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台北2月28日电／张亚中新著《二二八事件读本》，可以算是近二十年来，台湾唯一一本不是由绿营学者所撰写的相关著作，而是一本浅显易懂，但资料甚为丰富的一本读本，揭穿谎言，在对“文化台独”拨乱反正上，有时代性的重大意义。
张亚中表示，在有意识形态学者及政治人物的官民联合大操作之下，二二八事件登上了神坛，在台湾成为必须被“政治正确”解读的事件。二二八事件因而成为“台独”者的提款机，每一段时间就拿出来消费一下，为的是制造外省人与国民党的原罪感，做为打倒政治夺权，并为建立“文化台独”的工具。
张亚中指出，民进党的“台独”史观，源于其刻意误写的台湾史，而其台湾史又建立在误写的二二八事件史上。因此，如果破了“台独”版的二二八史，也就破了一大半的“台独”版的台湾史，也就把文化“台独”的根给破了。
以下是该书第二章，有关“二二八事件的谎言有多离谱？”的全文：
自解严起，有关二二八事件的档案、资料、书籍、期刊、研究、报告，回忆录等等，如雨后春笋的出现，但是资料常与史实往往不符，甚至不实的叙述比正确的叙述还多，有者还太离谱。其原因如下：
第一、由于二二八事件是敏感问题，只能“扩大”、“加添”政府及军队残暴、残忍以合“民意”，而受害者家属无法释怀，因此诸多专家学者不愿探讨真相而东抄西抄，以讹传讹，抄自他人的著作，并注明资料来源，错了也可以不负责任。第二、二二八事件受害者或其家属，深仇大恨难以忘怀，故意夸大。第三、有些人喜欢讲负面夸大不实之词。第四、政治立场不同，鼓励加深仇恨。第五、政客为了政治利益。第六、有些人生性喜欢说谎话。
不实的讯息来自多方面，有是二二八事件当时的不实讯息，有是二二八事件之后的不实讯息，更不应该的是二二八事件在一九九○年代起成为“政治正确”的事件后，又产生新的不实讯息。
二二八事件不实报道与传闻，助长了当时悲剧的扩大与之后仇恨难以化解，更遗憾的是不实报道与传闻持续不断。早期不实的报道来自官方与非官方，之后，渐渐的官方不再作不实的报道，而非官方传闻则历久不衰。
当时是二七部队警备队长的黄金岛，曾当过日本志愿军，富有作战经验，参与二七部队退入埔里后，与二十一师对抗，前卫出版社为其出版《二二八战士黄金岛的一生》一书，另也常看到他的受访纪录，黄金岛因而声名大噪，但是他出版的书，却是错误百出。受访问时说：“二十一师从基隆登陆后，将人串在一起甚至用铁丝贯穿手掌，扫射后丢入大海”。在基隆海面的浮尸多数受访者看到的是用铁丝捆绑，也有说铁丝贯穿手掌、足踝，甚至有说：“国军登陆后，机关枪乱扫射，将活生生的人排成数排，以铁线贯穿鼻子，以船戴至外海，再将人推落海中”。铁丝贯穿手掌、足踝、贯穿鼻子均非事实。读者可以想想，如果要杀人，还要把对方先用铁丝穿鼻子或手掌吗？但是这种谎言，竟然也有人信，在网路上也有传播。
《许曹德回忆录》略称：基隆火车站前的浅水码头，捞起几百具尸体，每一个尸体，都是双手反绑，手腕之间以铁线穿透人手骨肉而后缠绕。《台湾二月革命》一书所称“暴徒被用铁丝穿过足踝投入海中”，《二二八民变》亦称“数百名被认为暴徒的人们，足踝被贯穿铁线，抛进海中”，与林木杞先生之说词相似。《基隆雨港二二八》有基隆林木杞先生受访问时，自称“双手双脚用铁线反绑，铁线从手掌穿过手背，双脚则从胫骨穿过，小腿被刺刀画了一个大刀口。他掉入海里，双脚的铁线松了，游到远处的岩壁才偷偷上岸，并有双手被铁线贯穿反绑的照片为证”。
受难者林木杞先生所遭受之不幸值得同情，但他的说词正好反映出以上“暴徒被用铁丝穿过手骨或足踝投入海中”其不合理性。请问：第一、胫骨用铁线穿过如何移动脚步、走路？第二、一个人双手及双脚用铁线反绑并贯穿，又受了伤掉入海里，铁线能轻易松脱吗？第三、铁线未松脱且身上又在流血，有能力游到远处的岩壁吗？
我们不禁还要问：军队有其一定的审问或处罚程序。很难想象，当地的司令会下令将暴徒不分青红皂白地抓起来，然后没有任何自白口供，就全部用铁丝绑起来，丢到海里面，造成港口漂满浮尸。即使要杀人，有必要用如此的方式吗？
很多访谈或回忆录说，“军舰甫靠岸就用船上机枪向路上行人扫射”。这更是毫无军事常识之谣言。舰上机枪主要用途是射飞机，角度对空。舰上机枪要射行人，恐怕要专门设计一个机枪座，让机枪能够朝下俯射才行。
这些基本的认识却没有办法让谣言止于智者。每年三月八日在基隆市都有纪念二二八事件的活动，其家属共同控诉国军的残暴：（一）、军舰甫靠岸就用船上机枪向路上行人扫射。（二）、被捕人犯用铁丝穿过手掌列队上船抛到海里。（三）、基隆码头漂满浮尸。但从以上说明来看，这些对国军的控诉都与事实很大距离。另依照档案资料显示，二十一师部队是三月九日清晨才在抵基隆，且登陆时未遇任何扺抗，因为戒严，路上根本没有多少行人。
参加二七部队，曾在埔里乌牛湳桥被国军子弹打伤的萧○瓶，受访时略称：“我们学生军曾目击当时遭二十一师屠杀的二七部队学生军尸体，军队用好几辆卡车来回清运尸体，惨不忍睹，我们躲在远处的草丛内暗自打颤流泪”。实际上并无萧○瓶所说之事。
出现在大陆的书刊也是报道国民政府军是多么残忍，如“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台湾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小史》略称：“三月八日，蒋军登陆后，对于人民不管死的、活的、伤的、男的、女的、老的、幼的，都用铁丝捆缚在一起，抛入海中，尸满海面。蒋介石集团不到一个星期时间内，屠杀了三万多人”。曾是“监察委员”的何汉文于《湖南文史资料选集》第四辑略称：“高雄市被击毙的民众大约在二千五百人以上。台中在街道要冲地方，许多人家是全家人死尽，绝了人烟。总计台湾同胞在这次起义中死亡的最少有七、八千人”。
高雄人张清沧先生自己也去访问一位住于高雄市爱河附近的陈○○，他说：“三月六日在路上差点被士兵射杀。目睹高雄市爱河，受害死难的民众尸体堆积掩过爱河水面”，张清沧特地多次问他是否亲自目睹，“他强调确是亲自目睹惨状，他还说传闻高雄市死亡数千人是不正确的，应有数万人才对。所以他这辈子不说国语”。张清沧在他的著作中说，“事实是，二二八事件在爱河死难的只有一人”。
有嘉义受访者说，二二八事件时他参与攻打红毛埤火药库，他们输了至少死五千人。张清沧查证说，实际上，红毛埤火药库的军队撤离到嘉义机场，才有抗争群众进入火药库，并未发生战斗，何来至少死五千人？
三月六日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被迫出兵平乱的行为，却被以谎言包装，扣上“高雄屠夫”的恶名。例如“高雄中学校园全染鲜血，尸体摧积如山”，甚至说在高雄中学内死了二千人。接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访问的罗先生说，他到现场看到当时在高雄中学被枪毙的不下两千人，而在火车站附近被枪杀的也有数千人。实际上高雄中学内一个人也没有死，火车站附近约有十人死亡，罗先生的说词显然太离谱。也有人说，有抗争群众盘据在高雄火车站对面的长春旅社而遭到杀害，死了三百多人，事实上也没有人死亡，而当时的旅社老板女儿在二二八事件后还嫁给宪兵队李先生，成为李太太。
《一九四七台湾二二八革命》一书也说，三月六日这天“处委会当场被杀者三十多人，受伤一百多人，伤者因无人送医，后来也全部丧生，……部队在市府里滥杀之后，一面夺走死者财物，一面顺手把尸体抛入爱河，一时爱河成为血河，河面尽是浮尸……。在寒雨中，……国民党军在高雄市进行疯狂的‘歼灭战’，……市内处处有巷战，最后一个前金派出所终告失守，学生们宁死不屈，全部壮烈成仁，此后一连三天，高雄市遭到空前的大屠杀，火车站一带的滥杀更为彻底。……彭孟缉部队利用车站地下道做为屠宰场，将无辜市民赶入地下道，以武装士兵守各出入口，然后开枪扫射，一时地下道里凄厉的哭喊声不绝，死尸堆迭，血流成河”。事实上，在高雄市政府因为群众陈亮谷等向军队丢手榴弹，而遭致反击，致使在现场有约三十名群众不幸遭要塞军队还击射杀外，其余所谓“处委会人员三十多人当场被杀”、“伤者一百多人无人送医而全部丧生”，“爱河河面尽是浮尸”，“处处有巷战”、“学生全部壮烈成仁”、“车站地下道作为屠宰场”均非事实，但是这些以讹传讹的诬陷说法，也使得彭孟缉背上“高雄屠夫”的恶名。
至于二二八事件中，整个高雄市死亡失踪人数究竟有多少人？来台调查的“监察委员”何汉文指出，事后彭孟缉向他报告：“从三月二日到十三日，高雄市在武装暴动中被击毙的暴民，初步估计，大约在两千五百人以上”。 但彭孟缉说他未曾向何汉文报告。事实是：高雄市政府的《高雄市二二八事件报告书》合计一二五人。台湾省文献会在一九九四年二月二七日发布的二二八事件死亡失踪名单，高雄市确定死亡六十八人，失踪二人。保密局档案显示，本省人死亡九十余人，外省人死亡四人。
杨逸舟于一九七○年二月在日本东京所着《二二八民变》，由张良泽先生译成中文，并于一九九一年三月在台湾出版。杨逸舟于书中“前言”部分自称：这本书是人类良心的记录，他于二二八事件不久，花了一个月时间，跑遍全岛向三教九流各阶层的岛民，听取民变当时的实情。再从这些目击者与体验者的证言中，选出可信度最高的整理下来。译者并吹嘘，杨逸舟历任“汪精卫政府与蒋介石政府的中央高官”，于民国三十六年八月奉内政部长张厉生之特命，返台密查。主要任务是密查台湾民情及省长魏道明贪污真相。
既然杨逸舟宣称他跑遍全岛又向三教九流各阶层请益，并将可信度最高的整理下来，那么该书对二二八事件真相的厘清应有很大帮助，实际则完全不然。《二二八民变》一书不但诸多与事实不符，有者还太离谱。例如书中所称，三月八日在基隆，登陆的士兵对着码头工人，“未加任何警告就突然用机鎗扫射，瞬时有数十名、数百名工人应声倒下，悲鸣与哀号四起”，“数百名被认为是暴徒的人们，足踝被贯穿铁线，三五人一组被抛进海中” ；“基隆市警察局在要塞司令部的指挥下，抛入海中的市民达二千人，……军人及学生死伤人数，则不在此数目之内”；“包括台北郊区，则约六千人被杀，基隆、宜兰方面，约有五千人被杀”；“嘉义市及机场的攻防战极为惨烈，计约五千人阵亡。高雄市方面，台湾军于激战之余，约死亡五千人”；“死亡者约二万人，轻重伤者约三万人” 。
上述杨逸舟所称基隆、宜兰、嘉义、高雄及全省的二二八事件死伤人数，均与事实不符。《二二八民变》一书广泛流传且被深信，杨逸舟又自称“可信度最高”，至今许多专家学者深信不疑。
杨逸舟另一本著作《受难者》，书中有关二二八事件之叙述，同样与事实不符且过于离谱。例如称“寿山的中国部队攻进高雄市内，无差别的屠杀了男女老幼约四、五千人。市政府前弹夹堆积如山，可见双方攻战的猛烈”。又称“部队从女尸上掠夺饰物，套戒指的就被切断手指，套手环的就被砍断手臂，挂耳环的就被割下耳朵”、“中国军于二周之内，杀了二、三万以上”。
另一本《台湾二月革命》也是广泛流传且被深信的书，是由“二七部队”的杨克煌，早于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在香港以小册子发行，一九九○年二月以署名著者“林木顺”在台湾出版。书中略称：“是根据曾经领导或参加过这次民变的同志提供资料编成的，所以其‘确实性’是十足可靠” 。但此书与《二二八民变》同出一辙，有诸多与事实不符且离谱之处。例如书中所称：三月八日“数百名十八、九岁的中学生，……被押到圆山仓库前面广场被国军击毙” 。“据私人统计，只台北市被杀的约二千余人，被补的也有千余人，大半都惨杀以后被抛弃于淡水河里，以致黄色的河水变了红色，一个一个尸体浮上水面，其惨状使人挑面不敢正视”。 三月九日在基隆，“在石延汉市长指挥下，警察到处捕人，捕了数百个‘奸匪’？‘暴徒’？……，用铁丝穿过足踝，每三人或五人为一组，捆缚一起，单人则装入麻袋，投入海中，天天海面都有死尸浮出。要塞司令史宏熹也率领武装同志逐日大捕大杀，其屠杀方法，残酷绝伦。二十名青年学生，被割去耳鼻及生殖器，然后用刺刀戳死”。三月五日在虎尾，“联合部队包围蒋军，……双方伤亡均很惨重”；三月十日在斗六，“陈篡地部队与蒋军，在斗六街道上发生大规模的遭遇战”。在高雄市，“三月五日，……本省籍警员二百余名参加起义，市内一切军政机关，一律被民众占领，被集中的官兵已达七百名之多。另一部分民众进攻高雄监狱，放出犯人二百余人” 、“杀人鬼的蒋军杀的疯狂了，……由学生坚守中的前金派出所被蒋军夺回，学生不留一人，全部战死”、“……彭孟缉杀下山来以前，已经预先先联络凤山驻军赶来夹攻……，直杀至八日，不分昼夜，枪声不绝，马路上、街头巷尾，到处是死尸，有的已经开始腐烂，有的在流血，却没有人敢出来收拾。……这样，高雄市民的英勇起义，尸横高雄山，血流西子湾，牺牲了数千人民的生命，终于被野蛮的蒋军镇压下去了！” 。三月五日在屏东，民众“以消防队的水龙管喷射汽油，火攻宪兵队，……随后拥至飞机场围攻”
以上所述均毫无事实，简直是鬼扯，在网路上却看到不少读者在发表其读后感言时，都是热泪盈眶，悲愤莫名。《二二八民变》作者杨逸舟认为他的书是“可信度最高的整理下来”，而《台湾二月革命》的作者杨克煌也认为他的书，“确实性是十足可靠”，但是这两本书的共同点是诸多与事实不符，有的还太离谱，造谣胡说，错误率百分之九十以上，但至今有许多人还是深信该两书的不实报道，不少专家学者也不例外。
《台湾二月革命》、《二二八民变》及苏新（笔名：庄嘉农）所着《愤怒的台湾》 ，为诸多研究、探讨二二八事件者所借重参考，但是这些书诸多虚构不实，而另一《台中的风云》（古瑞云着，笔名周明），内容亦诸多不符史实。这些书都有一个共通点，作者都是当时曾任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党员，在二二八事件后，有的前往香港或其它地区，然后用文字来渲染当时国民政府多么残暴，由于当时在台湾谈二二八事件是禁忌，因此，他们的书反而成为唯一的“纪录”，在海外广为流传，成为海外“台独”引述的资料。后来再传回台湾，或在台湾再版，也成为反国民党者丑化国民党的工具。历史就是这么讽刺，在二二八事件上，“台独”与共党的立场几乎一致，都把当时的国民政府塑造成无恶不赦残暴者。
《愤怒的台湾》一书中写到，“蒋军第三飞机场官兵五百多人，看见人民武装力量强大，不敢抵抗，派代表至‘作战总部’投降，于是台中市的蒋军全部被歼，所有俘虏，皆被收容在台中监狱，等候人民政权的处置。”
当时是台中“空军第三飞机制造厂”李准慰，于二二八事件时会见谢雪红等人而和平解决“空军第三飞机制造厂”的危机。李准慰看了《台湾二月革命》及《台中的风云》两本书后说：“看了这两本书后，大吃一惊，真是虚言虚词，胡扯捏造，像这样二二八的真相被扭曲，怎么向台湾同胞，尤其是历史所交代”、“《愤怒的台湾》为吹捧谢雪红难免与事实有出入”。
高雄市文献委员会，也于民“国八十三（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出版《续修高雄市志（卷八社会志）二二八事件篇》，其中之高雄地区二二八事件死亡、失踪者名单，高雄地区二二八事件被捕或通缉者名册应是事实。但是许多“民国八十五年”以后出版的书，专家学者们还是舍近求远，就高雄市部分喜欢引用一些以往离谱的旧资料或荒诞不经的传闻，也就是宁愿继续以讹传讹、将错就错，令人费解。
《台独》引述《纽约时报》三月二十九日报道高雄市之情形，指中国军队入街以机枪扫射民众，到处掠夺、强奸、至少有数百人死亡。早在三月三日发出的电稿，台湾已有三至四千人被杀，三月二十八日目击者的观察说被害人数已逾一万。不但如此，美国观察家均认为他们的估计是保守的，实际的数目远比估计的高。“一刚从台北到达中国的美国人说，从大陆来的军队在三月七日到达台湾后，马上展开长达三日的盲目屠杀及抢劫。……到处有死尸。……不少人头被割断，身体残缺不全。……尸体留在公园里，中国人不准人将它移去。……数千台湾人被打人监狱，其中不少被细小的铁线捆住，铁线深割入肉。”
作者是小林善纪，日本知名的台湾史专家，在其《台湾论》一书中称：“国民党政权在一个月中，便屠杀了两万八千名以上的台湾人”。
柯乔治（葛智超）的《被出卖的台湾》一书，更是错误百出，其中有的是道听涂说，更多的是自己的编撰，举例如下“架在卡车上的机枪队沿着公路行驶一二十英哩，向乡村街道滥行射杀三天”……“有个外国人在台北东区的路旁计数到三十多具身穿学生制服的年轻尸体，他们的耳鼻被切掉，还有很多被阉割，有二个学生在靠近我门前的地方被砍头”。“在高雄地区，国民党强迫受害人家属在大街上目睹亲人被残酷的处死”……；“在屏东市，整批将近四十五位在地方政治担任各项职务的台湾人被带到附近的一个刑场，事后从机场传来一连串的枪声”、“军队把一位台湾人代表捉来，又召来他的妻子儿女，在广场上，让他们睹亲人被砍头。”在宜兰地区，“一大堆当地市民立刻被逮捕，那位医院院长、一个医生五位委员会同事及一百人以上的‘普通’的台湾人都全被处死”。“台湾的流亡领袖，控诉在三月里有一万人以上被屠杀，我必须假定不会少于五千人，加上自三月以来经因参与事件为藉口而逮捕及处死的数千人，这数目可能逹及经常由台湾作者所说的二万人”
一位外国人自称遍游台湾，询问贩夫走卒、各行各业，有关二二八事件“大屠杀”的回忆。他说：“港都的男女老幼被迫跪在溪畔以机关枪扫射；花莲一部客车被部队强行征用载军队，往台北途中，司机将车冲入大海，这个故事迄今仍为全岛耳熟能详；在台东有原住民部落因反抗国民党，因而受到军队攻击；几乎所有学生的家族之中，都有亲人遇害；高雄有二千七百人遭到屠杀……”。 看了这些文章，真让人怀疑这些所谓的“外国人”是真还是假？
其他尚有诸多不实的报道与传言：“三月八日船进基隆港，军队立刻架起机枪向岸上群众乱扫，很多人头破腿断，肝肠满地；基隆要塞司令率领部队，割去二十名青年学生的耳鼻及生殖器后，再用刺刀戳死；国军21师登陆了，从九日起，台北到处都是枪声到处都是血肉淋漓的死尸、所捕平民四、五十人由三层楼上推下，跌成肉饼，未死者再补以刺刀；台北市被杀的约有二千余人，大半都被惨杀以后被弃于淡水河里，以致黄色的河水变了红色；台中的蒋军竟以军卡数辆各装载机枪、步枪，驶入市区、以机枪扫射市街；高雄的彭孟缉士兵在市区内见到年轻人就抓，然后以铁线捆绑，若有反抗或不满份子，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将其丢入海里；屏东的民众先断绝宪兵队的水源，然后用消防队的水龙管喷射汽油，进行火攻”。 稍微有常识的读者应该可以了解，当时的政府军与人民并没有什么血海深仇，是不可能如此做的，但是这些谎言，迄今仍然没有消失。
一位只有高中学历的研究者张清沧，在自发性研究二二八事件后有感触：“二二八事件之后至解严之前，这期间讨论二二八事件是一禁忌，故不实的资讯以讹传讹、将错就错，因此不实的报道与传闻在所难免。解严之后，二二八事件是可以公开讨论的，况政府也陆续公布二二八事件相关档案，而相关论着、文章也陆续公诸于世，遗憾的是相关论着、文章所报道的仍诸多与事实不符”。
不仅如此，学者们在详述二二八事件时，不负责任的也是比比皆是，这里不提那些摇旗吶喊的学者教授，仅就几位在学术界已有名望的研究者为例说明。民间研究者武之璋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一是张炎宪在仼“国史馆”馆长期间出版了一套《二二八事件档案汇编》，在“序言”部分称：“事件的元凶与历史的真相早已呼之欲出，只是找不到白纸黑字的原始证据而已。”武之璋批评说：“张炎宪身为国史馆馆长，当时又是民进党执政，馆长找不到白纸黑字的证据，谁又找得到呢？既然找不到白纸黑字的证据，如何敢说‘原凶’已经呼之欲出呢？”
二是“国史馆”另一本书《长官公署省参议会档案汇编日产篇》上、下两册，编者是欧素瑛博士。编者在“序言”中严厉谴责接收大员的贪污及侵占日产行为，甚至认为连产权清楚的台湾人房地产都横遭侵占，台湾日产接收法令与内地不同，使台湾人吃了大亏引起民怨等等，好像在日产接收问题上长官公署犯了滔天大罪似的。武之璋先生为此特别用了非常多的时间，将上下两册进行分类分析，将书中内容分为“台人企图侵占日产未遂之陈情案”、“法令矛盾引发纠纷案”、“日人军方强占台人土地要求发还之陈情案”等类，全然没有编者所谓无理强占台湾人房地产，也找不到一件影响台湾人权益的案子。
武之璋认为，以欧素瑛的学术水准，应不会写出这样一篇与书中内容完全相反的序，因而合理怀疑，上下两册书的编篡以及序言，“欧博士只是挂名，实际完全没有参与，所以会出现与内容不符的序文。果真如此，是否也太负责任了？”
三是二○一五年“中研院”台史所出版一套《保密局台湾站二二八史料汇编》共三册。陈翠莲博士在“序”中提及：搧风点火、反间、引蛇出洞、贪污索贿等情况。 武之璋也对此进行了查证，他细看了内容后，他认为无陈翠莲所说的相关情况，并认为陈翠莲夸大了保密局的功能。当年国军战斗部队在台不足五千人，分散在数十个据点，变乱一起，兵力不足分配。如攻打嘉义机场有二、三千人之多，守嘉义机场者仅一个班。以保密局在台时间之短，人员之少，只有搜集情报的功能，所谓潜伏在叛乱团体中如林风者，除了捜集情报，并没有发生任何作用。档案中，也有不少保密局人员替当事人澄清案，如董贯志之报告 。检举流氓李金狮、台北机场技术员代为涉案家人保释案为由的骗钱案。台南市警察局巡官黄长安暴动期间向酒家、旅社的募款案 等。
至于搧风点火、引蛇出洞等指控也与事实不符。因为保密局既无此能耐又无此必要。当时状况急如星火，全省都已沦陷，县市长不是逃亡就是被拘，政令不出长官公署大门，省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宪兵第四团长张慕陶、省党部主委李翼中及其它许多单位纷纷电告中央台湾情势严峻，非派兵不足以平乱。这种情况下，中央已经有足够理由派兵，何须保密局出马引蛇出洞，制造出兵的理由，蛇早已出洞四处咬人了，何须乎再画蛇添足呢？
台湾史专家戴国辉先生是这样写到，他为何走上二二八的研究：“当年的国府虽然没有明令禁止‘二?二八’的研究，但人人自危的社会氛围下，当然就没有人敢去碰它。当局对整个事变讳莫若深，极尽掩盖之能事。经历过‘二二八’的世代，对当年国府接收人员的贪婪残酷与镇压事变时的凶狠毒辣，虽有极深的憎恨与惶恐，但在国府戒严高压体制下的台湾岛内，除了偶尔私下吐露几句愤懑之词外，只有噤默不语，不敢声张；而战后出生的世代则靠着父母辈的一些传闻，撷取一鳞半爪，滋长出不断增高的愤懑与抑郁。‘“台独”’人士则利用国府的不当禁制措施，置‘二二八’的历史真相于不顾，反而利用其‘黑盒子’制造些神话，夸张失实地大作政治性的煽动蛊惑文章，有意无意地藉此制造仇恨，加深省籍矛盾，以求扩充政治资本，趁而建构其‘台湾民族论’及凝聚其‘台湾人意识’，企图为夺取政治权力铺路。这种作法只会造成历史悲剧的恶性循环，无法疗伤止痛，达到吸取历史教训的目的。”
戴国辉这段话，正好为其书名的副标题“神话与史实”做了最好的诠释。二二八的谎言不要再以“神话”出现，回归“史实”，才是台湾之福。
注：本文有关资料的出处，请参考原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