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编译：俄乌冲突的原因和处理方法

　　中评社香港6月22日电（记者 乐国平编译）欧亚评论网在6月21日发表悉尼大学和平与冲突学者杰克·林奇（Jake Lynch）的文章，该作者认为俄罗斯的对外扩张行为源于冷战后新自由主义造成的悲剧和西方的不公正对待，但也认为俄罗斯的复兴不能以牺牲别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代价，正如美国干涉拉美的门罗主义不得人心一样。作者认为俄罗斯需要进行政治和民族改造，西方也需要加强对新欧洲的经济重建，避免德国一战后的经济危机以及俄罗斯休克疗法的悲剧重演。以下是原文编译：

　　社会学家约翰·加尔通告诉我们，试图仅通过直接暴力来解决冲突，其根本原因可以通过使用武力简单而永久地平息，这是一个现实主义的谬误。相反，只关注结构性暴力，相信如果社会形态和权力关系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这样冲突就永远不会发生，这是左派的谬误。只关注文化暴力，希望如果彼此能够更好地相互理解，就会停止互相残杀，这是一个自由主义的谬误。

　　如果要改变冲突，则需要探索所有三种生成力量的来源：诊断问题，根据当前趋势做出的预测，以及设计适当的处理方法。

　　在涉及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中，我再次遵循加尔通的教导：我们应该在广泛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关注冲突参与者的目标、需求和利益，而不仅仅是关注发生敌对行动的场面上。

　　我们有必要阻止俄罗斯的入侵，并且不让它取得任何收益。我们生活在一个民族国家体系中，这种体系本质上是具有竞争性的。自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中引入该系统以来，与该系统并行发展的就是通过协议来限制和规范竞争。

　　今天，联合国是这些努力的核心，它的《宪章》明确剥夺了跨境军事入侵的合法性。我们必须坚持之，否则对国家行为的主要约束和调节作用将失效。事实上，这必须得到加强，并适用于其他国家的侵犯行为，包括众所周知的西方侵犯伊拉克和占领巴勒斯坦的行为。

　　问题是这会留下什么后果，乌克兰的悲剧是沦为废墟。就在开战短短几周前，泽连斯基总统还在谈论一项协议的大纲：东部省份的实质性自治；俄语重新获得官方地位，并承诺永远不会加入北约。该大纲直面冲突，但事实证明谈判无效。

　　约翰·保罗·莱德拉赫（John Paul Lederach）指出了关系和结构维度，如果冲突不仅要得到解决，而且要转变，就需要注意这些维度，需要超越表象。不知何故，三十年前苏联垮台后，俄罗斯仍然是西方的敌人。其实普京曾两次要求加入北约，但都被西方拒绝了。在欧洲建立新安全架构的愿景失败了，尽管得到了1980年代著名人物的支持，例如法国总统密特朗，当然还有冷战时期的跨越者戈尔巴乔夫。

　　深深烙印在当今俄罗斯人集体经验中的，是对仓促强加极端的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经济灾难的记忆，通货膨胀达到了百分之数千的峰值。国际劳工组织驻莫斯科代表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回忆说，官员们恳求外国人用美元为他们的家人购买食物。预期寿命直线下降，自由民主遂被一代俄罗斯人指责和诋毁。

　　这个故事不是第一次出现，当一个国家滑向历史性失败，其人民从未真正瞭解其原因，然后陷入赤贫和苦难，就会为该国走向法西斯主义奠定基础。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淡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再次失败。如今我们肯定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种情况，但是，让我们暂时将注意力转移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上。

　　这两场全球性战争的中心是德国和法国的竞争，这两个国家在70年间曾三度拿起武器对抗对方。法国外交部长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n）发起了欧洲煤钢共同体，也就是欧盟的前身，他说：“欧洲国家的团结需要消除法国和德国的古老对立……生产上的团结如此确立将清楚地表明，法德之间的任何战争不仅变得不可想象，而且在物质上是不可能的”。

　　那是在1950年，新纪元诞生了，他们最终将通过随后几十年的社会动荡，迫使德国进行清算并完成去纳粹化进程。这又使反思历史成为可能：与过去达成协议，需要荡涤有害的历史思想以使其不再被使用。

　　正是在欧洲的新结构中，旧的关系最终解体并被取代，文化暴力被揭露和克服，直接暴力变得不可想象。那么，对于俄罗斯、乌克兰和新欧洲而言，促成新关系的新结构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没有另一场世界大战，我们怎么能到达彼岸？

　　我们应该记住西方对俄罗斯安全概念的侵犯，这些行为激起了普京的猛烈抨击，北约不应该向东扩张。一个世纪前，当资本主义列强发动武装干预反对布尔什维克革命时，莫斯科获得了新的关注。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俄罗斯的“伟大”已经形成了一道抵御拿破仑（1812年）、奥斯曼帝国（1877－1878年），当然还有后来的希特勒侵略的思想堡垒。然而，在当今世界，它是一种威胁和干涉思想，它必须消失。对其他民族的命运具有影响的区域概念是令人讨厌的，正如美国对其他美洲国家干涉的门罗主义。

　　克林顿总统对普京的提议的反应是，俄罗斯太大而无法加入北约。也许，就目前的结构而言，它太大而无法适应受监管的民族国家体系。

　　当今俄罗斯的部分地区，例如车臣和鞑靼斯坦，可能会不情愿地分裂为以独联体为中心的经济和政治联盟的独立成员，该联盟也将向“近邻”提供成员资格，包括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在共同主权和致力于和平的框架内，这无疑是可持续安全的更有希望的基础。

　　俄罗斯的繁荣严重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他们也必须从此解脱出来。默克尔总理计划在2020年代在欧洲建设新的天然气基础设施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封存的北溪波罗的海管道需要永久报废，以支持加速脱碳计划。

　　俄罗斯经济将需要大规模、持续的外部投资，目的是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民主主义体制，让国家扮演合作伙伴而非独裁者的角色，并提供充足的社会保障。绝不能重复“休克治疗”，这需要国际金融机构牵头的全球努力，以带来更良性的结果，这可以与上述设想的政治改革同时进行。

　　最难改革的是直接暴力。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新保守主义的战争剧本。希拉里·克林顿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初期认为这有可能成为俄罗斯的下一个阿富汗：一个将逐渐削弱战略对手的持续性伤痛。

　　一个更有说服力的类比可能是越战。和平的首要任务是呼吁普京撤军，就像美国从东南亚撤军一样。国内和国际上对战争的反对必须促进对政治和社会变革的更广泛需求。我们必须向那些俄罗斯人权捍卫者和民主倡导者提供声援和大量支持性沟通。

　　在短期内，我们希望这种压力能够促使俄罗斯尽早撤出乌克兰。一些西方提供乌克兰的武器可以归还。然后，正如1920年代的凡尔赛赔款在1945年之后被马歇尔援助所取代那样，我们要援助满目疮痍的欧洲，把它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