所言之消极自由,不干涉他人之自由,不可因为要树立新自由,新民主,社会主义新人的自由,就取消历史和元道德——如果人们一会主张认同苏联式新民主,一会认同中国式新自由,那么,事情就会起变化,变化到最终取消基本自由和起码民主。
当这些基本常识被解释清楚以后,我们发现,时下中国社会,既没有还原政治自由的道德原意,也没有还原宗教自由的基本原义,他们在经济政治层面,不曾建设任何道义原则。在此现状下,构建一种既无文化也无宗教价值的苟且道德和实质不道德现状,成为现实。他们既无宗教涵养,更无政治宽容。他们建设的道德虚无场域,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总体上的无文化特征。他们所言的社会主义文化,根本不是原创和原义文化,而是一种各取所需的嫁接失败产物。他们嫁接的资本主义,失败了,因为他们不是林肯和杰斐孙;他们嫁接的社会主义文化,失败了,因为他们甚至不是马克思和卢森堡;他们建设的市场经济,不是市场,而是官场;他们的官场文化,明暗规则,玷污了资本市场的市场道德和法制。这个现状,无需赘言。
二、他们的道德建设就是不道德建设。他们在推举官本位制度的俗不可耐和寡廉鲜耻的文化不道德主义中,灌入了世界上最为不耻于人类的人治体制。在遭遇灾难的时候,他们甚至要小孩子、小学生死于其前(新疆大火事件……)。这样的官本位道德的建立本身,就是取消人类尊严的不道德建制。
三、极权主义文化的整体主义,变成一种人格螺丝钉主义。这样的团体操式的建制,使得每一个活生生的人,苟且于生存之道而枉顾了他们的尊严和个性。他们始终不敢正视他们的主子,在所谓新中国的每一页历史上。于是,人格的分裂和犬儒,使得主子文化和主子道德,处于肆无忌惮,不受任何监督的任何领域。从企业建制,到媒体建制,从大学建制到机关建制,这样的螺丝钉人格和奴性人格,比比皆是,无法收拾,也几乎无法改革。这样的官吏和草民,成为中共无道德逻辑实施的通畅管道。他们根本不用担心,甚至在朝廷历史中出现的硬谏和死谏。他们听到的,是孔孟之道中最为污秽和下贱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而民为贵,君为轻之思维,早已并不存身。
四、在革命时期的人人反对人人的做法,在和平时期,变成人人欺骗人人。他们描画了一副中国人人开汽车,住洋房,出国行的假象,而回避了广大民众实际生存的困境。他们当然不会允许他们建立独立的民主的农会和工会——因为,他们认同的无产阶级主人翁道德,就是两个字:服从。
五、他们取消了国家文化建设中的公器之使用和公器之自由性质。大学,几乎已经不存在任何人文精神的陶冶和训练;报纸,几乎等于宫门抄;机关,则成为巧取豪夺的权利单位。所有这些机制的道德建设,就是呼应官僚喉舌的胡说八道——几十年来,形成了不知道何谓民心,何谓道德的历史积习。所谓法治和操守,只是写在人民日报上,连他们自身也加之嘲弄的垃圾文字。
六、钱,成为人们顶礼膜拜,不择手段和无耻之忧的终极目地。这就毋庸赘言了。
七、官员说,你们要相信未来——面包和民主都会有的;人们说,他们什么也不相信;人民,什么也不相信——试问,一个极权主义团体操式的奥运,就会改变这场道德沦陷,让中国人相信未来吗?鬼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