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林整风之五

4、5月间，周恩来又连续抓了出口罐头、衬衣、照相机等日用工业品和广交会展品的质量问题。他指出，现在我们出口数量不大，质量却这么差!这怎么向国家交待，向人民交待，向领袖交待?为什么台湾能搞，我们搞不了?过去能搞的，现在搞不出来?从产品质量问题入手，他进一步分析、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新产品质量不稳定，就是规章制度执行不好，要遵守好的规章制度、好的工艺流程，现在是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根据他的指示，国务院对有关产品的质量问题专门发出通报，召集有关方面人员调查、研究、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通过大力整顿，使一些产品质量得到明显的提高。 

1972年下半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业方面的整顿进一步深入发展。同年10月，国务院有关经济管理部门在北京召开了加强经济核算、扭转企业亏损会议。会议针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的谬论，提出要切实地抓好企业管理，严格实行经济核算制，建立建全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和经营管理的基础工作。 

这次会议还提出了允许国营企业在完成7项计划指标后，从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奖励基金，用于职工的集体福利和给先进生产者以物质奖励。会后，经济主管部门又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经周恩来批准，提交1973年1月的全国计划会议讨论。《规定》对改进经济管理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加强国家统一计划，搞好综合平衡，反对地方各行其是；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不许乱上建设项目；职工总数、工资总额、主要产品物价等管理权集中在中央，各地区、各部门无权擅自决定；中央下放的大中型企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少数省辖市管理，不得再层层下放；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广泛推行计时工资加奖励，少数重体力劳动可实行计件工资，等等。这个文件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讨论时，28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都表示赞成，唯有上海市的代表在张春桥等人的操纵指使下，表示坚决反对，并由张春桥出面迫使会议将这个文件收回。 

在此期间，周恩来等还顶着江青集团大批所谓“崇洋媚外”、“爬行主义”的压力，克服“左”的思想的干扰，为打破闭关锁国状态、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1972、1973年间，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批准从联邦德国、日本等国引进一米七轧机、几套大型化肥成套装置和多套综合采煤机组等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设备，对于提高我国工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在工业进行整顿的同时，在农村也开始纠正一些“左”的经济政策。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国务院曾先后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和全国林业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根据周恩来多次讲话精神，再次明确肯定了农村《六十》的基本精神，决定适当放宽农村经济政策，在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允许农民个人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允许生产队拥有因地制宜的灵活性。 

此外，国家还通过调高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降抵支农产品的出厂价、销售价以及实行粮食征购一定5年等政策，鼓励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这些政策对于遏制极左思潮的泛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保护农业生产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1年12月26日，在批林整风刚刚开始之初，根据广大农民、农村干部的强烈要求，党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指示》重申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要求各地不要照搬照抄大寨大队的劳动管理办法和分配办法，而要从实际出发，着重总结本地的经验，采用群众自己创造的、愿意接受的、简便易行的办法；强调要注意农业的全面发展，不能把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否定。《指示》发出后，各个省、区都召开专门会议，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研究、落实。 

由于"左"的错误的长期影响，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同样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1972年5、6月间，在湖北省委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期间，在"当前农村中两条路线斗争的主要倾向是什么"的问题上，与会人员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较多的县委书记认为，当前农村中虽有极左的流毒，但主要倾向是右，另一些县委书记则认为极左思潮的倾向是主要的。又如在1972年1月召开的山西省委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上，虽然着重讨论了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问题，但会议通过的《纪要》对农村许多经济政策采取了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的模棱两可的态度，对农村中的极左思潮一概回避。会上,当一地委副书记对本地区"左"的政策进行批判时，被昔阳县委书记说成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报告”。平定县委副书记等则表示：“我们是坚决跟着昔阳老大哥走。” 

尽管存在着诸如此类的阻力，但在批判极左思潮逐渐成为批林整风主流这个大气候下，1972年间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努力还是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如在1972年10月召开的山西省委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上，与会者普遍感到，由于批林整风的深入，特别是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阻力比半年前明显减少。年初会议上顶牛的平定县委副书记等也表示回去要认真落实政策。会议肯定在自留地、猪饲料地等问题上要坚决按《六十条》办，当时在山西省比较普遍的大队核算除少数确实办得好的外，一般都要恢复为生产队核算。 

1972年下半年间，江苏、安徽、山东、江西等许多省都就落实农村经济政策问题召开了各种会议。会议在诸如所有制、社队规模、劳动管理、自留地、分配问题、多种经营问题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上，程度上不同地批判了极左思潮，纠正了一些"左"的错误。在农村批判极左思潮的直接成果，是《六十条》等党的农村政策得到了程度不同的落实，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明显提高，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