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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懿黑:韩国民粹主义如何影响其外交政策?

(2025-12-22 08:18:56) 下一个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赵懿黑(本人供图)


中韩关系研究青年论坛现场(活动主办方供图)

  中评社香港12月23日电(记者 马逸群)12月5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赵懿黑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中韩关系研究青年论坛上发表《韩国民粹思潮的扩散及其对外交政策空间的再塑造》主题报告,系统阐释了韩国的民粹主义思潮如何影响该国的对外政策。

  赵懿黑表示,近年来,韩国社会的民粹主义思潮持续升温。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倾向于将社会划分为纯粹的民众与腐败的精英两个对立阵营,并主张政治应是民众普遍意志的直接体现。从2016年烛光集会、2022年充满民粹色彩的大选,到2024年的戒严风波,民粹主义在韩国不断演进,对国内政治生态与外交政策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

  首先,赵懿黑分析了韩国民粹主义思潮的诱因。她认为,韩国民粹主义的兴起是经济、社会与政治制度等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第一,经济长期低迷、就业困难与房价高企,特别是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住房成本飙升,为民粹主义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第二,阶层固化与教育不公引发公平危机。财阀经济模式导致财富高度集中,青年阶层分化尤为严峻。同时,教育体系中的特权现象进一步削弱了社会流动的可能性。第三,制度化的表达渠道受阻。韩国国会长期陷入党派恶斗,难以形成有效治理与制衡;政党也多围绕个别政治家构建,未能有效整合与调解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

  接下来,赵懿黑梳理了韩国民粹主义思潮的爆发与发展。她表示,当前韩国的民粹主义思潮在其社会意识、身份认同与政治竞争等多个层面均有显着体现。首先,韩国民众普遍存在民众与精英的对立情绪。韩国社会长期对政商勾结等结构性弊病不满,民众对既得利益集团及传统政治精英的信任度持续走低。其次,排他性的身份政治日益凸显。民粹主义对真正人民的狭隘定义,表现为对多元群体和价值的排斥。对老年人的厌恶厌女性别对立已成为韩国重要的社会议题。同时,社会对外国人和多元文化的包容度也明显下降。最后,政党竞争也开始走向民粹化。2022年的总统大选是标志性事件,两大主要候选人均有意强化自身的民粹形象。她认为,社会的民粹主义情绪常因政治危机或突发事件而被点燃。2016年,韩国政坛爆发的重大丑闻,激起了民众对既得利益集团与执政阶层的强烈不满,进而引发了大规模的烛光集会。随后,文在寅以恢复公平正义为承诺赢得选举并上台执政。然而,在其任内,高层丑闻依然频发,导致民粹主义情绪进一步深化。

  2022年,尹锡悦以政治素人自居,凭借直率、接地气的形象,迎合了社会高涨的民粹主义思潮。上台后,尹锡悦因朝小野大的国会格局和持续低迷的支持率,援引戒严这一非常手段。此举触发宪政危机,推动民粹主义思潮再度高涨。后续风波中,韩国政党以及政治人物各自谋求政党利益或个人利益,且围绕司法程序与政治运作的争议不断浮现,导致民众对政治制度及精英阶层的信赖持续流失,民粹情绪在质疑中不断加剧。

  赵懿黑发现,戒严风波后,韩国社会的民粹主义思潮呈现出新趋势。发布戒严后,尹锡悦及其他保守政客为转移矛盾、巩固支持基础,散布中国干涉韩国选举等毫无根据的阴谋论,将内部政治斗争歪曲为亲华与爱国的对立。这种操作使反华成为极右民粹势力新的身份标签和动员工具。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支持尹锡悦的极端右翼群体,与持有厌女、厌恶老年人等观点的民粹人群高度重合。例如,2025年1月2日,长期陷入厌女争议的网络漫画作家砰砰(??)在NAVER平台发文声称公调处试图非法逮捕总统,鼓动粉丝参加集会抵制。由此可见,韩国右翼民粹势力的动员与激化,与长期以来积累的民粹主义思潮密切相关。

  赵懿黑认为,韩国的民粹主义高涨导致该国的对外舆论和外交政策均受到影响。其一,韩国民众的对外舆论对文化、历史等议题具有高度敏感性。民粹主义思潮往往与民族主义情绪相互强化,导致此类议题极易触发排外倾向。例如,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出现朝鲜族服饰后,韩国国内反华舆论迅速升温,许多声音指责中国挪用韩国传统文化。值得关注的是,同样的朝鲜族服饰曾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展示,当时并未引发大规模争议。

  其二,外交政策空间受到严重挤压,政策制定易被国内舆论裹挟。由于民众对精英信任度低、政府外交政策比以往更受舆论限制,政策与谈判空间缩小。例如,2024年6月,李在明用中文向中国大使说谢谢,便遭保守派媒体及网民批评有失国格。

  赵懿黑特别指出,韩国的对华舆论深受民粹主义影响,这一点在青年群体的态度上表现尤为突出。一般而言,年轻人对他国往往持更开放态度,但韩国青年对华反感度却高于年长者。究其原因,首先在于韩国青年群体的民粹主义情绪较为强烈;其次,1980年至2000年出生的韩国青年成长于韩国经济文化崛起的时期,普遍具有更强的优越感与民族自豪感,对文化、历史等议题尤为敏感。

  其三,外交议题被工具化,损害长期国家利益。极端保守人士将反华作为国内政治斗争工具。例如,在对华团体免签政策实施后,国民力量党部分议员公开散布嫌中言论,炒作中国犯罪组织渗透等话题,主张推迟免签实施,进一步加剧了两国之间的民意对立。这种为政治利益而恶意操弄外交议题的行为,严重破坏了中韩关系赖以稳定的社会与民意基础。

  赵懿黑总结道,当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结合,外交政策愈发被情绪化舆论牵动,增加了对外关系的脆弱性。极端右翼力量借助阴谋论动员,将对外议题工具化,使韩国外交空间进一步受到压缩。然而,韩国社会同样涌现出理性的制衡力量,舆论界与学界不断从民粹主义视角批判戒严事件及极端舆论。

  她认为,在民粹思潮席卷多国的全球背景下,韩国的事件并非孤例。韩国的相关情况可视为一个全球性反思契机:如何通过实质性的社会经济改革与制度完善,有效疏导民粹主义,避免其走向极端化与暴力化,已成为许多国家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

  中韩关系研究青年论坛由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举办,中韩两国13位青年学者对两国关系自二战以来的诸多议题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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