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8岁那一年，郑芝龙前往日本，他是个英俊的小伙子。他出生于1604年的福建南安县，这是明代的万历皇帝在位的第23个年头。北京的政治与文化的意志在抵达东南沿海的小县城时，已变得衰危之极。
对于南安县的年轻人来说，澳门、日本、东南亚比北京显得更为真实，在商业上获得成就则比科举上奋斗更引人羡慕，他们地处边缘，获得了某种特别的自由。17 岁，郑芝龙投奔了在澳门的舅父，信奉了天主教，取教名尼古拉，接着，他前往日本，很多中国商人在那里进行贸易，17世纪时，中国商人已成为日本贸易中重要的一部分，而来自日本的白银，则帮助缓解明朝政府的财政压力，甚至当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清剿的倭寇时，发现其中很多是中国人。
郑芝龙的前半生，像是一部阿尔杰式的奋斗史，也是一位投机分子，如何在不同的力量之间，寻求个人利益的过程。他在日本寻找了自己的保护人，并娶了一位日本妻子，据说她是一次外出游玩在海滨旁，生了他们著名的儿子郑成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奔波于日本、澳门、柬埔寨、暹罗、占城、交趾、马尼拉、咬留巴（今雅加达）、马六甲之间，运送丝绸、瓷器、铁器、茶叶、白银……他的生意伙伴中也包括荷兰东印度公司，它正在成为东南亚的贸易网的主要力量。
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城日志》与《平户荷兰馆日志》充满了类似的记录：崇祯四年（1631年）郑芝龙两艘商船从日本长崎载货物返航泉州安海。崇祯十二年（1639年）驶往长崎的郑芝龙商船多达数十艘；崇祯十三年（1640年）两艘郑芝龙商船满载黄白生丝及纱绫、绸缎等货物，运往日本。另据《长崎荷兰商船日志》记录，从1641－1643年（崇祯十四至十六年）间，郑芝龙运载大量生丝、各类纺织品、黑白砂糖及麝香、土茯等药物，运往日本……
一代一代中国年轻人熟记着郑成功收复台湾的英雄故事，它充满了政治色彩与民族情结。但对于17世纪的郑芝龙来说，台湾首先是经济意义的。在一连串军事斗争之后，郑芝龙主宰了日本、中国与东南亚的海上贸易：“从此海氛颇息，通贩洋货，內客外商，皆用郑氏旗号，无儆无虞，商贾有二十倍之利。芝龙尽以海利交通朝贵，寖以大显”。
郑芝龙最终证明是自己是一名彻头彻尾的投机分子，他和即将覆没的明朝政府的关系是反叛、招安，再反叛。旧的政治秩序在1644年崩溃，郑芝龙再次想投靠新的统治者，却没有赢得信任。
尽管郑芝龙一度号称自己是“南中国王”，但使得郑家的影响力达到顶峰的却是郑成功，他的儿子郑经则延续了这种影响力，直到1683年康熙平复台湾。
康熙的胜利，宣告了政治版图上的统一，却也意味着摧毁了一个真正的商业帝国。依靠政治智慧与军事能力，三代郑氏家族曾经完全掌握了连接中国沿海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贸易网络的控制权，他们与荷兰人的冲突，很大程度是经济上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试图垄断东南亚的贸易，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与英国人，先后进行着同样的尝试。
后来的一位历史学家说：“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包括满族人，荷兰人……郑氏网络的商业和政治智慧一点都不逊色。这组织无疑具备了与东印度公司相同的一些特征。”
郑芝龙、郑成功、郑经三代人主宰的商业王朝延续了将近50年，他们代表了拥有武装力量支持的华人商人的可能拓展的最辽阔的边疆。散落在南洋的中国人从此没有获得类似的支持，他们倍感沮丧地看到苏格兰商人的背后站着强大的英国，而他们背后却没有依靠，他们日后在经济领域所取得成功，是与英国人建立的稳定的政治秩序妥协的结果。加州大学的历史学家彭慕兰相信，郑氏帝国主义“提供了一个有启发性的例证，它成功地抵制了欧洲的武装贸易和殖民活动，但这些做法却没能成功中国国家体系中普遍的做法。”
中国的商业文化欣欣向荣，商人阶层业已兴起，三亿人口可能构成一个庞大的市场，与外部的贸易也从未中断过，也出现过空前繁荣的时期，为何中国未能发生资本主义革命？
几类解释是常见。最流行的是马克斯•韦伯的理论。他相信，中国的父权支配无法被打破，从未有过新的思想能够真正挑战占据核心的儒家伦理，而在欧洲，非正统运动及不同宗派的生活方式，不断向以正统原则为基础的至高无上的制度挑战。另一种解释，则是在一段时间被普遍接受的新兴中产阶级与商人阶层理论，中国缺乏能与政治抗衡的商业与社会力量，国家的权力无处不在，社会的价值取向单一，获得功名、成为穿长衫、蓄长指甲的儒生，才是唯一的正途。而最新一轮的解释来自于对中国市场的判断，中国市场中传统主义，造就一个个特殊的商人群体，他们创造的行会，造成了市场的垄断，阻碍了自由交易发展；这些地域性的行会，还造就区域的保护主义，近代中国随处可见小规模市场和地区性的网络，却始终难以将这些小市场联结成一个广阔的全国性时常；中国人口在18、19世纪的激增，使得人力变成了最廉价的商品，人们偏向于密集型劳动，而缺乏动力去改进技术，直到今天这种“量的积累与质的停滞”看起来仍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特色之一。
但郑氏王国提供了值得记住的说明案例，资本主义只有在获得国家认同的情况下，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它在中国长期处于夹缝状态，只有生活福建、广东这些边缘地带，或干脆躲到海外，才可能释放出它的力量，它无法影响这个国家核心地区。
两周以前，在厦门与潮州旅行时，我看到了鼓浪峪的郑成功的石像，海面上若隐若现的大小金门，与遍天下的潮商，想起了郑芝龙的故事。
许知远
2008年1月10日 星期四
对于南安县的年轻人来说，澳门、日本、东南亚比北京显得更为真实，在商业上获得成就则比科举上奋斗更引人羡慕，他们地处边缘，获得了某种特别的自由。17 岁，郑芝龙投奔了在澳门的舅父，信奉了天主教，取教名尼古拉，接着，他前往日本，很多中国商人在那里进行贸易，17世纪时，中国商人已成为日本贸易中重要的一部分，而来自日本的白银，则帮助缓解明朝政府的财政压力，甚至当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清剿的倭寇时，发现其中很多是中国人。
郑芝龙的前半生，像是一部阿尔杰式的奋斗史，也是一位投机分子，如何在不同的力量之间，寻求个人利益的过程。他在日本寻找了自己的保护人，并娶了一位日本妻子，据说她是一次外出游玩在海滨旁，生了他们著名的儿子郑成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奔波于日本、澳门、柬埔寨、暹罗、占城、交趾、马尼拉、咬留巴（今雅加达）、马六甲之间，运送丝绸、瓷器、铁器、茶叶、白银……他的生意伙伴中也包括荷兰东印度公司，它正在成为东南亚的贸易网的主要力量。
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城日志》与《平户荷兰馆日志》充满了类似的记录：崇祯四年（1631年）郑芝龙两艘商船从日本长崎载货物返航泉州安海。崇祯十二年（1639年）驶往长崎的郑芝龙商船多达数十艘；崇祯十三年（1640年）两艘郑芝龙商船满载黄白生丝及纱绫、绸缎等货物，运往日本。另据《长崎荷兰商船日志》记录，从1641－1643年（崇祯十四至十六年）间，郑芝龙运载大量生丝、各类纺织品、黑白砂糖及麝香、土茯等药物，运往日本……
一代一代中国年轻人熟记着郑成功收复台湾的英雄故事，它充满了政治色彩与民族情结。但对于17世纪的郑芝龙来说，台湾首先是经济意义的。在一连串军事斗争之后，郑芝龙主宰了日本、中国与东南亚的海上贸易：“从此海氛颇息，通贩洋货，內客外商，皆用郑氏旗号，无儆无虞，商贾有二十倍之利。芝龙尽以海利交通朝贵，寖以大显”。
郑芝龙最终证明是自己是一名彻头彻尾的投机分子，他和即将覆没的明朝政府的关系是反叛、招安，再反叛。旧的政治秩序在1644年崩溃，郑芝龙再次想投靠新的统治者，却没有赢得信任。
尽管郑芝龙一度号称自己是“南中国王”，但使得郑家的影响力达到顶峰的却是郑成功，他的儿子郑经则延续了这种影响力，直到1683年康熙平复台湾。
康熙的胜利，宣告了政治版图上的统一，却也意味着摧毁了一个真正的商业帝国。依靠政治智慧与军事能力，三代郑氏家族曾经完全掌握了连接中国沿海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贸易网络的控制权，他们与荷兰人的冲突，很大程度是经济上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试图垄断东南亚的贸易，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与英国人，先后进行着同样的尝试。
后来的一位历史学家说：“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包括满族人，荷兰人……郑氏网络的商业和政治智慧一点都不逊色。这组织无疑具备了与东印度公司相同的一些特征。”
郑芝龙、郑成功、郑经三代人主宰的商业王朝延续了将近50年，他们代表了拥有武装力量支持的华人商人的可能拓展的最辽阔的边疆。散落在南洋的中国人从此没有获得类似的支持，他们倍感沮丧地看到苏格兰商人的背后站着强大的英国，而他们背后却没有依靠，他们日后在经济领域所取得成功，是与英国人建立的稳定的政治秩序妥协的结果。加州大学的历史学家彭慕兰相信，郑氏帝国主义“提供了一个有启发性的例证，它成功地抵制了欧洲的武装贸易和殖民活动，但这些做法却没能成功中国国家体系中普遍的做法。”
中国的商业文化欣欣向荣，商人阶层业已兴起，三亿人口可能构成一个庞大的市场，与外部的贸易也从未中断过，也出现过空前繁荣的时期，为何中国未能发生资本主义革命？
几类解释是常见。最流行的是马克斯•韦伯的理论。他相信，中国的父权支配无法被打破，从未有过新的思想能够真正挑战占据核心的儒家伦理，而在欧洲，非正统运动及不同宗派的生活方式，不断向以正统原则为基础的至高无上的制度挑战。另一种解释，则是在一段时间被普遍接受的新兴中产阶级与商人阶层理论，中国缺乏能与政治抗衡的商业与社会力量，国家的权力无处不在，社会的价值取向单一，获得功名、成为穿长衫、蓄长指甲的儒生，才是唯一的正途。而最新一轮的解释来自于对中国市场的判断，中国市场中传统主义，造就一个个特殊的商人群体，他们创造的行会，造成了市场的垄断，阻碍了自由交易发展；这些地域性的行会，还造就区域的保护主义，近代中国随处可见小规模市场和地区性的网络，却始终难以将这些小市场联结成一个广阔的全国性时常；中国人口在18、19世纪的激增，使得人力变成了最廉价的商品，人们偏向于密集型劳动，而缺乏动力去改进技术，直到今天这种“量的积累与质的停滞”看起来仍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特色之一。
但郑氏王国提供了值得记住的说明案例，资本主义只有在获得国家认同的情况下，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它在中国长期处于夹缝状态，只有生活福建、广东这些边缘地带，或干脆躲到海外，才可能释放出它的力量，它无法影响这个国家核心地区。
两周以前，在厦门与潮州旅行时，我看到了鼓浪峪的郑成功的石像，海面上若隐若现的大小金门，与遍天下的潮商，想起了郑芝龙的故事。
许知远
2008年1月10日 星期四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