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参“８·２５事件”

３、总参“８·２５事件”

　　根据相关资料，１９６６年３－４月间，总参作战部再提拔增加了六位副部长，即：徐芳春、谭旌樵、张桂文、王强、孟平、成学俞。这样，文革前夕，作战部的副部长人数连雷英夫在内共达九人之多。

　　当年８月２５日，总参发生了有名的“８·２５事件”，半年前的杨成武、王尚荣、雷英夫这一总参批罗的“左派”组合，产生了裂痕。

　　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有关这一事件较为详尽的描述，当为陈虹的《总参“八·二五”事件真相》。陈虹时为总参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又在总参文革办公室工作，该文的资料来源应具相当可靠性。（１０）根据陈文，“８·２５事件”的大致经过如下。

　　８月２２日，总参党委在京西宾馆礼堂召开机关师以上干部会议，杨成武作了机关开展文革的动员报告。随即机关就有人到旃坛寺（笔者注：总参机关所在地）贴大字报，说杨的讲话是压制革命运动。“随后，总参的一些部、局，也贴出一批大字报，其矛头大部分是对着总参领导的”。

　　８月２５日上午，毛泽东按照预定安排，要接见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笔者注：经核对新华社电讯稿，毛泽东接见的时间应是当日下午），陪同的有周恩来、杨成武和彭绍辉，国防部外事局（笔者注：即总参外事局）局长潘振武为引见人。“陪同和引见的人还没有到场，外事局参谋孙启祥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打电话，说他代表革命群众，要求毛泽东不要让潘振武参加接见”。徐业夫将他接到孙电话事告之杨，杨请示了周恩来，周同意了杨为照顾群众情绪，不要潘参加接见的建议。

　　当日下午，总参党委召开会议，研究和具体部署机关文革事。外事局一些干部得知总参党委在开会，即冲到北楼６层总参党委会议室，质问杨成武，同时向总参党委提出抗议，“说什么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支持了外事局革命群众要求，同意不让潘振武参加接见外宾活动，杨成武压制群众罪责难逃等等”。

　　“在那个会上，群众未来冲击之前，杨成武就将２５日毛主席接见潘未参加的情况向到会的同志讲了。当外事局冲击会场的同志退出后，杨成武又向到会的总参党委委员和列席的部、局领导重复了一遍。王尚荣是总参党委委员，参加了这次党委会。杨成武两次叙述潘未参加接见的经过，他都亲自听到了的”。但“当天晚上，外事局的大字报贴出来了，作战部连夜开会，支持外事局群众‘革命行动’的大字报也贴出来了。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副部长雷英夫等带头签了名”。作战部是总参第一部，位置显要不言而喻，“当作战部的大字报一贴出，各部、局马上响应，纷纷贴出了大字报，表示对外事局部分人的‘革命行动’的支持。总参机关的形势，发展异常迅猛，使人有‘乌云压城’之感”。

　　按照军委和总政的指示，“那时军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在各单位党委领导下进行的，总参的运动才开展两三天，就发生了冲击总参党委的事件，这是非同小可的事。当时，周总理知道了很生气，很快给杨成武打来电话，询向情况，要杨提高警觉，并说人家都要夺你权了，你还不知道”。周随即亲笔写了一信说明事情原委，徐业夫也于２７日写信给总参党委说明当时情况，总参党委收到两信后，第二天公布于众。作战部的人看到周、徐两信，立即翻了过来，说他们受骗了，上了外事局一些人的当。“他们群情激愤，集合队伍，摩拳擦掌，要去冲外事局，有的甚至几乎要动手打起来”，杨成武当即制止。

　　总参近乎乱了套。８月３０日，叶剑英在三座门（笔者注：军委办公所在地）召开会议，“肖华、张爱萍、王尚荣、雷英夫和杨成武都参加了。叶剑英主持会议并作了指示。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也讲了话，指出王尚荣、雷英夫的做法是错误的。他说，杨成武有什么缺点，你们有什么意见可以提，但不允许这么搞。张爱萍副总长也讲了话，批评了王、雷二人。王尚荣、雷英夫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陈虹说，本来事情到此已处理完，“可是林彪知道了，却抓住不放，他说此事一定有后台，要撤作战部长、副部长的职”。“第二天，林彪亲自召集军委会（笔者注：据有关资料，军委第５６次常委会在９月１日举行），老帅们大都参加了，贺龙副主席也到了会。林彪讲了对‘八二五’事件看法后，坚持要撤掉王、雷的职务。他的意见得到了与会人员的认可，于是会上决定撤销王尚荣、雷英夫总参作战部正、副部长职务，交代问题。随后军委给各大军区和军兵种发电，宣布了王、雷被撤职的事，作战部掀起了对王尚荣、雷英夫的揭发批判。总参各部局的同志也到作战部参观大字报。这就使总参机关的局势得到了控制，变得较为平稳”。

　　陈虹又说：“客观地讲，林彪当时利用了‘八二五’事件，对王尚荣等人进行了迫害，并借这个事件整了贺龙同志，这件事的平反是完全应该的。但这不等于说这个事件就是正确的。就这件事本身来看，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不能说成是对的”。

　　笔者十分同意陈虹最后这段话的后半部分，却难以同意这段话的前半部分。对总参“８·２５事件”的定性，周恩来早在林彪之前已认定是王、雷要夺权，周不是说了“人家都要夺你权了，你还不知道”吗？林彪后来坚持要对王、雷按原则处理予以撤职，并没有什么错，否则，作为军队中枢的中枢——总参机关的局势难以稳定。而且，这一处理意见得到了军委常委会议全体与会者（包括贺龙）的一致认可，不能说是林彪一人对王尚荣（陈虹此处没有提雷英夫）的“迫害”。陈虹文章还多处为杨成武开脱，认为杨并无意要处理王尚荣，这恐怕也有违当时事实。总参大院内发生的事，杨成武不主动去汇报，周恩来、林彪怎会这么快就知道？以杨的脾性，周、林对事件的性质都已表了态，维护了杨的权威，杨高兴还来不及，还会为王尚荣说什么好听的话？

　　对“８·２５事件”，毛泽东本人也是知情的，对王、雷的处理，毛表示过支持。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毛接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时说：“现在流行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结果弄到自己头上了，不行了。不过斗来斗去，错误的人总是站不住脚的。街上有打倒杨成武的大字报，打倒肖华的大字报就更多了。杨成武是代总长，管好几个部，作战部要打倒他。打倒肖华是北京军区司令部的人提出来的，不几天自己就被打倒了”。

　　雷英夫在其以后的口述回忆录中，用了很长的篇幅进述了他在文革前夕及文革中如何“三次得罪康生，康生欲置我于死地”，“江青把矛头指向我，在毛泽东面前告了我的御状”，“一次与林彪无法避免的接触，便我得罪了林彪”（雷所有的这一类说法，人们都难以得以证实），却只字不提自己在文革前期过分突出的表现。关于“８·２５事件”，雷只有一句“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５日，我和王尚荣被林彪等用莫须有的理由突然逮捕了”，闭口不谈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如此假话连篇，难道又是号称“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应有的道德承担？（１１）

　　于此，笔者再次感到纳闷的是，当时作战部九位副部长，为什么仅仅雷英夫一人与王尚荣写了批杨的大字报？这是否再一次证明了雷英夫此人确实非同一般的热衷政治，不守本份？


４、“诬陷刘少奇”的材料

　　总参“８·２５事件”之后，雷英夫被关押多年，对此，人们本应予以同情。惟每念及此人文革前夕及文革初期主动献身的“左派”行迳，似乎又觉得他是有点儿咎由自取。

　　文革结束后的１９７８年７月２６日，华国锋以军委主席名义批准任命雷英夫为后勤学院训练部副教育长。此时的后勤学院，以原军政大学后勤系为基础组建，经军委批准，执行大军区级职权。雷的职务，大致相当于正军级别。（１２）

　　后来有人说，当时的后勤学院院长陈漫远、政委李聚奎很欣赏雷的才干，多次写报告要雷到后勤学院任副院长，后经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批复，只能任学院副教育长，并在工作中继续考察。经笔者查证，罗瑞卿于当年７月１５日离京到西德治腿伤，雷的任命是７月２６日由华批准的，中间有十一天的空档期。罗是否确有那样的批复？雷的任命是否在华之前已经出国前的罗批准？今天已难以考究，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雷是绝对不可能回到总参谋部的了。

　　长话短说。转眼到了１９８０年８月，“两案”审理进入“取证”阶段。“办案人员在浩繁芜杂、数量惊人的案卷材料查阅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份‘有关少奇同志的材料’，上面有‘雷英夫’的签名及日期。这就是１９６６年８月林彪批给江青，经江青圈阅的诬蔑刘少奇的材料原件，也是林、江勾结制造全国最大冤案的一个罪证”。（１３）

　　“细心的办案人员对这份材料作笔迹鉴定，发现正文不是雷的笔迹。全文共九页，前后字迹不同，大家对字迹进行了反复辨认。具有过目不忘能力的取证人员突然想起他见过林彪办公室一位秘书的交代材料上的字与这字体相同，找来那位秘书的字进行对照鉴定，果然没错。办案人员找到那位秘书，此人证实了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３日原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来找叶群，叶群拿了一份材料让他誊抄。他抄了两页，另一个工作人员抄了七页。叶群让雷英夫在材料上签了字。这是雷英夫写的诬陷刘少奇的材料。这个秘书为此写了证词”。

　　“两案”办人员随后还找到了雷英夫１９６６年８月关押后被抄走又辗转移交的五个笔记本，其中一本记载了当年８月１１－１４日林彪、叶群与雷的谈话梗概，这就是本文开头“两案”起诉书所指控林、叶、雷的主要内容。惟起诉书没有引用叶群对雷英夫所说的其中一句关键性的话：“１９６５年１２月上海会议中，少奇约她去谈罗的问题。叶说了一半，刘就不听了。并说：‘雷英夫有些能力，但意识不好，他的材料不能相信。’林总说，这实际上是说他”。

　　参与“两案”审理的图们，后来写了一本书，全文转录了这份“有关少奇同志的材料”。本文转录如下：（１４）