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对国民党衰败原因的再思考及建言 作者:郑剑(北京),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家委员、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
败选8个月后的国民党,依然没有脱离困境,依然在仿徨,依然在内耗,依然在令人唏嘘。国民党的窘迫,不是“轮流坐庄”的政治政党体制下支持率下滑、政党轮替下台的正常状态,而是思想影响、组织战力、内部文化、选民认可度的全面衰退。不能高估马英九本人执政失败对国民党的影响,马英九的失败不仅是其个人的失败,而是整个国民党的失败、台湾社会的失败。真诚地希望这是暂时的。
国民党衰败原因:
第一,缺乏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方向
政治立场与方向是立党之本。特别是党处于困难时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克服艰难险阻、脱离险境、从挫折走向胜利的首要条件。中外政党的历史,有力地证明了这一规律。中国共产党在最困难的时候,能够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国民党遇到困难时左摇右摆、不知所措,更有甚者,该党即便在占有优势时,如2008年、2012年两次大选大比分胜选,竟还寄希望于通过政治上的妥协退让来扩大选民基础,结果事与愿违。
实际上,自1988年李登辉执政以来,国民党一直处于做“中国国民党”还是“台湾国民党”的摇摆之中。“本土派”希望向“台湾化”转型,成为“台湾国民党”;传统派主张坚持和回归孙中山先生创党思想原点,坚持中国国民党固有立场。正是因为这种摇摆性、妥协性、软弱性,使得国民党最终逐步远离创党理想,始终不能站在时代的道义制高点上,一步步走下坡路,以致发展到当下不但一时被岛内社会主流所不容,也被蓝营部分选民所厌弃的地步。其中后者,是洪秀柱敢于较真,柯文哲、宋楚瑜势力能够在国民党阵营中拿到选票的重要原因所在。
第二,与岛内社会意识形态现实有所脱节
社会大变动时代,一度在岛内长期执政的国民党,既不敢大胆引领社会转型方向,又不能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与时俱进,一方面导致台湾社会转型误入歧途,另方面导致自身落在社会变迁的后面。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基本向着“民主自由”、“去中国化”、“偏左路线”、“资讯社会”的方向转型,前两者由政党和政治力量主动推动,后两者是社会矛盾与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经过李登辉、陈水扁20年思想改造,马英九8年政治绥靖,目前岛内民众的思想意识形态转型的方向已基本确定、过程完成大半。今后如无外部大环境变化,期望其主动回归“一个中国”为核心的传统认知,已比较艰难。
其原因,一是受西方“民主自由”政治理念毒害深重。缘于国民党长期反共教育的“反共”、“恐共”心态,逐步异化为“反中”、“恐中”思维,多数岛内民众不瞭解大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反感共产主义政治主张,惧怕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对“一国两制”,抵触两岸关系更深入发展。而国民党一味把发展两岸关系与岛内经济议题挂钩,没有抓住发达经济体民众求“公平正义”的思想脉搏,造成与民众所思所想有所脱节,民意把该党与“亲共”、“联共制台”连在一起,形成了国民党“权贵集团发两岸财”的刻板社会印象。
二是以“告别中国”为基本特征的“台湾主体意识”大体确立。统一日趋被民意定位为“极端”倾向思想,“台独”成为梦想;梦想不是人们所不希望的,而是梦寐以求但难以兑现的。而举“中华民国”之旗行维持“实质独立”之实,则日趋成为蓝绿选民共识。国民党既不明确坚守国家统一立场,又在一定程度上追随绿营政治主张,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妥协退让,把统“独”这一岛内最大政治议题的发言权拱手相让,造成极大被动。
三是“拥抱日本、依靠美国、亲近西方、利用大陆”为指向的社会情感日益强化,以致走到违背民族大义和人类普世价值程度。媚日言论得到同情,反日主张被视为异端。不坚持原则的国民党难辞其咎,但又不敢直接面对这个现实,仍然步步退让,逐渐被民意逼到墙角。
四是网路科技、大数据、“创意哲学”盛行,岛内选举文化出现质的变化。能够敏感地抓住资讯社会的特点,善于运用现代媒体传播手段和话语体系、组织运作方式的民进党、柯文哲等,更善于有效激发选民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热情,获得其认同与支持。靠组织战、基层绑桩等传统方法手段生存发展的国民党面临危机。
第三,没有强有力、善团结的领导核心
国民党的衰败,马英九难辞其咎。从历史看,国民党从大陆时代起,迭遭败绩,第一败在政治理念不合时宜,第二败在领导核心缺陷致命,第三败在利益格局固化难破,第四败在组织文化腐朽落后。马英九执政8年,这四个因素都严重存在,他本人希望通过党务改革解决问题,但由于其对岛内社会发展阶段的认知天真幼稚,没有看到统一与反统一、“台独”与“反台独”以及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和不可妥协性。推行超前的全盘西化、党组织“选举机器化”改革,企图用常态社会、“美式民主”的办法,解决转型社会的社会政治文化问题,南辕北辙,使得国民党更加涣散化、功利化、腐朽化;山头问题、路线问题、士气问题、政治方向问题等不但一个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在马英九当局内部,由于马对资本主义制度下“政治分赃哲学”体会不深、对台湾社会人情世故认识有误、执政团队组织建设手段幼稚,使得大量公务人员无所适从、消极怠工,还有的想看马英九及其身边人士出洋相,效率低下、人浮于事现象普遍,造成马当局施政能力不高、执行力尤其低下。
总的看,马英九的政治理念过于西化,在国民党内和台湾社会水土不服。另方面,本来众望所归的某党主席,个人算计一时超越党派利益,在2016年大选问题上没有及时承担起应有的责任,缺乏对国家民族以及政党利益负责任的态度,威信大降;重要的是造成2016年“总统”候选人洪秀柱社会影响力有限、党内四面掣肘,一直面对内部“换柱”的挑战,内外两线作战,无法成为领导核心。后强行操作“换柱”,幕后运作色彩浓厚,个人利益算计过多,政治诚信受到质疑,即便如愿以偿,但这种做派对国民党的团结和领导层威信形成长期伤害至今。
第四,组织文化保守落后
国民党的问题,实质是“党建”出了问题。国民党的内部组织文化,形成于建党早期,至今没有脱胎换骨。其基本特点是服从领袖、论资排辈、密室操作、山头林立、政商密切、党政关系一体、政策循规蹈矩。国民党作为岛内社会的右翼政党,在经济状况差的今天,本来更适合其稳定政权。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普遍规律。但是,历任领导人都没有能力打破国民党既有利益格局,反而使之越加牢固;政商背景复杂、政治格调不高的人士,则难以服众。在内部固有利益格局牢不可破、外部政商关系错综复杂的格局中,党内新生力量缺乏上升空间,新鲜血液不足以补充旧的肌体,组织文化成为国民党的致命弱点。
目前,在国民党内,高层位置大多被李登辉时代培养的60岁左右的人士把持,国民党没有充分利用8年执政的有利条件,培养起强大接班人团队,反而把最适合培养人才的许多重要机会给了领导人个人欣赏但不为国民党内多数、台湾社会主流所容的人士,甚至还给了绿色背景人士。国民党中上层青黄不接,新秀凤毛麟角,四、五十岁中生代仍在挣扎求出头。而势单力薄、社会影响有限的洪秀柱“弄假成真”,一度意外成为国民党2016年大选候选人,即是国民党不善培养新血的结果。
第五,社会新兴政治力量挖角蚕食
由于选民逐渐厌恶蓝绿恶斗的政治格局,中间选民逐步增多,以近年来一系列重要“社会运动”为标志,岛内新兴政治势力逐步兴起。目前这种势力虽一时尚不会摆脱蓝绿斗争的基本框架,选举关键时刻可能各自归队两大阵营。但从大趋势看,只要国民党、民进党不改变既有尖锐对立思维和政治运作模式、“为反对而反对”仍然盛行,该势力壮大将有必然性。目前柯文哲为代表的所谓“白色力量”、宋楚瑜参选所激发的反国民党势力,是新兴势力兴起的重要表现。但该势力现有选票多来自蓝营和中间选民,即国民党的传统地盘,对国民党相对不利。
第六,大陆因素被岛内社会有所消化
岛内民众对大陆因素的认知主要有二:一是台湾经济发展离不开,二是台湾安全稳定最大威胁。他们普遍对民族大义、统一的必然性缺乏认识;对民进党上台会“地动山摇”缺乏应有警觉;对于来自大陆的利多缺乏感恩,反而认为“理所当然”。特别是对民进党和蔡英文两岸政策主张的欺骗性认识不清,多认为蔡英文不会强力挑战大陆,民进党上台两岸关系不会生变。因此,国民党的大陆政策王牌,效应有所降低。
但也要看到,岛内多数民众对国民党大陆政策优于民进党、不愿看到两岸关系生变、希望来自大陆的利多持续维持下去的基本共识未变,大陆因素仍是国民党和“反独”势力生存发展的有力因素。一旦岛内民众认识到民进党上台导致两岸关系“地动山摇”,国民党的优势就会发挥出来。这一点,短期内不会改变。
结论:国民党的出路在于在“反独促统”上发挥更大作用
从历史看,国民党是有能力完成阶段性历史任务的政党,在重要关头只要大势所趋、有关方面引导配合得当,可以在推进历史进步上做出一定贡献。如在大陆时期的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到逃台以来遏制“台独”、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等。但另一方面,国民党在阶级、利益、组织、思想等方面固有的局限性,决定了其只要不做根本性改革,不会成为持久地代表进步势力与方向的政党,越是作为靠利益而非理念集合、依权益而非理想维系的政党,在进步的道路上能够前进的程度越是有限。近代中国历史的每一次重大变局中,国民党的表现都表明其不是彻底的革命政党。在当前形势下,国民党如果不改变自身的劣根性,尤其是以对“台独”的妥协退让求活路,就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
两岸关系的分裂状况、岛内民众国家民族观念的混乱,与国民党长期实行的“反共拒统”政策和教育息息相关,国民党在岛内的困境也是国民党自己造成的。2000年,台湾选民因为国民党腐败,从组织上厌恶国民党。2016年选举失败,则意味着岛内选民从思想路线上与国民党暂时拉开距离。但是,国民党的衰败不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国家和平统一进程的挫败。两岸关系的主动权掌握在中国人民手中、两岸关系大势对民族复兴和国家统一有利的大格局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只有能够洞察未来、把握未来的政党,才有光明前途。愿国民党诸君深思对国民党衰败原因的再思考及建言。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7年3月号,总第23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