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立如：中美关系大转变，有哪些不确定性？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崔立如

　　中评社北京9月11日电（记者 徐梦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崔立如7号出席第三届太和文明论坛国际关系分论坛，期间解读中美关系变化与中美互信的重建。

　　崔立如主要分析了中美关系的转变，以及转变中的确定与不确定性。他指出，现在中美关系处在一个十分困难的时刻，困难是因为发生了大的转变：
 
一个是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大的变化。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实力地位大幅上升，中美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二是，中美之间出现了新的战略态势，主要是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当中把中国确定为美国的主要对手，认为大国竞争已经取代了恐怖主义的威胁，成为主要的挑战，由此改变了中美关系双方之间的互动方式，也就是说战略竞争上升到这一对关系的主导面。由于这一指导思想的变化，美国采取了对华的全面防范，在多个领域里面叫对冲，在某些方面甚至采取了遏制的方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中美关系当中的对冲，美国方面这种变化，中方作出反应，所以我们看到了一种和过去很多年完全不同的互动方式。

　　三是，中美关系呈现出一种超复杂的、既是对手关系也是伙伴关系的形态。在不少领域当中我们还有合作，在很多方面更准确地描绘可以叫利益相关方。

　　崔立如指出，上面这些变化让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下行道，摩擦和紧张成为新的常态。双方在这个方面也有共识，就是防止形势发展失控，要进行风险管理、危机管理。

　　那么中美关系变化有哪些不确定性？崔立如表示，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大国关系竞争，究竟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还是更积极地走向一种构建一种新的关系，就是新型大国关系或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点现在还不确定。

　　其次，中美关系长期以来呈现着二元状态，就是政经分离的状态，双方制度上有很大的差别，但是都同意采取政经分离的方式发展互惠的经贸关系，这也是中美关系长期以来能够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这种政经分离的状态是不是还能持续下去？现在不好说，因为政经的界线现在已经模糊了，很多政治上的考虑已经介入到经济关系当中。原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求同存异，现在也变得没那么清晰了，主要是双方的差异引起的矛盾分歧越来越多地主导了整个关系的发展。

　　三是在一些重要的双边地区和一些重要的双边问题、地区问题和全球问题上，双方采取什么样的对策，这对未来的中美关系发展非常重要。我们都能够体会到现在开始有一些迹象引起各方面的担忧，比如说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以及朝核问题上双方的合作能不能持续下去，现在也有问号。中美战略稳定原来是双方的共识，现在也是有问号的，现在中美之间存在着战略性的分歧。

　　最后还有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两国国内政治经济发展越来越影响到双方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决策，对中美关系尤其如此。与此相关的，对中国来说是非常明显的，对美国也是，就是“特朗普因素”（Trump factor），这也变成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产生最大不定性的一个因素。

　　同时，崔立如强调，现在如何解读中美关系发生的变化似乎对未来更加重要。因为如何解读可以带来不同的含义，可以导致不同的政策。可以判断出，最近几年以及未来的互动是，中国的崛起引起了美国的反应，美国的反应改变了原来的态势，中国对此又作出反应，进入了一个新一轮的、不同以往的互动，这种往下行的关系现在还没有见底。

　　“如何改变这种状态？这是一个大问题，这种气氛、观念和势头如果变成一种固定化的模式，改变就非常困难，然而现在似乎正在往这个方向走。”

　　崔立如指出，实际上这已经完全颠覆了中美原来发展双边关系中建立的政治互信。对于中美之间两个巨大差异的国家要建立建设性的关系，政治互信非常重要。过去的互信颠覆了，未来要改变这个势头，就需要一个重建互信的过程，重建的“互信”是在一种新的形势下，二十一世纪所进入的一个新的世界中的一种互信。

　　“世界经历了多极化、全球化的发展，受到各方面逆流的干扰，新的科技在蓬勃发展，整个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多颠覆性的变化，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是否能够重建一种能够适应这种新形势的互信，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问号。”崔立如说，中美关系必须要建立这样的互信，对全球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但这需要时间和过程，对此，中美都有重大的责任。基辛格最近给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所传递的视频信息就提到了中美之间都有责任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找到新的共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