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爱国主义节烈观
(2008-02-07 22:2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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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爱国主义节烈观
● 安希孟
200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发给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尔和梅洛。是他们,发现了核糖核酸干扰现象。关闭基因,治愈癌症。老古董遇到新问题,中医闻所未闻。
现代医学,也就是西医,并不拿自己“古老”来炫耀。西医的历史很短,这恰恰是它的优势。17世纪,出现解剖学、血液循环学说。18 世纪,发明体温计。19世纪,显微镜。20世纪, X光透视,70 年代,CT,80年代,核磁共振,心电图脑电图起搏器干细胞器官移植基因工程放射性同位素等等。如果还要诋毁西医,就让人喷饭。世界上也只有中国人把人类科学医学叫西医,拿自己的被称“中医”的民族医和“西医”对抗。现在,热爱中医就是爱国。看西医,叫做“卖国”。
最近,党报《人民日报》 07,3,13全国人大常委朱相远文章法出了党的声音,百鸟应该压音,但我这个猫头鹰还是发出怪叫。朱副主席《中西医可以优势互补》云(以下应该复古使用文言文);“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我姑且实录,看内行们如何凭空瞎说)的趋势,是从分科转向综合、从线性转向非线性、从简单性转向复杂性、从不可逆性转向可逆性(可是怎么知道就是转向中医呢?)、从一般性转向特殊性、从必然性转向偶然性、从可预见性转向不可预见性、从治标转向治本。”难道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按照这个推背图进行吗?这段话可能有些过于浮躁不费力气吧!!
中国的古代“天人合一” 被抬上天。天人合一,就是中国“人”把尾巴翘到“天”上,算是“天人合一”。人和自然的关系发展的规律应该是,天人合一——天人相分——再到天人合一。一个原本处在自然状态的动物野兽蛆虫,处在天人合一状态,天人未分,自然襁褓,然而又谈何“合一”呢?
还有人说,中国重整体,重综合与归纳。西方重部分,重分析与演绎。可是,归纳和演绎,原来就是西方的逻辑。穆勒的归纳五法,培根的归纳法,属于西方逻辑。分析和综合判断,这逻辑的基础,就在西方。我国“古已有之”的东西多多,但就是没有综合归纳法,中医怎么就是归纳和综合呢?没有分析的综合,没有演绎的归纳!中医把人看作一个整体,然而野兽也没有分析解剖,但这是落后。
可是恩格斯说,近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是培根。经验主义哲学,英国哲学也。科学就是研究必然性、规律、一般和普遍。偶然个别,服从于一般共性——马克思哲学ABC。
“中医重模糊,亦此亦彼。西医重清晰,非此即彼”。可是科学难倒不就是重清晰和可观察到的效果吗?!中医君臣佐使的配伍,四气五味,升降沉浮,若干味草料混在一起,不知道什么是有效成分。西医则含量精确,效用专一。这很像西方近代的官僚科层制。中医用阴阳五行、运气脏象经络描述人体,玄而又玄。西医则用自然科学的概念观察人体,理性而实证,具有科学的味道儿。也有人说,“中医重视身心统一,西方重视身心分离。中医讲身心和谐,太极拳,气功,杂食,食药同源是也。西医不注意心理变化,不注意饮食”。(朱相远:《中西医可以优势互补》,《光明日报》2007年3月13日)这可以说是不费气力的胡说。
医学连着爱国。不看中医看西医,就是不爱中国爱美国。网上痞子的逻辑就是如此。 不过中国好不好,应该由外国人说,不能自己夸自己好。中医好不好,也应该由全世界的病人夸,不能自己夸自己。中医若好,就会世界各地开花,中医流氓也就忙着接诊而不会谩骂糟蹋他人。
很早以前,西亚就流传一个中国自高自大的故事:“中国人认为世界上只有中国人长两只眼睛,其他人,要么长一只眼睛,要么是瞎子。”西方人没有膝盖骨,是禽兽,蛮子,夷狄、鬼子,这更为我们所熟悉,我们则是礼仪之邦,天朝上国。当然,中国人更关心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国。虚荣来自软弱:我在宁夏工作时,喜欢听外国人所宁夏不错——精神胜利!然而,马可·波罗是“从爱慕中国到仇恨中国”。近代以来,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是:“专制、停滞、野蛮”。利玛窦说,中国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似乎世界各国,只有中国值得骄傲。孟德斯鸠认为,中国是一个恐怖混乱的国家,君主是腐败的。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是“古人”“远方的人”“有问题的人”。我引用这些,是为着说明,我们可不能老希望人家夸奖我们。毕竟嘴巴长在人家身上,不是为着冲我们喊万岁的。我们也不能故意跟外国人反着来,偏偏做“古人”,当“有问题的人”。
爱国主义原来是一种遁词。如果不能说服人,就使出爱国的杀手锏。“你他妈的还是中国人吗?”网上流氓这样谩骂!那他就是典型的标准的中国人!多么好的中医,多么好的中国赖小子。
西蒙娜·薇依说: “将祖国置于某种绝对的不受玷污的地位,显然是荒谬的。祖国是民族的另一种说法;而民族则是由历史事件而造成的领土与民众的集合体。就人类理智所能判断者而言,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偶然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中总是善恶相杂的。民族是一个事实(fait),而事实便不是绝对者。它是各种同类事实中的一个。世界上并非只有一个民族。我们的民族诚然是独一无二的,但其他的民族,就他人对它的爱尔言,也同样是独一无二的。”
薇依认为,祖国其实就是一种生活环境(milieu)vital)。(西蒙娜·薇依著 《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11页。)她认为, “若祖国被视为生活环境,那么,它就不能避免来自外部的影响。国家不再出于神圣权利而成为其控制之领土的绝对主宰;在这些土地上的一种合理而有限的权威,在国际事务中由国际组织来行使,也就不再是欺君犯上(lesemajeste)之罪。” ((西蒙娜·薇依著 《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39-140页。)
不过,她认为,人们越是属于这些非民族性的圈子,就越是愿意维护其民族自由,因为这样一些超国界的关系不可能存在于受奴役的民众之中。同样,地中海沿岸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在它们被罗马人征服之前要强烈、活跃得多,而当它堕入罗马行省的不幸状态之后,就呈现出沉闷的千篇一律。只有维持自身的特性,才可能有交流——离开自由,这就是不可设想的。
“总之,如果我们承认存在着许多承载生命的圈子,那么祖国就只是其中的一个。”
雅克·卡博说,西蒙娜·韦伊认为 “国家是一种冷酷而无法让人爱的东西;它残杀并取消所有一切可能成为被爱的东西;因此,人们被迫爱它,因为只有它了。这就是当代人在精神上受的折磨。”1 他认为,把国家当作忠诚的对象,这是一种纯粹的偶像崇拜: “崇拜偶像这种真正罪过的对象始终是类似国家这样的东西。当魔鬼向基督献出世上的王国时,正是向他提出了这种罪过。基督拒绝了。黎世留接受了。”2
事实上,“国家政体的发展耗尽了国力”;3它靠着国力的实体生存并养肥自己,而国力实体最终被消耗殆尽;结果是国家政体成为众矢之的: “我们经历了这种如此古怪的荒谬事,以至人们甚至无法意识到这一点:这是一种民主,在这种民主中,所有一切政府机构,以及同它们有关的东西,都被全体民众公开唾弃和蔑视。”4
国家,“人们仇视、嫌弃、嘲笑、蔑视和害怕的对象……以祖国的名义索求绝对的忠诚,全部的奉献和最大的牺牲”,就把这种荒谬推到了顶点;国家得到了它所求;“它被当成既成事实接受下来并受人供奉,无数人献出生命为它增添光彩。一种无爱可言的偶像崇拜,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更可悲的吗?”5
如果人们大谈祖国,就会很少谈论正义;然而对于工人,单单祖国是不够的。在爱国主义的概念中,有着矛盾:祖国是一种有限的不完善的东西,而它有着无限的要求。(雅克·卡博著《信仰与重负——西蒙娜·韦伊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0。第421-425页。)因此我想,地球人批评地球各国人权,不算外星人干涉地球国内政。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裴多菲的这首诗,中译有问题。安希孟认为,这首诗应该是:“自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生命故,二者皆可抛。”如果人死了,那自由就无所附丽。节烈也是如此。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饿死了,节又焉附?自由是为着生命服务的。中国人宁愿病死,发誓不看西医不吃西药。谁吃西药,就用国骂围攻。当然,说到自由,我们就知道,马克思预见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其实就是自由王国,是一切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又把共产主义叫自由王国,就是日本富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把未来世界的“永恒”同现在的“时间”对立起来,认为永恒性不在时间之中,这是西方文化有别于中国文化的地方。中国的仙人和皇帝可以万寿,但就不是无疆。看来生命比爱国的节烈更重要。节烈之国,忠孝节义,但日本兵几百人长驱直入北平,日本关东军只有几万人,中国兵民挡不住九一八。南京大屠杀,中国兵民绝对优势,国败如山倒。这些皆因中国哲人鼓吹“爱国”所致。个人的生命渺小,传统中国文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