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白 焰·
日本侵略中国时，中国的２亿人民（约一半人口）沦陷在敌占区内，半壁江山在日本人刺刀之下，且达８年之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不到半年内又侵占了香港、马来亚、菲律宾、关岛、新加坡、 缅甸、和印度尼西亚，使得不计其数的无辜平民沦落在其统治之下。同样，自１９４０年的４月到６月，德军占领了丹麦、挪威、卢森堡、荷兰、比利时、法国，也使得这些国家的人民饱受铁蹄之难。当然，敌占领区内奋起抵抗的不乏其人，但是敌占领区内与敌合作的更大有人在。什么是与敌合作？与敌合作的是什么人？为什么？怎样看待？
首先，与敌合作不等于通常意义上的叛变投敌，不是汉-奸的同义词。它包括但又不限于叛变投敌。合作分子里有汉-奸，但又不都是汉-奸。换句话，它不是一个独特范畴，仅包括几个自首变节分子；它是一个全方位的领域，多色多样多层次，概括上至官员、下至百姓、男女老幼、各行各业。其次，与敌合作是外来词，是西方研究二战欧洲沦陷、投降、协作、投靠时的用语和概念，借用来分析中国可以扩大我们对抗日战争的了解，丰富我们对那场历史悲剧的认识。
合作（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一词被用于与占领军合作，是源于法国贝当元帅对法国人民的号召。１９４０年６月，德国侵占巴黎，贝当为首的法国政府向德国投降，并将政府所在地迁至法国中部的维希（Ｖｉｃｈｙ，故亦称维希政府），统治大约三分之一的法国领土。包括巴黎在内的法国大部则在德国占领之下，其每天一亿法郎的费用全部由法国承担。１９４０年１０月，贝当与希特勒会见，然后宣布法国政府从此进入与德合作的道路，合作从此成为法国的国策。这样的合作当然不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其实质是主仆关系。用德国人的话说：你把你的手表给我，然后我告诉你时间。据说，由于发音有困难，希特勒常避开ｋ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德语），而用“与我们一起工作”代之。贝当的合作是向德国占领军队绥靖、妥协、容纳、协调、并与其共事。实际上，多数法国人民响应了号召，与德国占领军进行了合作，直至１９４４年８月解放。
法国历史学家Ｓｔａｎｌｅｙ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创造了合作主义（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ｍ）一词，认为合作分子有两类，应该区别对待。他们分别是（１）志同道合，试图借用外侵力量铲除异己、重建社会的投靠者（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２）配合但不认同，务实求生的一般人（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按照此分类法，本文把合作分为高层合作和低层合作。
一．高层合作
思想结盟是合作的最高形态，因为这种合作是建立在共同的理念之上。缅甸政府和泰国政府与日本合作，是因为它们相信了日本的“亚洲人为亚洲人”，认为白人殖民主义是万恶之源。在很大程度上，希特勒的德法一起工作是意识形态吻合的产物。贝当和希特勒都一致反共、反苏、反犹太。贝当与以后的维希总理赖伐尔支持希特勒在欧洲建立的反犹新秩序，并且派法国工人去德国做工，派法国志愿军参加德军战斗党卫军对苏联红军作战。据统计，德国有名的２１个外国ＳＳ志愿师有约６０万青年人，均来自挪威、荷兰、乌克兰，罗马尼亚等与敌合作的国家。他们有的奔赴苏联战场，有的死守柏林。当时流行在占领国的口号是：宁愿纳粹，不愿共产。
二战的双方参战大国（除苏联外）都是与共产主义势不两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欧洲战后，曾为德国占领军服务的合作者们都以共同反共为理由，向美英乞求同情、要求宽待。在反共理念上，蒋介石和汪精卫与日本占领军可谓志趣相投。在组建、经营南京伪政权时，汪精卫用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合作、出卖国土为由，为自己与日合作寻找借口。在此意义上，汪精卫的叛变是与敌人在意识形态上认同的叛变。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汪精卫认为由于日本侵华战争带有反共色彩，欧美国家决不会主动帮助中国抗日。苏联只是支援几架陈旧飞机，“外以解东方日本之威胁，阴以弱我国本。”因此，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中国抗日必败。这一偏见和悲观绝望驱使汪精卫歌颂“共荣”，直至赞美侵略。南京伪政权代主席陈公博也是如此。他死前仍相信日本政府里有“善者”，但这些善者和将官管不住佐官阶级。结果，“中国就给这般骄横的官佐弄得个天翻地覆！” 在给蒋介石的遗书里，他仍念念不忘反共：“公博虽死，决无怨言。悬悬放不下心的还是共产党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前途。”
应该看到，上述占领国的领袖与侵略国自有一些意识关联与相投，但这些不足以说明他们求和的全部动机。意识形态的认同常常是占领后的结果，而不是导致占领的原因。英国历史学者Ｐｅｔｅｒ Ｄａｖｉｅｓ提出“盾牌”理论（注１），认为被侵国家政府与敌谋和的原因是为了充当挡箭牌，庇护沦陷人民，以避免更坏的结局。德国人在外国和本国建立了“犹太委员会”，在该委员会工作的犹太人相信，非如此不能遮免、减轻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占领区的巴黎市长称，在他的任职内，巴黎的文化古迹和遗产没有遭到破坏。比利时国王是不愿放弃自己的人民，而带领残兵向德国投降，并且宣称自己是战俘。贝当完全可以象戴高乐那样出走英国，在英国组织抵抗运动。但是贝当决定留下，与陷区内的人民共赴国难。他认为这同样是爱国，这同样需要勇气。汪精卫已身在安全的后方重庆、并享受国民党副总裁的待遇。他确实与蒋介石合不来，但不至于因此从后方跑到沦陷区，从而跳入情况更为恶劣的火坑。如果说汪精卫跳入火坑只是为了反共，这不免显得牵强，因为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陈公博在监狱里写了《八年来的回忆》，里面有这样一个回忆片段。陈说：“一般人都说汪先生卖国，但卖国还应有代价。像今日的情势，一日蹙国百里，其误不止卖国，简直是送国罢了。我想送国不必你汪精卫送罢。” 汪回道：“人家送国是没有限度的，我汪精卫送国是有限度的。”当然，这送国的限度，国人后来自有所知。不过，有一点应该承认：即使是最卑劣的叛徒（象汪精卫和贝当），他们也难免有悲悯苍生的情怀。
此外，由于力量过于悬殊，投降有时是对现状的被迫顾全（Ｇｅｒｈａｒｄ Ｈｉｒｓｃｈｆｅｌｄ）。面对强大的敌人，抗敌御侮、死守疆土不仅无济于事，反而激怒敌人，造成更大的伤害。１９４０年４月９日，纳粹德国撕毁中立条约，越过丹麦边境。两个小时后，丹麦政府宣布投降。丹麦政府认为，丹麦没有能力抵抗，抵抗没有任何意义，抵抗只能带来更多的害处。作为回应，德国允许丹麦政府继续存在，社会照常运行。从此，丹麦政府与德国若即若离，有合作也有争斗。合作体现在丹麦物资向德国的输入，对抗表现在丹麦议会拒绝德国迫害犹太人的要求。对此，多数丹麦人民并没有过多批评自己的政府。他们当然知道投降不光彩，但也理解这种合作是两害相衡取其轻的必然，否则后果更为严重。当然，丹麦被如此“善待”的另一原因是，德国视丹麦人为雅利安人，并且想以丹麦作为占领范本。
汪精卫先前主张抵抗，并从海外归来，共赴国难。据陈公博回忆，长城古北口之役使汪精卫受刺激太深：“因为前方将领回来报告，都说官兵无法战争，官兵并非不愿战，实在不能战，因为我们的火力比敌人的火力距离太远了，我们官兵并看不见敌人，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汪先生听了这些报告，以后便慢慢有主和的倾向。”与丹麦和法国不同，汪精卫的与敌合作是单独的个人历程和不代表国家的个人行动。中国的合法政府在重庆，就连日本也深知这点而未给汪以全权外交承认，直到以后。丹麦和法国则是以国家名义向德国投降，它们的合作是作为合法政府（甚至得到美国承认）的国策而大力推行。１９４４年，汪精卫垂死前写下题为《最后之心情》一文，内说：“蒋为军人，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 非兆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于渝局；非深入陷区，无以保存起因战争失陷之大部土地。”
欧洲战时傀儡政权和汪精卫的另一个不同是，欧洲傀儡攻击自己的前政府是如何腐败，因而需要法西斯主义，重整山河。汪精卫谴责现政府是如何背离以前的国民正统，因而需要沿袭、继承三民主义，重归传统。汪精卫和贝当有一个相同之处，即他们的声望和资格，以及与之而来的强烈感召力。曾经投身于爱国活动和处于高层领导地位的名声是他们的资本，也是代价。他们的悲剧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名声越大，代价越高。这代价不仅指他们所造成的大规模的人心动摇，而且指他们个人的身败名裂。另外，与敌合作直至叛变是一个渐变过程，是一个他们自己最后也无法料到和控制的堕落。
渐变过程的含意是，与敌合作不见得一开始就是死心塌地的投敌、认贼作父。其实，没有人天生就是叛徒，或生来就是为了叛变。与敌合作分子多是始于缓和冲击波，让步以求安，但后来不能自拔，只好随波逐流、同流合污。维希政府的一个官员战后回忆道，他们（与敌合作分子）开始时还有对国家的忠诚，但合作的惯性使他们刹不住车，直到良知消耗殆尽。当美军在诺曼第登陆、德国大势已去，他们非但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因为他们知道已经没有后路，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会得到宽恕，于是干脆破罐破摔、顽固到底。这话不仅适于贝当，而且适于汪精卫。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１９日，汪精卫乘飞机离开昆明、飞抵越南河内、踏上与日谋和的不归路。汪精卫在离开重庆前，给蒋介石留下一封信，信的结尾是：“君为其易，我任其难。”这里的“我任其难”是汪精卫一厢情愿中的促日本撤军的和平运动。他当初的和平计划是建立新政府，然后接收日军所承诺的撤军后的占领地，在不割让领土、不赔款的条件下和日本实现和平。当汪精卫离开重庆后，日本违背诺言。结果，日本人的不讲信用截了汪精卫的前途，蒋介石的不舍追杀断了汪精卫的后路。汪精卫本人则一发而不可收，追随日本人越陷越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遭人恨的汉-奸。
欧洲二战历史学者较少用“个人名利”（如卖国求荣）解释高层叛变，或把高层叛变归为简单的个人下跪。这是因为，叛变（ｔｒｅａｓｏｎ）在任何国家的宪法里都是大罪，高层官员都深知其严重后果，并惧怕人民的啐弃和后来人的评判（ｌｅｇａｃｙ）。另外，卖国求荣也不可能。首先，卖国的定义是供手交出人民和土地，以换取个人钱财和名誉。当时的情况是，敌人已经占领了国土、控制了人口，受害国已经丧失了主权，受害国政府也丧失了保卫能力和对财产的支配。因此，哪里还有国可卖？其次，至于求荣之说，只要凭常识想一下，在国破民亡的情况下，即便再弱智的人，也知道所谓伪政府主席不过是寄人篱下；即便虚荣心再强的人，也不愿冒极大风险只为图一些傀儡虚名。无论怎样，在客观上，傀儡政府的建立和存在倒是起到了一定的保全残土、缓冲危害、稳定治安、减少损失的作用。傀儡政府也与侵略政府周旋、谈判、争斗。维希政府派法国工人去德国做工，同时换回了法国战俘。日本人在１９４３年１月把租界还给汪精卫政权，其它国家如英法美也起而效之。这听起来像是变节分子的自我辩解。如果这样，那只好见仁见智，本文无意为他们粉饰。
二．低层合作
在一定程度上，沦陷区内的人民都直接或间接地为敌人服务过、与敌人合作过。也许当时的个别演员能够停止唱戏，如著名的京剧艺术家梅兰芳蓄须明志、拒绝服务，但他们毕竟是敌人都为之忌惮的少数名人。尽管如此，严格地说，其它方式的合作并不是一概没有发生过。法国一位知识分子扪心自问：去德军光顾的咖啡厅是否也是与敌合作。法国作家Ｓｉｍｏｎｅ ｄｅ Ｂｅａｕｖｏｉｒ干脆说：“在敌占法国，仅仅活着就是对侵略的默认。”言外之意，不抵抗本身就是与敌合作。在悲观情绪盛行的“孤岛”上海，人们难以排遣沦陷的烦躁，于是打麻将成了上海人打发时间的一大消遣。它上至《色戒》里那些温文尔雅的汉-奸太太，下至王佳芝无精打采的亲戚邻居。巴黎的沦陷消遣是看书。由于食品的限量，巴黎人无法请客。由于亲德还是反德的猜疑，人们不愿也不敢往来。巴黎沦陷期间的书刊出版量超过英美同期的总和。低层合作明显地反映在对敌人的消极心理接受和逆反冲动的消失。
至于行为，在中国沦陷城市，人们向哨卡的日本兵鞠躬敬礼，维护着统治者的秩序。《色戒》里的王佳芝在学校里学习日语，去影院看夹杂着敌人宣传的电影。的确，沦陷区里的人们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要不要和日本人打交道，要不要挥舞着日本旗去参加亲日活动，要不要学日语，要不要和日本人做生意、为日本人做工或服务……李安的电影《色戒》恐怕是第一部上海沦陷的生活画卷。因为是作为背景，其中的众生百态不太引入注意。那一开始的市民向鬼子兵点头哈腰就点明沦陷的屈辱。据说汪精卫于１９４０年在南京建都后，南京人不必再向日本城防守兵点头哈腰。当然，沦陷的屈辱并没有因为这点面子而不复存在。
无条件但有限的合作是求生保命的最佳选择和方式。我们今天当然知道这是迫不得已，是命运的适从。在《色戒》电影里，那些骑三轮的不知在司非尔路７６号（７６ Ｊｅｓｓｆｉｅｌｄ Ｒｏａｄ）前拉了多少鬼子和汉-奸。工人每天按着钟点去上工，为敌人的战争机器创造价值；店铺每天按着钟点开门，为敌人的后勤、生活、娱乐提供方便。由于消息的封锁，沦陷区的人民无法知道战争的真实情况，更无法预料到以后盟军的介入和抗战胜利。对沦陷人民来讲，亡国不仅是既定事实，而且是趋势和前途。于是，晚合作不如早合作。低层合作是心理、行为上的逆来顺受，更是对敌人统治的维持和伺候。最起码的爱国底线当然有，那就是不助纣为虐，帮助鬼子杀同胞。超过底线的则是通敌，是汉-奸。
研究中国与敌合作史的美国学者Ｔｉｍｏｔｈｙ Ｂｒｏｏｋ发现（注２），中国沦陷区里有着大量的合作人群。他指出在上海和南京陷落的几天之内，就有中国人出来与日本人接洽，商讨和平事宜，仅上海市区就有１３个自发组织。这些人是地方城镇和行业的领头人，颇有一些威信。按Ｔｉｍｏｔｈｙ Ｂｒｏｏｋ，这些人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即不忍心看着同胞忍饥挨饿、倍受熬煎。他们要求恢复商业运行、恢复社会治安、恢复正常生活。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５日，淞沪战火初停，苏锡文等在上海浦东东昌路挂起一面太极图案的旗帜，昭告“上海大道政府”成立。苏锡文出任上海大道政府市长。
为了搜刮物资、“以战养战”，日本人也竭力在富饶的江南寻找代理、扶植合作。日本人知道自己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管理沦陷，需要以华制华。上海和南京的残暴之后，日本军方也想改变 “形象”而大搞所谓亲善。响应的人自然有之。在当时的中国，与日合作被称为提携。有人欢迎日本人，是因为憎恨共产党或国民党。有人为侵略军提供所需物品，是因为想发国难之财。大多数人是为了图谋生存，于是一夜之间，点头哈腰、俯首帖耳成为尴尬的风尚。长江三角洲著名的区域如苏州、无锡、嘉定、崇明、宝山等，都成为与敌合作的重要地区。
在德国占领的欧洲，合作可以是投机性的。法国一些出版社刊登纳粹宣传广告，以求得到德国的补贴。战争造成物品、食品短缺，法国店主便拒绝出售给同胞甚至家人，然后以高价卖给德国人。一些地痞流氓也会沉渣泛起，充当敌人的保安、密探、警察。合作可以是色情性的，以法国和挪威妇女为最。她们和德国军人交朋友、逛马路、约会、同居、甚至生孩子。是生活所逼吗？不全是。历史常有意想不到的地方。德军占领巴黎后的第一件事是要回一战时被缴获的德军旗帜。第二天，他们就开始在街头开设食品供应站，为在混乱中不知所措的巴黎人提供面包和热汤，直到几个月后全市的粮食供应得到恢复。德军的这一举动旨在收买人心，也的确奏效。德国军方要求军人“接触人民”，他们有纪律的举止的确赢得不少法国人的接受甚至好感。但是当法国人从震惊和疑惑中醒过来时，他们也发现本国女子已经被占领军吸引走。巴黎女人找德国军官，以便获得难得的奢侈品；农村女孩找德国士兵，是由于他们英俊的相貌和运动员似的身材。在解放的那些日子里，这些妇女被拉到街上当众羞辱，有的被剃头，有的被刻字…… 低层合作也要付出代价，而且是惨重的代价。
不是所有的沦陷人民放弃反抗、一味妥协。众所周知，盟军向沦陷的欧洲城市输送武器，组织武装抵抗。同时，这些城市的人民里应外合，用各种方法（如剪断电话线）骚扰、破坏敌军占领。居民们的消极抵抗更是时有发生。消极抵抗是自发和即兴的非暴力行动。例如，法国的一个地方政府禁止说法语并施加罚款，一女子跑到政府大声说了一句：“Ｂｏｎｊｏｕｒ”，然后将双倍的钱放在桌子上，并说多出的部分是为了下次罚款。荷兰的电影观众在纳粹广告插入时，走出影院表示抗议，直到受到法律禁止。巴黎的叫化子用手风琴拉着“马赛曲”向德国兵要饭；阿姆斯特丹人裸体从德国岗兵面前走过，抗议德国对布匹的限量；德军仪仗队每天下午在香榭丽舍大道上游行，巴黎老太婆要么用拐杖绊倒德军士兵，要么缓慢地在军乐队面前横穿马路。在注重仪表和秩序的德国人眼里，这的确有伤大雅、的确让人恼怒。消极抵抗虽不起眼，但绝不是微不足道，它降低了敌人的威严，给人以鼓舞，也给人以幽默。
不同于盟军的“由外向里”输送，华中根据地党组织在上海的战略是“由里向外”偷运。抗战期间，新四军暗地动员了２万上海市民和难民离开城市，到农村参加抗日武装活动。Ｇｒｅｇｏｒ Ｂｅｎｔｏｎ注意到，新四军的文化知识水平比八路军的高，其杰出贡献不比八路军差。可是，它的名誉总被置于老大哥八路军之后（注３）。在沦陷时期，上海工业又惊人地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为日伪、国共同时提供了资源和财源，当然比例不同。相比国民党特工和ＣＣ派利用租界开展暗杀活动，新四军致力于地下购买药品、器材、钢材等稀有物资，并将它们秘密运往根据地。比较巴黎，袭击、骚扰、破坏占领军的事在上海和其它沦陷城市很少发生；上海市民的消极违抗也少有耳闻。这可以归咎于日本人的深入人心的恐怖策略－鬼子警察的凶残是路人皆知、家喻户晓。１９４０年上海崇明岛上的日本卡车被游击队的地雷炸毁，鬼子屠杀了１００村民以示报复。日本人的残酷报复使得人们在威慑下苟且偷生。一个美国老兵回忆说，几名在中国服劳役的美军战俘九死一生地在上海附近跳下火车求助。那时已经接近战争尾声，但竟没有一个当地居民敢于搭救，每一个被问到人都用手势在自己脖子前来回两下，表示会被鬼子杀头。幸亏没被告密，结果是新四军内线几经周折救了他们。
中国抗日胜利的宣传和造势使人们天真地设想敌区人民是如何奋起反抗，似乎街道两旁的市民随时准备扑向巡逻的鬼子兵，来个你死我活。这与实际情况截然相反－大多数市民胆小怕事、安守本分、甚至惟命是从。当然这完全可以理解。试想一下，假如是你，你未必不忍气吞声地去到粮店排队买粮，然后低头丧气地回家。假如你生活在那个年代，一家老小随时会被尖细告密而被抓去偿命，你未必有胆量只身逃奔后方或投奔新四军。一人惹事，全家遭殃。那些参加抵抗运动的人当然可敬，那些留在敌占区内接收命运的人自然可怜。将心比心是理解历史的最好方法。
三．怎样看待与敌合作
战后这许多年来，与敌合作在欧洲得到充分的研究和丰硕的成果，阿姆斯特丹甚至有关于沦陷合作的博物馆。作为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欧美专家学者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各个角度钻研、撰写，试图了解战争如何把人推入沦陷，占领如何把人变为混世魔王。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和研究方法，与敌合作尚未在中国得到介绍和应用。如果说王克敏、汪精卫等人作为汉-奸在中国有一些研究成果，下层合作的探索仍然是一个空白。齐鲁出版社２００５年出版的《抗日战争研究述评》可谓囊括了截期为止的国内学术界的论著，可是里面没有一句话提及沦陷区人民和他们的生活。学术杂志《抗日战争研究》和《中国抗战研究动态》有许多好文章，但对沦陷区的地方政府和人民还是禁若寒蝉。地方政府是怎样运行的？沦陷人民是怎样过来的？仅好奇心就足以促使一个人去探索，何况历史专家。倒是外国学者闯进了中国抗日战争研究领域里的禁区，利用近期开解的档案，在中国与敌合作的领域里开辟了先河。
中国历史学者忌讳、回避这方面的探讨，当然是出于政治考虑，即为了维护一个同仇敌忾、全民抗战的形象。每个国家都有政治神话，旨在召唤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无可过多厚非。不同的是，有的国家把学术探讨和政治分开，不设禁区，不予干涉，有的国家则恰恰相反。不言而喻，在这样的国家里，其不可弥补的后果是若干历史的断裂及若干集体记忆的遗失。有的历史片段的确令人伤心、羞辱、脸红，但把它从记忆中抹掉成为空白、盲区，则是对历史公正的极大不公平和对子孙后代的极大不负责任，甚至可以说是犯罪。在中国，与敌合作的讨论如同伤口撒盐。提及它不仅伤自尊，而且伤团结，特别是下层合作的范围如此之广和之深。戴高乐知道法国人与德国人的合作，但仍然高调“我们都是抵抗战士。”
有的中国学者虽有兴趣，但认为沦陷区不是抗战的主要内容。其实，不管是主要还是次要，与敌合作的研究至少有三个益处：
（一）帮助我们防止简单思维。人们好用黑白观念看待历史，如把抗日战争看作要么抵抗、要么叛变的两个极端，之如此是因为这样思考问题简单省事。然而，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相反于非好即坏，两个极端中间存在着一个灰色的领域。中国抗战这个灰色领域里充斥着日伪勾结、国共争斗、合作讨好、相互利用，就连新四军为了偷运物资而大量贿赂日伪警察，甚至日本兵……重要的是，这个灰色领域充满了夹在战火中间的人民。自我保护的天性使他们随遇而安、徘徊观望。历史本身就是灰色。用事后诸葛的态度议论当时的是是非非，大错特错。
（二）帮助我们防止道德思维。人们易用好恶态度和情绪判断历史，常把与敌合作归为道德丧失和意志堕落。其实，战争就象赌博，忠奸是非的裁断取决于谁是胜利者。敌占区的人们（还有外国租界）都试图脚踏两只船，不管谁主沉浮。与其花功夫去辨别谁光荣、谁卑鄙，不如花气力深入历史、挖掘史料、发现与敌合作的内外、主客原因。当然，真实历史的曝光有时如一盆凉水，使人们从镜子里发现自身的不足、弱点，并且反思民族性。不妨回想一下，历时３个月的淞沪战役夺去２０万人的生命。然而，时隔不久，近３百万市民又若无其事地照旧生活－听收音机、去电影院，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Ｈｅｎｒｉｏｔ，注４）。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日本海军在浦东和杨树浦组建“上海工人福益会”，当时的会员量是４４０００，到１９３９年１月达１０５５４９。除了偶然几次小型非政治性抗议，上海工人阶级从没有大规模地罢工，像丹麦工人那样。有几次小罢工，倒是日本人搞的，并且针对英国企业。
与敌合作的研究还要求我们知道合作分子乃至投敌者的复杂的思想基础和历史背景。他们的出身不同，人生轨迹各异，文化素质、性格禀赋不一样，因此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生前的言论和文字记录是我们了解“原生态”的不可或缺的素材。在叙述历史问题时，引用反面当事人（尤其是汉-奸）的话总有一个危险，即被视为帮腔和开脱。然而，当人们痛骂他们下流、阴险、无耻时，是不是想到应给予他们一个申述机会，而不是一味强加。至少，如果没有当事人自己的话，读者怎么能察视他们当时的思路和心境？尤其是临死前的话，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曾为主和派之一的胡适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称持平之论。
（三）帮助我们理顺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在战祸横行、国难当头的时节，政府和人民应是什么关系？政府应对人民负什么责任？１７世纪的英国启蒙哲学家霍布斯（Ｔｈｏｍａｓ Ｈｏｂｂｅｓ）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维持着一个契约。人民愿意牺牲某些自由以换取政府的保护。政府的第一职能和责任是保家卫国、抵御外侵。只有当政府失去抵抗，人民才被迫妻离子散，生灵涂炭；只有当政府放弃责任，国土才被分割、沦陷。由此而衍生的问题是，当政府抛弃人民，人民有没有义务继续效忠政府？霍布斯的回答是否定的：如果一个政府失职或失责，合同随即失效。人民有权放弃政府而自谋生路，包括与占领者合作，为占领者服务。道理很简单，人总要生活下去，哪怕回到无契约的自然状态。
求生是人的本能， 趋向“正常”是人的天性。为了在战争中生活下去，人们渴望任何代价上的正常。战斗的硝烟刚刚消失，从废墟中爬出的平民百姓弹干净身上的泥土，向着征服者走去。他们走去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谈和。征服者可以恢复、实现一定的正常，哪怕一点秩序也比“自然状态”要强。在《色戒》电影里，那整齐的商店和穿戴阔气的行人让人以为是在巴黎，如此有条不紊。索菲亚？李的《日本占领下北京的社会秩序，１９３７－１９４５》承认北京有血腥的镇压和屠杀，但指出若干中日文化人在战时进行文化交流，并说日军统治下的北京人的生活尚有一定的安定。无疑，这已经被中国学术权威斥为背离沦陷实质。谈和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场面，但又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当人民处于“自然状态”，霍布斯说：“没有什么是非正义的”，也没有什么是可以非议的。在一个沦陷国度里，既定的道德和义务已经对人民失去了约束。
另外，当国度沦陷时，政府不应该期待、设想人民自动或继续保持忠诚，更不应该以死强迫忠诚。日本是一个极端例子。美军攻占冲绳岛时，日本军方强迫岛民以死拒敌，规定每个成人领取两个手榴弹，一个杀敌，一个自杀。这种强迫的爱国在今天看来是违反人权。主权回归后，政府也不应该惩罚当时在低层次上与敌合作的人民。１７世纪的英国人Ｊｏｈｎ Ｈａｒｉｎｇｔｏｎ曾有一名言：“叛变从未蔚然成风。因为一旦成风，没人再敢叫它为叛变。”
中国人民可谓是饱经战乱沦陷、朝代更替，以致习以为常、麻木不仁，以致谁来当政都无关紧要，只要有饭吃、只要能活着。在没有国家意识的民众眼里，爱国主义是一句空话。加拿大教会医生Ｒｏｂｅｒｔ ＭｃＣｌｕｒｅ于１９３８年在河南工作，他在一封信里说到中国北方农民对于日本侵略的无动于衷。浙江的一个爱国商人回忆，有的南方人甚至认为中国没有被日本侵略。中国人羡慕当官，但不相信政府。中国社会始终是贫富严重对立的社会。当看到国民党当官的跑到租界躲藏、退到四川、云南山区隐蔽，老百姓当然滋生不满和怨恨。另外，国民党的焦土抗战（蒋介石命令在撤退时，尽可能毁掉一切，只留给日本空城）－黄河炸堤、长沙放火等－在相当的程度上制造了政府与人民的离心离德，尽管１亿人民陆续逃到了后方。Ｒａｙｍｏｎｄ Ｍｉｌｌｅｎ发明了“双重背弃”一词。第一背弃是政府没有抗敌御侮、保护生命，第二背弃是政府没有珍惜家园、保护财产。相比之下，倒是那些我们一贯否定的君王，是他们在非常时期起到了凝聚国家的作用。身在沦陷区的丹麦国王每天在哥本哈根的公园里单独骑马，与市民见面，鼓舞士气。身在伦敦的荷兰女王接见每一个逃到英国的荷兰人，并且拒绝吃沦陷区人民所吃不到的食品，以示同甘共苦。
最后，占领时期涌现出的包罗万象的与敌合作和形形色色的合作分子指明，任何外侵战争都最终导致三种选择：抵抗，投敌，合作。这三种选择制造三种人：游击队，叛徒，顺民。所谓与世无关的第三者或中间人根本不存在，也纯粹不可能。在中国，除非８年不食人间烟火，隐匿逃避和与世隔绝是自欺欺人的一个托词罢了。面对严酷的现实，如何选择自己的一生是每个人都要回答的问题。以后的历史也证明，沦陷区人民处于交叉火力之间，是交战双方的缓冲，是战争牺牲品。他们不仅同样饱受了战乱之苦、亡国之恨，而且还丧失了做中国人的尊严。对于他们，不是一个“通敌”就能一言蔽之，也不是一个“可耻”就能一带而过。历史的模糊性、人性的模糊性必须得到承认。瑞士历史家Ｊａｃｏｂ Ｂｕｒｃｋｈａｒｄｔ忠告人们不要用概念去套历史，不要简化历史。这里再加一句，不要回避历史。“国可亡，而史不可灭”（陈寅恪）。
注（参考）：
１．Ｐｅｔｅｒ Ｄａｖｉｅｓ：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Ｌｉａｉｓｏｎｓ：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Ｔｗｏ．Ｐｅａｒｓｏｎ，２００４.
２．Ｔｉｍｏｔｈｙ Ｂｒｏｏｋ：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ｇ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Ｅｌｉｔｅｓ ｉｎ Ｗａｒｔｉｍｅ Ｃｈｉｎａ．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
３．Ｇｒｅｇｏｒ Ｂｅｎｔｏｎ：Ｎｅｗ Ｆｏｕｒｔｈ Ａｒｍ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ｕａｉ，１９３８－４１.Ｔａｙｌｏｒ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Ｌｔｄ，１９９９.
４．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Ｈｅｎｒｉｏｔ：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ｄｏ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ｓｉｎｇ Ｓｕ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ｎｄｅｒ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
日本侵略中国时，中国的２亿人民（约一半人口）沦陷在敌占区内，半壁江山在日本人刺刀之下，且达８年之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不到半年内又侵占了香港、马来亚、菲律宾、关岛、新加坡、 缅甸、和印度尼西亚，使得不计其数的无辜平民沦落在其统治之下。同样，自１９４０年的４月到６月，德军占领了丹麦、挪威、卢森堡、荷兰、比利时、法国，也使得这些国家的人民饱受铁蹄之难。当然，敌占领区内奋起抵抗的不乏其人，但是敌占领区内与敌合作的更大有人在。什么是与敌合作？与敌合作的是什么人？为什么？怎样看待？
首先，与敌合作不等于通常意义上的叛变投敌，不是汉-奸的同义词。它包括但又不限于叛变投敌。合作分子里有汉-奸，但又不都是汉-奸。换句话，它不是一个独特范畴，仅包括几个自首变节分子；它是一个全方位的领域，多色多样多层次，概括上至官员、下至百姓、男女老幼、各行各业。其次，与敌合作是外来词，是西方研究二战欧洲沦陷、投降、协作、投靠时的用语和概念，借用来分析中国可以扩大我们对抗日战争的了解，丰富我们对那场历史悲剧的认识。
合作（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一词被用于与占领军合作，是源于法国贝当元帅对法国人民的号召。１９４０年６月，德国侵占巴黎，贝当为首的法国政府向德国投降，并将政府所在地迁至法国中部的维希（Ｖｉｃｈｙ，故亦称维希政府），统治大约三分之一的法国领土。包括巴黎在内的法国大部则在德国占领之下，其每天一亿法郎的费用全部由法国承担。１９４０年１０月，贝当与希特勒会见，然后宣布法国政府从此进入与德合作的道路，合作从此成为法国的国策。这样的合作当然不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其实质是主仆关系。用德国人的话说：你把你的手表给我，然后我告诉你时间。据说，由于发音有困难，希特勒常避开ｋ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德语），而用“与我们一起工作”代之。贝当的合作是向德国占领军队绥靖、妥协、容纳、协调、并与其共事。实际上，多数法国人民响应了号召，与德国占领军进行了合作，直至１９４４年８月解放。
法国历史学家Ｓｔａｎｌｅｙ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创造了合作主义（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ｍ）一词，认为合作分子有两类，应该区别对待。他们分别是（１）志同道合，试图借用外侵力量铲除异己、重建社会的投靠者（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２）配合但不认同，务实求生的一般人（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按照此分类法，本文把合作分为高层合作和低层合作。
一．高层合作
思想结盟是合作的最高形态，因为这种合作是建立在共同的理念之上。缅甸政府和泰国政府与日本合作，是因为它们相信了日本的“亚洲人为亚洲人”，认为白人殖民主义是万恶之源。在很大程度上，希特勒的德法一起工作是意识形态吻合的产物。贝当和希特勒都一致反共、反苏、反犹太。贝当与以后的维希总理赖伐尔支持希特勒在欧洲建立的反犹新秩序，并且派法国工人去德国做工，派法国志愿军参加德军战斗党卫军对苏联红军作战。据统计，德国有名的２１个外国ＳＳ志愿师有约６０万青年人，均来自挪威、荷兰、乌克兰，罗马尼亚等与敌合作的国家。他们有的奔赴苏联战场，有的死守柏林。当时流行在占领国的口号是：宁愿纳粹，不愿共产。
二战的双方参战大国（除苏联外）都是与共产主义势不两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欧洲战后，曾为德国占领军服务的合作者们都以共同反共为理由，向美英乞求同情、要求宽待。在反共理念上，蒋介石和汪精卫与日本占领军可谓志趣相投。在组建、经营南京伪政权时，汪精卫用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合作、出卖国土为由，为自己与日合作寻找借口。在此意义上，汪精卫的叛变是与敌人在意识形态上认同的叛变。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汪精卫认为由于日本侵华战争带有反共色彩，欧美国家决不会主动帮助中国抗日。苏联只是支援几架陈旧飞机，“外以解东方日本之威胁，阴以弱我国本。”因此，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中国抗日必败。这一偏见和悲观绝望驱使汪精卫歌颂“共荣”，直至赞美侵略。南京伪政权代主席陈公博也是如此。他死前仍相信日本政府里有“善者”，但这些善者和将官管不住佐官阶级。结果，“中国就给这般骄横的官佐弄得个天翻地覆！” 在给蒋介石的遗书里，他仍念念不忘反共：“公博虽死，决无怨言。悬悬放不下心的还是共产党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前途。”
应该看到，上述占领国的领袖与侵略国自有一些意识关联与相投，但这些不足以说明他们求和的全部动机。意识形态的认同常常是占领后的结果，而不是导致占领的原因。英国历史学者Ｐｅｔｅｒ Ｄａｖｉｅｓ提出“盾牌”理论（注１），认为被侵国家政府与敌谋和的原因是为了充当挡箭牌，庇护沦陷人民，以避免更坏的结局。德国人在外国和本国建立了“犹太委员会”，在该委员会工作的犹太人相信，非如此不能遮免、减轻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占领区的巴黎市长称，在他的任职内，巴黎的文化古迹和遗产没有遭到破坏。比利时国王是不愿放弃自己的人民，而带领残兵向德国投降，并且宣称自己是战俘。贝当完全可以象戴高乐那样出走英国，在英国组织抵抗运动。但是贝当决定留下，与陷区内的人民共赴国难。他认为这同样是爱国，这同样需要勇气。汪精卫已身在安全的后方重庆、并享受国民党副总裁的待遇。他确实与蒋介石合不来，但不至于因此从后方跑到沦陷区，从而跳入情况更为恶劣的火坑。如果说汪精卫跳入火坑只是为了反共，这不免显得牵强，因为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陈公博在监狱里写了《八年来的回忆》，里面有这样一个回忆片段。陈说：“一般人都说汪先生卖国，但卖国还应有代价。像今日的情势，一日蹙国百里，其误不止卖国，简直是送国罢了。我想送国不必你汪精卫送罢。” 汪回道：“人家送国是没有限度的，我汪精卫送国是有限度的。”当然，这送国的限度，国人后来自有所知。不过，有一点应该承认：即使是最卑劣的叛徒（象汪精卫和贝当），他们也难免有悲悯苍生的情怀。
此外，由于力量过于悬殊，投降有时是对现状的被迫顾全（Ｇｅｒｈａｒｄ Ｈｉｒｓｃｈｆｅｌｄ）。面对强大的敌人，抗敌御侮、死守疆土不仅无济于事，反而激怒敌人，造成更大的伤害。１９４０年４月９日，纳粹德国撕毁中立条约，越过丹麦边境。两个小时后，丹麦政府宣布投降。丹麦政府认为，丹麦没有能力抵抗，抵抗没有任何意义，抵抗只能带来更多的害处。作为回应，德国允许丹麦政府继续存在，社会照常运行。从此，丹麦政府与德国若即若离，有合作也有争斗。合作体现在丹麦物资向德国的输入，对抗表现在丹麦议会拒绝德国迫害犹太人的要求。对此，多数丹麦人民并没有过多批评自己的政府。他们当然知道投降不光彩，但也理解这种合作是两害相衡取其轻的必然，否则后果更为严重。当然，丹麦被如此“善待”的另一原因是，德国视丹麦人为雅利安人，并且想以丹麦作为占领范本。
汪精卫先前主张抵抗，并从海外归来，共赴国难。据陈公博回忆，长城古北口之役使汪精卫受刺激太深：“因为前方将领回来报告，都说官兵无法战争，官兵并非不愿战，实在不能战，因为我们的火力比敌人的火力距离太远了，我们官兵并看不见敌人，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汪先生听了这些报告，以后便慢慢有主和的倾向。”与丹麦和法国不同，汪精卫的与敌合作是单独的个人历程和不代表国家的个人行动。中国的合法政府在重庆，就连日本也深知这点而未给汪以全权外交承认，直到以后。丹麦和法国则是以国家名义向德国投降，它们的合作是作为合法政府（甚至得到美国承认）的国策而大力推行。１９４４年，汪精卫垂死前写下题为《最后之心情》一文，内说：“蒋为军人，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 非兆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于渝局；非深入陷区，无以保存起因战争失陷之大部土地。”
欧洲战时傀儡政权和汪精卫的另一个不同是，欧洲傀儡攻击自己的前政府是如何腐败，因而需要法西斯主义，重整山河。汪精卫谴责现政府是如何背离以前的国民正统，因而需要沿袭、继承三民主义，重归传统。汪精卫和贝当有一个相同之处，即他们的声望和资格，以及与之而来的强烈感召力。曾经投身于爱国活动和处于高层领导地位的名声是他们的资本，也是代价。他们的悲剧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名声越大，代价越高。这代价不仅指他们所造成的大规模的人心动摇，而且指他们个人的身败名裂。另外，与敌合作直至叛变是一个渐变过程，是一个他们自己最后也无法料到和控制的堕落。
渐变过程的含意是，与敌合作不见得一开始就是死心塌地的投敌、认贼作父。其实，没有人天生就是叛徒，或生来就是为了叛变。与敌合作分子多是始于缓和冲击波，让步以求安，但后来不能自拔，只好随波逐流、同流合污。维希政府的一个官员战后回忆道，他们（与敌合作分子）开始时还有对国家的忠诚，但合作的惯性使他们刹不住车，直到良知消耗殆尽。当美军在诺曼第登陆、德国大势已去，他们非但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因为他们知道已经没有后路，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会得到宽恕，于是干脆破罐破摔、顽固到底。这话不仅适于贝当，而且适于汪精卫。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１９日，汪精卫乘飞机离开昆明、飞抵越南河内、踏上与日谋和的不归路。汪精卫在离开重庆前，给蒋介石留下一封信，信的结尾是：“君为其易，我任其难。”这里的“我任其难”是汪精卫一厢情愿中的促日本撤军的和平运动。他当初的和平计划是建立新政府，然后接收日军所承诺的撤军后的占领地，在不割让领土、不赔款的条件下和日本实现和平。当汪精卫离开重庆后，日本违背诺言。结果，日本人的不讲信用截了汪精卫的前途，蒋介石的不舍追杀断了汪精卫的后路。汪精卫本人则一发而不可收，追随日本人越陷越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遭人恨的汉-奸。
欧洲二战历史学者较少用“个人名利”（如卖国求荣）解释高层叛变，或把高层叛变归为简单的个人下跪。这是因为，叛变（ｔｒｅａｓｏｎ）在任何国家的宪法里都是大罪，高层官员都深知其严重后果，并惧怕人民的啐弃和后来人的评判（ｌｅｇａｃｙ）。另外，卖国求荣也不可能。首先，卖国的定义是供手交出人民和土地，以换取个人钱财和名誉。当时的情况是，敌人已经占领了国土、控制了人口，受害国已经丧失了主权，受害国政府也丧失了保卫能力和对财产的支配。因此，哪里还有国可卖？其次，至于求荣之说，只要凭常识想一下，在国破民亡的情况下，即便再弱智的人，也知道所谓伪政府主席不过是寄人篱下；即便虚荣心再强的人，也不愿冒极大风险只为图一些傀儡虚名。无论怎样，在客观上，傀儡政府的建立和存在倒是起到了一定的保全残土、缓冲危害、稳定治安、减少损失的作用。傀儡政府也与侵略政府周旋、谈判、争斗。维希政府派法国工人去德国做工，同时换回了法国战俘。日本人在１９４３年１月把租界还给汪精卫政权，其它国家如英法美也起而效之。这听起来像是变节分子的自我辩解。如果这样，那只好见仁见智，本文无意为他们粉饰。
二．低层合作
在一定程度上，沦陷区内的人民都直接或间接地为敌人服务过、与敌人合作过。也许当时的个别演员能够停止唱戏，如著名的京剧艺术家梅兰芳蓄须明志、拒绝服务，但他们毕竟是敌人都为之忌惮的少数名人。尽管如此，严格地说，其它方式的合作并不是一概没有发生过。法国一位知识分子扪心自问：去德军光顾的咖啡厅是否也是与敌合作。法国作家Ｓｉｍｏｎｅ ｄｅ Ｂｅａｕｖｏｉｒ干脆说：“在敌占法国，仅仅活着就是对侵略的默认。”言外之意，不抵抗本身就是与敌合作。在悲观情绪盛行的“孤岛”上海，人们难以排遣沦陷的烦躁，于是打麻将成了上海人打发时间的一大消遣。它上至《色戒》里那些温文尔雅的汉-奸太太，下至王佳芝无精打采的亲戚邻居。巴黎的沦陷消遣是看书。由于食品的限量，巴黎人无法请客。由于亲德还是反德的猜疑，人们不愿也不敢往来。巴黎沦陷期间的书刊出版量超过英美同期的总和。低层合作明显地反映在对敌人的消极心理接受和逆反冲动的消失。
至于行为，在中国沦陷城市，人们向哨卡的日本兵鞠躬敬礼，维护着统治者的秩序。《色戒》里的王佳芝在学校里学习日语，去影院看夹杂着敌人宣传的电影。的确，沦陷区里的人们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要不要和日本人打交道，要不要挥舞着日本旗去参加亲日活动，要不要学日语，要不要和日本人做生意、为日本人做工或服务……李安的电影《色戒》恐怕是第一部上海沦陷的生活画卷。因为是作为背景，其中的众生百态不太引入注意。那一开始的市民向鬼子兵点头哈腰就点明沦陷的屈辱。据说汪精卫于１９４０年在南京建都后，南京人不必再向日本城防守兵点头哈腰。当然，沦陷的屈辱并没有因为这点面子而不复存在。
无条件但有限的合作是求生保命的最佳选择和方式。我们今天当然知道这是迫不得已，是命运的适从。在《色戒》电影里，那些骑三轮的不知在司非尔路７６号（７６ Ｊｅｓｓｆｉｅｌｄ Ｒｏａｄ）前拉了多少鬼子和汉-奸。工人每天按着钟点去上工，为敌人的战争机器创造价值；店铺每天按着钟点开门，为敌人的后勤、生活、娱乐提供方便。由于消息的封锁，沦陷区的人民无法知道战争的真实情况，更无法预料到以后盟军的介入和抗战胜利。对沦陷人民来讲，亡国不仅是既定事实，而且是趋势和前途。于是，晚合作不如早合作。低层合作是心理、行为上的逆来顺受，更是对敌人统治的维持和伺候。最起码的爱国底线当然有，那就是不助纣为虐，帮助鬼子杀同胞。超过底线的则是通敌，是汉-奸。
研究中国与敌合作史的美国学者Ｔｉｍｏｔｈｙ Ｂｒｏｏｋ发现（注２），中国沦陷区里有着大量的合作人群。他指出在上海和南京陷落的几天之内，就有中国人出来与日本人接洽，商讨和平事宜，仅上海市区就有１３个自发组织。这些人是地方城镇和行业的领头人，颇有一些威信。按Ｔｉｍｏｔｈｙ Ｂｒｏｏｋ，这些人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即不忍心看着同胞忍饥挨饿、倍受熬煎。他们要求恢复商业运行、恢复社会治安、恢复正常生活。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５日，淞沪战火初停，苏锡文等在上海浦东东昌路挂起一面太极图案的旗帜，昭告“上海大道政府”成立。苏锡文出任上海大道政府市长。
为了搜刮物资、“以战养战”，日本人也竭力在富饶的江南寻找代理、扶植合作。日本人知道自己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管理沦陷，需要以华制华。上海和南京的残暴之后，日本军方也想改变 “形象”而大搞所谓亲善。响应的人自然有之。在当时的中国，与日合作被称为提携。有人欢迎日本人，是因为憎恨共产党或国民党。有人为侵略军提供所需物品，是因为想发国难之财。大多数人是为了图谋生存，于是一夜之间，点头哈腰、俯首帖耳成为尴尬的风尚。长江三角洲著名的区域如苏州、无锡、嘉定、崇明、宝山等，都成为与敌合作的重要地区。
在德国占领的欧洲，合作可以是投机性的。法国一些出版社刊登纳粹宣传广告，以求得到德国的补贴。战争造成物品、食品短缺，法国店主便拒绝出售给同胞甚至家人，然后以高价卖给德国人。一些地痞流氓也会沉渣泛起，充当敌人的保安、密探、警察。合作可以是色情性的，以法国和挪威妇女为最。她们和德国军人交朋友、逛马路、约会、同居、甚至生孩子。是生活所逼吗？不全是。历史常有意想不到的地方。德军占领巴黎后的第一件事是要回一战时被缴获的德军旗帜。第二天，他们就开始在街头开设食品供应站，为在混乱中不知所措的巴黎人提供面包和热汤，直到几个月后全市的粮食供应得到恢复。德军的这一举动旨在收买人心，也的确奏效。德国军方要求军人“接触人民”，他们有纪律的举止的确赢得不少法国人的接受甚至好感。但是当法国人从震惊和疑惑中醒过来时，他们也发现本国女子已经被占领军吸引走。巴黎女人找德国军官，以便获得难得的奢侈品；农村女孩找德国士兵，是由于他们英俊的相貌和运动员似的身材。在解放的那些日子里，这些妇女被拉到街上当众羞辱，有的被剃头，有的被刻字…… 低层合作也要付出代价，而且是惨重的代价。
不是所有的沦陷人民放弃反抗、一味妥协。众所周知，盟军向沦陷的欧洲城市输送武器，组织武装抵抗。同时，这些城市的人民里应外合，用各种方法（如剪断电话线）骚扰、破坏敌军占领。居民们的消极抵抗更是时有发生。消极抵抗是自发和即兴的非暴力行动。例如，法国的一个地方政府禁止说法语并施加罚款，一女子跑到政府大声说了一句：“Ｂｏｎｊｏｕｒ”，然后将双倍的钱放在桌子上，并说多出的部分是为了下次罚款。荷兰的电影观众在纳粹广告插入时，走出影院表示抗议，直到受到法律禁止。巴黎的叫化子用手风琴拉着“马赛曲”向德国兵要饭；阿姆斯特丹人裸体从德国岗兵面前走过，抗议德国对布匹的限量；德军仪仗队每天下午在香榭丽舍大道上游行，巴黎老太婆要么用拐杖绊倒德军士兵，要么缓慢地在军乐队面前横穿马路。在注重仪表和秩序的德国人眼里，这的确有伤大雅、的确让人恼怒。消极抵抗虽不起眼，但绝不是微不足道，它降低了敌人的威严，给人以鼓舞，也给人以幽默。
不同于盟军的“由外向里”输送，华中根据地党组织在上海的战略是“由里向外”偷运。抗战期间，新四军暗地动员了２万上海市民和难民离开城市，到农村参加抗日武装活动。Ｇｒｅｇｏｒ Ｂｅｎｔｏｎ注意到，新四军的文化知识水平比八路军的高，其杰出贡献不比八路军差。可是，它的名誉总被置于老大哥八路军之后（注３）。在沦陷时期，上海工业又惊人地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为日伪、国共同时提供了资源和财源，当然比例不同。相比国民党特工和ＣＣ派利用租界开展暗杀活动，新四军致力于地下购买药品、器材、钢材等稀有物资，并将它们秘密运往根据地。比较巴黎，袭击、骚扰、破坏占领军的事在上海和其它沦陷城市很少发生；上海市民的消极违抗也少有耳闻。这可以归咎于日本人的深入人心的恐怖策略－鬼子警察的凶残是路人皆知、家喻户晓。１９４０年上海崇明岛上的日本卡车被游击队的地雷炸毁，鬼子屠杀了１００村民以示报复。日本人的残酷报复使得人们在威慑下苟且偷生。一个美国老兵回忆说，几名在中国服劳役的美军战俘九死一生地在上海附近跳下火车求助。那时已经接近战争尾声，但竟没有一个当地居民敢于搭救，每一个被问到人都用手势在自己脖子前来回两下，表示会被鬼子杀头。幸亏没被告密，结果是新四军内线几经周折救了他们。
中国抗日胜利的宣传和造势使人们天真地设想敌区人民是如何奋起反抗，似乎街道两旁的市民随时准备扑向巡逻的鬼子兵，来个你死我活。这与实际情况截然相反－大多数市民胆小怕事、安守本分、甚至惟命是从。当然这完全可以理解。试想一下，假如是你，你未必不忍气吞声地去到粮店排队买粮，然后低头丧气地回家。假如你生活在那个年代，一家老小随时会被尖细告密而被抓去偿命，你未必有胆量只身逃奔后方或投奔新四军。一人惹事，全家遭殃。那些参加抵抗运动的人当然可敬，那些留在敌占区内接收命运的人自然可怜。将心比心是理解历史的最好方法。
三．怎样看待与敌合作
战后这许多年来，与敌合作在欧洲得到充分的研究和丰硕的成果，阿姆斯特丹甚至有关于沦陷合作的博物馆。作为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欧美专家学者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各个角度钻研、撰写，试图了解战争如何把人推入沦陷，占领如何把人变为混世魔王。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和研究方法，与敌合作尚未在中国得到介绍和应用。如果说王克敏、汪精卫等人作为汉-奸在中国有一些研究成果，下层合作的探索仍然是一个空白。齐鲁出版社２００５年出版的《抗日战争研究述评》可谓囊括了截期为止的国内学术界的论著，可是里面没有一句话提及沦陷区人民和他们的生活。学术杂志《抗日战争研究》和《中国抗战研究动态》有许多好文章，但对沦陷区的地方政府和人民还是禁若寒蝉。地方政府是怎样运行的？沦陷人民是怎样过来的？仅好奇心就足以促使一个人去探索，何况历史专家。倒是外国学者闯进了中国抗日战争研究领域里的禁区，利用近期开解的档案，在中国与敌合作的领域里开辟了先河。
中国历史学者忌讳、回避这方面的探讨，当然是出于政治考虑，即为了维护一个同仇敌忾、全民抗战的形象。每个国家都有政治神话，旨在召唤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无可过多厚非。不同的是，有的国家把学术探讨和政治分开，不设禁区，不予干涉，有的国家则恰恰相反。不言而喻，在这样的国家里，其不可弥补的后果是若干历史的断裂及若干集体记忆的遗失。有的历史片段的确令人伤心、羞辱、脸红，但把它从记忆中抹掉成为空白、盲区，则是对历史公正的极大不公平和对子孙后代的极大不负责任，甚至可以说是犯罪。在中国，与敌合作的讨论如同伤口撒盐。提及它不仅伤自尊，而且伤团结，特别是下层合作的范围如此之广和之深。戴高乐知道法国人与德国人的合作，但仍然高调“我们都是抵抗战士。”
有的中国学者虽有兴趣，但认为沦陷区不是抗战的主要内容。其实，不管是主要还是次要，与敌合作的研究至少有三个益处：
（一）帮助我们防止简单思维。人们好用黑白观念看待历史，如把抗日战争看作要么抵抗、要么叛变的两个极端，之如此是因为这样思考问题简单省事。然而，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相反于非好即坏，两个极端中间存在着一个灰色的领域。中国抗战这个灰色领域里充斥着日伪勾结、国共争斗、合作讨好、相互利用，就连新四军为了偷运物资而大量贿赂日伪警察，甚至日本兵……重要的是，这个灰色领域充满了夹在战火中间的人民。自我保护的天性使他们随遇而安、徘徊观望。历史本身就是灰色。用事后诸葛的态度议论当时的是是非非，大错特错。
（二）帮助我们防止道德思维。人们易用好恶态度和情绪判断历史，常把与敌合作归为道德丧失和意志堕落。其实，战争就象赌博，忠奸是非的裁断取决于谁是胜利者。敌占区的人们（还有外国租界）都试图脚踏两只船，不管谁主沉浮。与其花功夫去辨别谁光荣、谁卑鄙，不如花气力深入历史、挖掘史料、发现与敌合作的内外、主客原因。当然，真实历史的曝光有时如一盆凉水，使人们从镜子里发现自身的不足、弱点，并且反思民族性。不妨回想一下，历时３个月的淞沪战役夺去２０万人的生命。然而，时隔不久，近３百万市民又若无其事地照旧生活－听收音机、去电影院，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Ｈｅｎｒｉｏｔ，注４）。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日本海军在浦东和杨树浦组建“上海工人福益会”，当时的会员量是４４０００，到１９３９年１月达１０５５４９。除了偶然几次小型非政治性抗议，上海工人阶级从没有大规模地罢工，像丹麦工人那样。有几次小罢工，倒是日本人搞的，并且针对英国企业。
与敌合作的研究还要求我们知道合作分子乃至投敌者的复杂的思想基础和历史背景。他们的出身不同，人生轨迹各异，文化素质、性格禀赋不一样，因此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生前的言论和文字记录是我们了解“原生态”的不可或缺的素材。在叙述历史问题时，引用反面当事人（尤其是汉-奸）的话总有一个危险，即被视为帮腔和开脱。然而，当人们痛骂他们下流、阴险、无耻时，是不是想到应给予他们一个申述机会，而不是一味强加。至少，如果没有当事人自己的话，读者怎么能察视他们当时的思路和心境？尤其是临死前的话，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曾为主和派之一的胡适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称持平之论。
（三）帮助我们理顺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在战祸横行、国难当头的时节，政府和人民应是什么关系？政府应对人民负什么责任？１７世纪的英国启蒙哲学家霍布斯（Ｔｈｏｍａｓ Ｈｏｂｂｅｓ）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维持着一个契约。人民愿意牺牲某些自由以换取政府的保护。政府的第一职能和责任是保家卫国、抵御外侵。只有当政府失去抵抗，人民才被迫妻离子散，生灵涂炭；只有当政府放弃责任，国土才被分割、沦陷。由此而衍生的问题是，当政府抛弃人民，人民有没有义务继续效忠政府？霍布斯的回答是否定的：如果一个政府失职或失责，合同随即失效。人民有权放弃政府而自谋生路，包括与占领者合作，为占领者服务。道理很简单，人总要生活下去，哪怕回到无契约的自然状态。
求生是人的本能， 趋向“正常”是人的天性。为了在战争中生活下去，人们渴望任何代价上的正常。战斗的硝烟刚刚消失，从废墟中爬出的平民百姓弹干净身上的泥土，向着征服者走去。他们走去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谈和。征服者可以恢复、实现一定的正常，哪怕一点秩序也比“自然状态”要强。在《色戒》电影里，那整齐的商店和穿戴阔气的行人让人以为是在巴黎，如此有条不紊。索菲亚？李的《日本占领下北京的社会秩序，１９３７－１９４５》承认北京有血腥的镇压和屠杀，但指出若干中日文化人在战时进行文化交流，并说日军统治下的北京人的生活尚有一定的安定。无疑，这已经被中国学术权威斥为背离沦陷实质。谈和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场面，但又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当人民处于“自然状态”，霍布斯说：“没有什么是非正义的”，也没有什么是可以非议的。在一个沦陷国度里，既定的道德和义务已经对人民失去了约束。
另外，当国度沦陷时，政府不应该期待、设想人民自动或继续保持忠诚，更不应该以死强迫忠诚。日本是一个极端例子。美军攻占冲绳岛时，日本军方强迫岛民以死拒敌，规定每个成人领取两个手榴弹，一个杀敌，一个自杀。这种强迫的爱国在今天看来是违反人权。主权回归后，政府也不应该惩罚当时在低层次上与敌合作的人民。１７世纪的英国人Ｊｏｈｎ Ｈａｒｉｎｇｔｏｎ曾有一名言：“叛变从未蔚然成风。因为一旦成风，没人再敢叫它为叛变。”
中国人民可谓是饱经战乱沦陷、朝代更替，以致习以为常、麻木不仁，以致谁来当政都无关紧要，只要有饭吃、只要能活着。在没有国家意识的民众眼里，爱国主义是一句空话。加拿大教会医生Ｒｏｂｅｒｔ ＭｃＣｌｕｒｅ于１９３８年在河南工作，他在一封信里说到中国北方农民对于日本侵略的无动于衷。浙江的一个爱国商人回忆，有的南方人甚至认为中国没有被日本侵略。中国人羡慕当官，但不相信政府。中国社会始终是贫富严重对立的社会。当看到国民党当官的跑到租界躲藏、退到四川、云南山区隐蔽，老百姓当然滋生不满和怨恨。另外，国民党的焦土抗战（蒋介石命令在撤退时，尽可能毁掉一切，只留给日本空城）－黄河炸堤、长沙放火等－在相当的程度上制造了政府与人民的离心离德，尽管１亿人民陆续逃到了后方。Ｒａｙｍｏｎｄ Ｍｉｌｌｅｎ发明了“双重背弃”一词。第一背弃是政府没有抗敌御侮、保护生命，第二背弃是政府没有珍惜家园、保护财产。相比之下，倒是那些我们一贯否定的君王，是他们在非常时期起到了凝聚国家的作用。身在沦陷区的丹麦国王每天在哥本哈根的公园里单独骑马，与市民见面，鼓舞士气。身在伦敦的荷兰女王接见每一个逃到英国的荷兰人，并且拒绝吃沦陷区人民所吃不到的食品，以示同甘共苦。
最后，占领时期涌现出的包罗万象的与敌合作和形形色色的合作分子指明，任何外侵战争都最终导致三种选择：抵抗，投敌，合作。这三种选择制造三种人：游击队，叛徒，顺民。所谓与世无关的第三者或中间人根本不存在，也纯粹不可能。在中国，除非８年不食人间烟火，隐匿逃避和与世隔绝是自欺欺人的一个托词罢了。面对严酷的现实，如何选择自己的一生是每个人都要回答的问题。以后的历史也证明，沦陷区人民处于交叉火力之间，是交战双方的缓冲，是战争牺牲品。他们不仅同样饱受了战乱之苦、亡国之恨，而且还丧失了做中国人的尊严。对于他们，不是一个“通敌”就能一言蔽之，也不是一个“可耻”就能一带而过。历史的模糊性、人性的模糊性必须得到承认。瑞士历史家Ｊａｃｏｂ Ｂｕｒｃｋｈａｒｄｔ忠告人们不要用概念去套历史，不要简化历史。这里再加一句，不要回避历史。“国可亡，而史不可灭”（陈寅恪）。
注（参考）：
１．Ｐｅｔｅｒ Ｄａｖｉｅｓ：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Ｌｉａｉｓｏｎｓ：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Ｔｗｏ．Ｐｅａｒｓｏｎ，２００４.
２．Ｔｉｍｏｔｈｙ Ｂｒｏｏｋ：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ｇ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Ｅｌｉｔｅｓ ｉｎ Ｗａｒｔｉｍｅ Ｃｈｉｎａ．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
３．Ｇｒｅｇｏｒ Ｂｅｎｔｏｎ：Ｎｅｗ Ｆｏｕｒｔｈ Ａｒｍ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ｕａｉ，１９３８－４１.Ｔａｙｌｏｒ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Ｌｔｄ，１９９９.
４．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Ｈｅｎｒｉｏｔ：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ｄｏ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ｓｉｎｇ Ｓｕ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ｎｄｅｒ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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